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豫東的村庄裡，平靜的日子中不乏小風波。老人摔骨折了，屋頂被風掀翻了，村民的電動車被盜了……這些列在保險公司賠付清單上的事項，映照的是中國普通鄉村最真實的日常。

　　農民生活狀態，是衡量鄉村全面振興成效最直觀的標尺。本報記者近日多次來到河南省開封市杞縣走訪，同時梳理多家保險公司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賠付的6640條“綜治家財險”賠付清單，觀察我國農村當下真實的風險、韌性與正在發生的變化。

　　人身意外事故約佔總體事故發生量的88%，老人和兒童成意外高發人群

　　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人保財險、中原農險、人壽保險在杞縣共支付了6640筆“綜治家財險”理賠。“綜治家財險”全稱“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家庭財產保險”，與商業保險不同，它是河南省委政法委主導的一項惠民保險，由地方黨委政府牽頭、財政補貼保費、保險公司市場化運營。以家庭為單位，繳納100元即可保全家，涵蓋被盜搶、意外傷亡等39種理賠事項。在杞縣，超過3.26萬戶農民投保。

　　在6640筆理賠中，人身意外事故佔比約88.4%——摔傷、扭傷、割傷、燙傷、貓抓狗咬是主要類型。陽堌鎮前了城村，81歲老人陳某，摔傷導致骨折，臥床至8月初﹔西寨鄉，一名5歲兒童玩耍摔傷頭部，還扎著繃帶……值得關注的是受傷人群的年齡結構：60歲以上老人和14歲以下兒童合計佔比約65%。

　　吳起城村黨支部書記劉慶永感慨，“老年人跌倒、小孩被貓抓狗咬，常會發生。”中了城村81歲的劉奶奶去年摔了腿。“要是沒這個保險，花費就得我自己扛了。”她說。

　　人保財險杞縣分公司副總經理劉阿利介紹：“2025年，我們總保費收入136萬元，賠付138萬元，處於小幅虧損狀態，但我們堅持把社會利益放在前面，為經濟社會發展保駕護航。”

　　“以往出現意外，群眾損失無處彌補，極易將訴求轉嫁至他人或政府，產生矛盾。”河南農科院農業經濟與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滕永忠表示，“綜治家財險”的賠付，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一種代償，當家庭照護能力因勞動力外流而弱化，社會保險機制承擔了這部分風險成本。

　　農村基礎設施短板有改善，但仍存在提升空間

　　杞縣位於豫東平原，易遭受大風等自然災害侵擾。賠付清單上，與此相關的案件約120起，多是“房頂瓦片被掀”“太陽能熱水器刮落”“房屋漏雨牆體受損”等。記者在魏庄村、何庄村幾個村裡走訪，看到幾處屋頂剛剛修繕過。同時，農村老舊房屋的建造標准和抗災能力較低。在賠付清單上，多次出現“線路老化”“線路短路”“電壓不穩”等字樣。

　　一年半的時間裡，火災類賠付147筆，雖隻佔總賠付筆數的2.21%，但累計賠付金額達35.54萬元，佔總金額的11.49%，單筆平均賠付高達2418元，是單次損失程度最大的風險。“農村一旦起火，損失很大，容易引發返貧。村民房永建家，就因線路老化引發火災，房屋沒法住，被迫改成了一個養雞場。”魏庄村黨支部書記侯社建說。

　　農村風災火災隱患大，但多個村的危房和電網改造進度、農村消防設施配置等還存在一些短板。有村干部介紹：“村干部人少事多，容易哪個事急就干哪個，有些工作就難免滯后。”

　　令人欣慰的是，碰撞、爆炸等其他社會治安類風險賠付合計僅24筆，佔總賠付筆數的0.36%。反映了杞縣農村地區整體社會治安環境良好，極少發生重大惡性治安事件。

　　盜竊案件數量大幅下降，民警、網格員等下沉力量發揮重要作用

　　在賠付清單上，記錄的盜竊案件18起，吳起城村村民賈寶標說：“現在村裡也裝了攝像頭，誰還敢偷？”

　　民警力量的下沉，是記者在杞縣多個村子走訪時看到的現象。許多大村子裡都設有警務室。沒有警務室的村，也都安排了包村民警。警力的下沉，既避免了矛盾擴大，也震懾了不法分子。

　　許多理賠案件還呈現一個特點：備注欄幾乎都寫著“已報警”。“這是‘綜治家財險’的一個設計。”劉阿利介紹，“我們將保險理賠與報警程序挂鉤，既方便理賠，也推動村民提升法律意識。”

　　過去不少村民不愛報警，認為很多小案件“報了警也沒用”，但理賠客觀上推動了農村治安事件的規范化登記。基層派出所因此掌握了更完整的社會治安基礎數據，也有助於盜竊案件的偵破。

　　除了民警，下沉力量裡數量最多的是網格員。在6640筆理賠中，“鄰居報案”“村黨員代報案”的字樣反復出現。杞縣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劉曉光介紹，縣裡推行將支部建在網格上，成立網格黨小組268個，1300余名黨員中心戶包聯4000余戶困難群眾、獨居孤寡老人等。

　　在所有理賠案件中，一些賠付件標注“延遲報案”“不會報案，最后由網格員、鄰居、黨員代為報案”。對於這部分人群，村干部成了“編外理賠員”——代填資料、跑手續、打電話。“這在一定程度上雖然增加了我們的工作量，但也拉近了干群關系。”劉慶永說。

　　今年上半年賠付總量同比下降22.23%，基層治理探索取得成效

　　與2025年同期相比，2026年上半年理賠筆數從1970筆降為1532筆，下降22.23%，賠付總金額下降27.4%。整體呈現“案件數、賠付額雙降”態勢。

　　“對於理賠登記的數據，我們也向公安、人社、醫保等部門反饋。在組織部門的協調下，很多工作做在了前面，一些隱患被消除了，發生事故的概率也降低了。”劉阿利說。

　　“做在前面”，主要做了哪些事？把火災高發區域通報給消防部門，推動區域消防整改﹔把盜竊高發區域反饋給公安部門，優化該村的“雪亮工程”監控布點……在蘇木鄉，消防部門獲得該鄉火災密集出險的數據后，將該鄉列入檢查優先序列，對鄉裡的重點場所開展“雙隨機”抽查。經過消防檢查、整改，蘇木鄉火災發生率大大下降。

　　數據勾勒出基層治理的一些成效，也暴露出一些短板。比如，保障結構與風險結構不匹配，火災、自然災害等單次損失較高的風險，目前的保障力度仍顯不足。在泥溝鄉，一位村民家的房屋因火災化為灰燼。“幾千元的賠付還遠遠不夠。”這位村民說。火災類單筆平均賠付僅2418元，遠低於農村家庭火災的實際損失，無法有效覆蓋極端風險造成的重大財產損失。

　　極端風險的防返貧保障能力也仍待進一步提升。2000元以上的大額理賠案件僅佔8%，但貢獻了33%的賠付金額，這類案件大多對應著農村家庭的重大財產損失、疾病支出，是造成農民返貧的主要風險來源。但目前的保險保障對這類極端風險的覆蓋力度不足，無法有效覆蓋重大風險造成的家庭經濟損失。“‘綜治家財險’只是防返貧制度體系中的一環。要真正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底線，還需要返貧致貧風險監測、醫療保障、社會救助、產業幫扶等制度協同發力。”滕永忠說。

　　開展農村治理，不僅要依靠農村自身的力量，還需要更多資源的投入、更多制度的銜接。持續不斷匯聚起這些力量，鄉村全面振興之路就會走得更穩健。

　　

　　記者手記

　　“四兩”確能撥“千斤”

　　貓抓狗咬、跌倒摔傷……這些意外在農村很是常見。以前這類問題少有人管，小事變成了大事，引發鄰裡、家人、干群等矛盾。而今“綜治家財險”的賠付，從單純的經濟補償工具，演變為一種深度嵌入基層治理、參與風險預防和矛盾化解的機制，成為打開社會治理難題的“新鑰匙”。

　　令人欣慰的是，保險公司的賠付大於保費收入，雖處於小幅虧損狀態，依然扎實開展這項工作，這正是金融工作“以人民為中心”的體現，也的確起到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的價值取向，引導形成一種能夠有效提升社會韌性、化解基層矛盾、促進公平正義的社會治理機制。

　　當然，要充分發揮這把“鑰匙”的作用，還需要政府加強引導、精細管理、加大支持，提升產品與服務的適配性，以及社會各界共同參與，才能更好地構建一個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 人民日報 》（ 2026年09月21日 1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