從戰略層面理解重大意義

農民穩定增收是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當前，實現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要從戰略層面理解促進農民穩定增收、持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重大意義。

這是建設農業強國的堅實基礎。農民增收不僅是衡量農業現代化水平的關鍵標尺，而且是我國夯實糧食安全根基、從農業大國邁向農業強國的基礎和前提。隻有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特別是從事糧食生產能夠穩定獲得與全社會平均水平基本相當的收入，才能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要引導他們採用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和裝備，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質量效益，有力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也隻有這樣，才能增強農業的吸引力和競爭力，引進培育一批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從根本上解決“誰來種地”的問題。

這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關鍵舉措。促進農民穩定增收，特別是使防止返貧致貧對象的收入增速高於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的治本之策。對於有勞動能力的防止返貧致貧對象，可通過穩定的產業帶動和就業幫扶，推動他們的收入實現超常規增長，增強他們應對疾病、災害、事故等突發風險的能力。對於沒有勞動能力的對象，必須通過穩定的社會救助使他們的收入水平能夠滿足不斷增長的基本生活需要，確保他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不掉隊。

這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重要支撐。擴大消費，必須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關鍵是增加農村居民收入。當前，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明顯，農村消費市場潛力遠未釋放。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將“多措並舉擴大鄉村消費”作為“積極促進農民穩定增收”的一項重要部署。促進農民穩定增收，有助於提升農民消費能力和意願，有助於暢通國內大循環、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有助於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營造穩定健康的市場環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系列挑戰需高度關注

這些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收入增速，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不斷縮小。但若深入分析就會發現，實現農民穩定增收仍面臨諸多挑戰。

城鄉收入差距依然較大。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由2012年的2.88︰1降低到2025年的2.31︰1。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在縮小，絕對差距則在擴大。觀察發達國家的情況，美國、日本等在工業化中后期，城鄉居民收入比通常逐步降低至1.5倍左右。對此，我們需從歷史演進、政策設計等多個維度加以研究，找到適合我國國情的方法路徑。

區域收入差距較為突出。我國農民收入呈現明顯的“東高西低”。浙江等東部省份依托發達的民營經濟、較高的城鎮化水平和活躍的非農產業，農民收入長期領跑全國﹔甘肅等西部省份受自然條件、基礎設施和產業發展水平制約，農民增收渠道相對單一。2025年，上海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8122元，甘肅為15001元，可見，不同區域農民收入差距依然較大。

內部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明顯。國家統計局全國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組調查數據顯示，2025年高收入組家庭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7148元，低收入組為5763元。這反映出相當一部分農戶已通過規模化經營或非農就業獲得了較高收入，而低收入群體增收依然面臨諸多困難。

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偏低。糧食主產區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但農民收入水平與產業貢獻尚不匹配，“產糧大縣、財政窮縣、收入低縣”的情況依然存在。2025年全國13個糧食主產省中，除江蘇、山東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於全國平均水平24456元外（江蘇、山東分別為34147元、26613元），其余11個省份均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十五五”時期是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窗口期。如果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的現象長期存在，不僅會影響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階段性目標，還會影響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質量和成色。

條分縷析找准成因

促進農民穩定增收之所以面臨諸多挑戰，根本原因在於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尚不平衡，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遠低於非農產業，農業從業者與非農從業者的收入差距較大。2025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僅佔GDP的6.7%，第一產業從業者卻佔全部勞動力就業的22.2%，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相當於全國全員勞動生產率的約30%。更好地認識這個問題，需要從全球比較、歷史淵源、現實表現等多個維度深入考察。

城鄉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中的普遍現象。在一國經濟發展的早期，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普遍規律，即使后期通過政策干預縮小了差距，也難以完全消除。自工業革命以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資本、技術、基礎設施集聚產生的虹吸效應都使得城鄉收入差距擴大。19世紀，英國的城市工資比農村高出70%以上﹔20世紀中葉，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在工業化初期也出現了類似現象。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城鄉居民收入比普遍大於1。由此可見，城鄉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不由國家發展水平或地域差異決定，這是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

就我國而言，歷史地看，城鄉二元結構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重要原因。改革開放前，這表現為工農產品不等價交換形成的“剪刀差”，改革開放后，這表現為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資源在城鄉間難以平等交換和雙向流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長期處於“缺血”狀態，農民收入增長缺乏資源要素的有力支撐和權益價值的有效實現。

還要看到，“胡煥庸線”映射的經濟發展格局尚未發生根本改變。1935年提出的“胡煥庸線”北起黑龍江黑河，南至雲南騰沖。線東南側以平原、丘陵為主，集中了當時全國約96%的人口﹔線西北側以高原、山地為主，人口佔比為4%左右。這種人口、資源、經濟活動的不均衡分布，造成不同地區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收入水平出現差異，至今未發生根本改變，這也成為我國不同區域農民收入差距較大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在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大背景下，農民收入構成已發生顯著變化，從單一經營性收入加部分兼業收入，演變為工資性收入、經營淨收入、轉移淨收入、財產淨收入。2025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佔42.5%，經營淨收入佔33.5%，轉移淨收入約佔21.5%，財產淨收入佔2.5%。相比之下，城鎮居民除了工資性收入佔比60.8%以外，由養老金、離退休金構成的轉移淨收入以及房租、存款利息、理財收益等帶來的財產淨收入，佔比分別達到17.8%和9.7%。綜合分析來看，農民收入的短板，在於農業支持保護政策尚待完善、養老醫療保障水平不高帶來的經營淨收入和轉移淨收入還不夠高，在於城鄉二元分割、要素流動不充分導致的財產淨收入佔比過低。

一系列挑戰背后還存在幾方面現實原因。

一是城鄉二元分割依然存在。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在技術裝備、規模效益和附加值創造上存在鴻溝，城鄉之間勞動生產率有顯著差異，客觀上導致了務農與務工在收入上的差異。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長期形成的城鄉分割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許多進城農民工仍然難以在常住地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城市資本、人才和技術下鄉也面臨諸多制約，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良性循環尚未完全形成。

二是東中西部發展差距造成區域間收入分化。東部沿海地區擁有高度集聚的產業集群、眾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和較高的工資水平，農民通過發展現代農業、就近就地轉移就業，可以獲得更高的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淨收入。中西部地區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程相對滯后，產業鏈條短、就業容量有限，本地產業發展和就業創業空間不足，大量農村勞動力傾向於跨省流動就業。這種產業結構與就業機會的區域性差異，直接造成東中西部農民收入的差異。

三是群體分化和政策缺位拉大農民內部收入差距。近年來，農業從業人員群體快速分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高素質農民掌握現代農業技術，善於對接市場、信息渠道廣泛、資金實力更強，能夠通過規模經營、延長鏈條、品牌營銷等方式獲得較高收益。而大量小農戶尤其是老年農民，受限於自身文化素質、專業技能和經濟實力，生產經營能力和市場議價能力有限，難以發展高效農業、提升產出效益。還要看到，長期以來農民增收依賴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寄望於城市和非農產業的發展成果自然惠及農村，對低收入群體的幫扶政策存在覆蓋面不足、精准度不夠、有效性不強等問題。客觀上，這種間接滲透的傳導機制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層層衰減，難以穿透性直達最需要賦能的農戶。

四是穩糧保供責任影響糧食主產區農民增收。糧食主產區需要承擔穩定糧食種植面積和產量的任務，耕地用途管制嚴格，非農產業普遍發育不足，農民收入更加依賴農業生產經營，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淨收入佔比偏低。糧食等重要農產品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性產品，價格長期維持在相對低位，但是種糧成本卻持續攀升，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種植收益空間。從本質上看，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偏低，是種糧比較效益偏低、利益補償機制不健全的集中體現。

系統破解現存難題

農民增收事關農業農村長遠發展，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局，不僅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立足“十五五”促進農民穩定增收，需一手抓發展、一手抓改革，通過強有力的制度安排和針對性政策舉措，系統破解現存難題。

總的來看，關鍵是要下決心從根本上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動勞動力、土地、資本、數據等要素在城鄉之間平等流動、一體配置，既讓農村資源要素能夠順暢進入城鎮市場、分享城鎮化增值收益，又讓城市資本、人才等要素有序下鄉，激活鄉村沉睡資源。推進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務與戶籍挂鉤因素，促進未落戶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務。

總體策略上，需借鑒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戰略策略。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堅持精准施策，集中力量攻克最難啃的“硬骨頭”。應當運用這種戰略思維，對促進糧食主產區、欠發達地區和西部地區農民收入增長給予持續投入，做到精准識別、精准施策、精准考核。對糧食主產區，完善糧食產銷區省際橫向利益補償機制﹔對欠發達地區，穩定幫扶政策體系，強化內生發展動力﹔對西部地區，加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培育特色優勢產業，拓寬就地就近就業渠道。

具體來看，一是進一步推進新型城鎮化。當前，依靠工業化吸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階段已基本結束。接下來，要堅定不移推進城鎮化，特別是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新型城鎮化，推動進城農民工和農村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著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推動農業從業人員持續減少。

二是以產業升級帶動農民增收。實現農民持續穩定增收的重要出路，在於努力將農業建成現代化大產業。需以產業鏈思維重塑農業產業體系，分類施策、多管齊下。通過土地流轉、托管服務等方式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通過鼓勵農戶不離土、不離鄉就近從事加工、電商、休閑農業等二三產業，變單一收入來源為多元支撐，拓寬兼業增收渠道。通過推進農村資源確權，暢通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的轉化通道，實現農民財產性收入可持續增長。通過支持現代農業企業發揮引領帶動作用，支持社會化服務組織將中小農戶引入產業鏈條，支持集體經濟組織為低收入群體提供更多保障，構建政府加強政策引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聯農帶農、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格局。

三是深化農村重點領域改革。要在保護農民權益基礎上順應現代化發展要求，探索構建進城落戶農民權益的自願有償退出機制。以穩定的城市就業崗位、持續的工資性收入以及納入城鎮職工社保體系，弱化農村承包地所承載的生存保障功能和農民對土地的傳統依附關系。將符合條件的進城落戶農民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通過公租房、共有產權房以及購房補貼等，有效銜接農村宅基地的居住保障功能。堅持依法自願有償原則，建立平穩有序的銜接機制，使農民“帶著權益進城、帶著保障落戶”。

四是前瞻應對數字時代收入分化風險。數字技術發展在提升效率、創新業態的同時，也在加劇“數字鴻溝”風險，特別是缺乏數字技能和接入條件的農民存在被邊緣化的可能。對此，必須未雨綢繆，加快推進農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面向農民開展數字技能培訓，幫助他們參與電商、直播帶貨、智慧農業等新業態。完善數字時代的收益分配和利益調節機制，從制度上防范算法和平台權力對農民群體的擠壓，確保數字紅利惠及廣大農民。

此外，還要加大對農村居民生產生活的政策扶持力度。在生產領域，建議借鑒國際通行做法，完善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穩定農產品價格，加大直接補貼力度。例如，歐盟共同農業政策通過巨額預算支持農業發展，加大對中小農場主的傾斜﹔韓國不斷加大農業直補力度，通過小規模農戶直補和面積直補的雙層架構穩定農戶收入。在生活領域，可以借鑒國際經驗，構筑全方位生活保障網，防止農民因病致貧、因老返貧。例如，日本將農民強制納入統一的公共醫療與養老體系，使農民在繳納較少費用的情況下也能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待遇。面向“十五五”，需立足我國國情，充分研究和借鑒世界各國對保障農業、農村、農民以及推動城鄉協調發展的經驗和做法，進一步強化政策供給和制度建設，有力有效促進農民穩定增收。

（作者系中國農業風險管理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