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的信】

1983年2月，“兩彈一星”元勛錢學森給中國科學院院士李正武寫了一封信。信件僅200余字，沒有客套寒暄，卻映照出兩位“患難之交”的深厚情誼和默契。

1955年，錢學森和李正武同乘克利夫蘭總統號回國，兩家人還一起游覽了廣州的名勝古跡。此前，二人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工作，並先后被限制離境……“我要盡最大力量來建設自己的國家，讓中國人民過上幸福有尊嚴的生活”，成為他們共同的信念。

“一直收到《國外核聚變簡訊》，我每期都看。”錢學森長期關注我國核事業發展，尤其關心受控聚變、核動力與原子能和平利用問題。而李正武，正是我國受控聚變領域的奠基人。

歸國后的李正武，率先提倡在我國開展受控核聚變與等離子體物理方面的研究，領導絕熱壓縮小型磁鏡裝置、小型仿星器裝置的建設，並倡議建造穩態“多用磁籠”裝置。1969年年底，年過半百的李正武來到四川樂山西南五八五所（后更名為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在艱苦的條件下開啟了中國首座人造太陽裝置——中國環流一號的研究和設計工作。就在寫信的次年，中國環流一號完成全部安裝，同年裝置聯調並成功獲得穩定等離子體。

在信中，錢學森筆鋒一轉，提及當年1月份看到的一篇文章。“激光的科學理論在三十年代就完成了，所需要的技術條件在三十年代亦已具備，但激光卻出現於六十年代，晚了三十年”——錢學森對文章作者的結論深以為然，認為“其原因是人們思維的慣性”。

當時，錢學森已全身心投入國防科學技術領導工作，開始從更高層次思考其他領域諸多重大科學和技術問題。“我想受控熱核聚變是否也有類似情況？是否也是三十年代就已具備了開展研究的條件，而實際直到五十年代才開始工作？”他擔心“思維慣性”會讓科研人員在困難面前裹足不前，影響國家科技發展的進程。

“現在我們要制定長遠科研規劃，切莫犯類似的錯誤。”錢學森對仍奮戰在科研攻關與工程總體一線的李正武寄予期許，並建議“可否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寫點文章，以治治我們的思維慣性”。

李正武則用行動回應著摯友的叮囑。1986年，他在第11屆等離子體物理與受控核聚變研究大會上匯報中國環流一號初步實驗結果，引起國際聚變界關注。1988年，他提出中國環流二號的概念設計框架，推動我國受控聚變事業再進一步……他的實干精神不僅為年輕的科技工作者樹立了榜樣，更培養了大批受控熱核聚變和等離子體物理研究的骨干力量。

2012年，李正武囑咐女兒將個人物品捐贈給中國核聚變博物館，希望后人銘記中國核工業創業的艱辛。這封信亦在其中。如今，這封信的復印件安靜地陳列在核工業西南物理研究院“正武樓”內，它的面前是新一代人造太陽“中國環流三號”整套模型。年輕的核工業人牢記先輩囑托，正在此聚力攻關受控聚變的科學、技術和工程難題，為人造太陽早日點亮人類能源未來奮力拼搏。

（本報記者 張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