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競爭更加聚焦基礎前沿領域，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互促共進，原創性顛覆性創新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此背景下，強化戰略前沿領域科技布局、加強前沿技術預測預見尤為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未來產業具有前瞻性、戰略性、顛覆性等特點，需要科學謀劃、全局統籌”“重點是提升前沿技術戰略預判能力，加強多元技術路線探索並及時動態調整”。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看清前沿技術可能向哪個方向發展，又要把握技術多路徑演進規律，著力提升對前沿技術的戰略預判能力，在方向選擇、資源配置和政策支持上提高科學性、有效性。

深刻理解戰略預判的要義

科學發現提供新原理、揭示新規律，技術創新則需要把科學發現轉化為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具體方案。當同一種科學原理進入工程實現階段，由於受到材料、工藝、成本、基礎設施以及使用環境等各種條件約束，可能形成不同的技術方案，而同一種產業需求也可能由不同技術組合加以滿足。這種從科學原理到技術方案的分化，是前沿技術發展通常呈現為多路線探索、演進的重要原因。

技術演進並非簡單的直線過程。一般來說，技術生命周期表現為這樣一個過程，即技術在發展初期，性能改善較慢，隨著知識積累和工程經驗增加，技術性能進入較快提升階段，而接近既有技術邊界后，其改進空間又會逐步收窄。在此過程中，新的科學原理、材料工藝以及系統架構都有可能打開新的技術空間，這使得原有技術軌道出現分岔。因而，技術進步既表現為沿著既定軌道的持續改進，也包括不同技術范式之間的競爭與轉換。當前我國高度重視的未來產業恰恰處在新技術范式孕育形成的階段，主導技術體系尚未完全確立，多條技術路線同時探索具有客觀必然性。例如，作為數字生命研究的支撐技術，腦機接口領域已形成侵入式、半侵入式、非侵入式多條技術路線並進的發展格局。

哪一條技術路線能最終佔據主導地位，不完全由實驗室指標決定。某一技術一旦通過規模化應用取得先發優勢，圍繞其形成的生產設備、技術標准、專業人才、供應體系和用戶基礎就會相互支撐，學習效應和規模效應會進一步強化這一技術路線，形成路徑依賴甚至鎖定。由此看，既不能把短期的技術領先簡單等同於長期的產業優勢，也不能在信息不足時過早把資源集中到單一路線。作出戰略預判的要義，是在國家戰略目標相對明確、具體技術路線仍存在不確定性的條件下，對不同技術路線的發展潛力、成熟程度、支撐條件和轉換風險作出持續動態判斷，並根據新的科研進展和產業實踐及時調整。

可見，提升前沿技術戰略預判能力，歸根到底是提高遵循科技創新規律和產業發展規律進行決策的能力。戰略預判不是預測哪項技術一定能成功，也不是編制一份長期不變的技術目錄，而是在不確定條件下更好把握技術發展的方向和節奏。即哪些領域關系長遠發展，需提前布局﹔哪些技術仍處於早期探索階段，應保留更多可能性﹔哪些路線已進入工程化驗証階段，可通過真實場景比較性能和成本﹔哪些技術逐步成熟，可以更多交由市場選擇。通過戰略預判，把技術發展階段看清楚，才能有效提高政策支持的針對性、有效性。

技術預測預見關系未來產業

未來產業培育周期長、技術變化快，從基礎研究形成突破到應用技術開發、工程化驗証，再到產品定型和規模化應用，需要跨越多個階段。技術在不同階段要解決的問題不同，早期探索階段面臨的主要矛盾是原理能否成立、技術能否實現，進入工程化階段后需解決技術可靠性、成本以及配套問題，走向產業化后則要接受市場需求、商業模式和競爭規則的檢驗。在此背景下，提升前沿技術戰略預判能力就非常重要，能夠把技術所處發展階段和政策作用方式結合起來，避免用同一種政策支持不同成熟程度的技術。

這有助於把握未來產業布局的時機。布局過晚，可能錯過基礎能力積累和產業規則形成的重要階段﹔布局過早、投入過度，又可能在技術尚未被充分驗証的情況下開展大規模建設。特別是在未來產業受到廣泛關注的情況下，如果缺乏對技術成熟度和產業化條件的判斷，就容易出現各地圍繞相似領域重復布局。真正有價值的多路線探索，是不同技術原理、不同工程方案之間的競爭，而不是相同技術路線在不同地區的簡單復制。

這有助於提高創新資源配置效率。前沿技術研發具有高風險、長周期和較強知識外溢等特征，一些重大科研設施、基礎共性技術具有明顯的公共產品屬性，單一企業往往缺乏獨立承擔的能力和動力，需要國家保持戰略投入。但進入工程化驗証階段和市場應用后，技術路線的優劣就越來越取決於成本、質量、可靠性和用戶選擇。進行戰略預判的重要價值，也體現為既能使有限資源可以支持技術的長期積累，又能通過競爭發現更有效的技術方案。

這有助於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前沿技術的戰略價值不能隻看論文、專利和實驗室指標，還要看能否形成穩定的工程能力和產業能力。需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用，堅持“產業出題、科技答題”，隻有把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企業和產業用戶的判斷結合起來，才能及時發現一項技術從“可行”走向“可用”、從“可用”走向“好用”所面臨的真實約束。

找准不同階段政策需求

我國已形成較為完整的科技創新規劃、重大任務部署和前沿技術預測預見相關體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已經開展重大非共識項目試點，開辟專門渠道遴選和資助意義重大、爭議性大、風險性高的原創性、顛覆性研究工作。這些都說明，對於前沿技術領域，既要形成方向性判斷，也要為其他技術路線的研究保留探索空間。

技術發展在不同階段對政策的需求並不相同。顛覆性技術創新的實踐表明，在技術形成早期，政策重點應更多放在基礎研究、原始創新和共性能力建設上﹔關鍵技術逐步突破后，需通過中試驗証和應用場景幫助技術發現問題、加快迭代﹔進入產業化應用階段，則應更多依靠公平競爭形成優勝劣汰，同時完善標准、監管和市場環境。智能交通等領域的發展過程表明，研發支持、示范應用和產業規制等政策工具並非彼此割裂，而是隨著技術成熟度變化轉換側重點。需要通過戰略預判識別這種階段性變化，更好服務政策決策。

當前，尤其要防止前沿技術預測預見靜態化。制定技術清單有助於集中研究力量，但清單反映的是一定時期內對技術發展的認識，不等於對未來結果作出確定判斷。技術條件和市場環境發生變化，原來處於優勢的技術路線可能遭遇新的約束，原來並不突出的方案也可能因關鍵環節突破而快速推進。如果項目進入清單后長期固化，就容易形成政策資源圍繞既有路徑自我強化，削弱發現新路徑的能力。因此，技術預測預見應當保持開放性，需完善持續跟蹤、階段評估和動態調整機制。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提升前沿技術戰略預判能力，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對於關系國家長遠發展、基礎性和外溢性強、投資周期長的技術方向，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和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用，加強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供給，為企業利用重大科研設施和開展中試驗証提供條件。戰略預判主要解決方向性、基礎性和公共性問題，為多個具備可能性的技術路線提供探索條件，而不是提前代替科研主體和經營主體作出具體技術選擇。

對於技術方案較多、產業需求較為明確、能夠通過產品和服務比較優劣的領域，需更多發揮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和市場發現功能。企業最接近生產現場和用戶需求，能夠判斷技術是否可靠、成本能否下降、商業模式能否成立。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和完整產業體系提供了豐富應用場景，應通過公平開放場景、暢通要素流動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讓不同技術路線在真實需求中接受檢驗。

用好“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的合力，還需與技術發展階段聯系起來。技術越靠近基礎研究、越具有共性能力，政府就越需要承擔長期投入和組織協調責任﹔技術越接近產品化和規模化應用，市場選擇和企業決策越需發揮更大作用。國家支持的重大技術方向，應允許不同科研團隊和企業提出不同實現方案﹔主要依靠市場探索的技術，也需要政府提供基礎制度、公共平台和公平競爭環境。在提升前沿技術戰略預判能力過程中，不能簡單地在政府與市場之間二選一，而是要根據技術成熟度、戰略重要性等調整兩者的作用方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