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天津、福建新设三个自贸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决定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
   会议指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一年多来，围绕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服务业开放、完善政府监管制度等，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党中央、国务院已决定在更大范围推开，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会议要求，一是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在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再推出一批扩大开放举措，并将部分开放措施辐射到浦东新区。二是除涉及法律修订等事项外，在全国推广包括投资、贸易、金融、服务业开放和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28项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国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推广6项海关监管和检验检疫制度创新措施。三是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会议要求抓紧制定新设自贸园区具体方案，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调整实施相关法律规定。

新设自贸区比上海面积更大、项目更多元、特色更浓

   中国建立自贸区是必然之举，中国周边业已形成自由贸易链条，中国不能脱离链条拱手相让贸易地位。北面有韩国的仁川、釜山，福建对岸有台湾地区，南面有香港、新加坡自由贸易港。如果不进一步开放，就会形成贸易洼地，类似于转口贸易、集拼生意、国际产品销售中心、服务中心等就会绕过中国沿海地区。一旦中国沿海形成自贸链条，就牢牢嵌入了东亚自贸链条中，不再只是低端制造业与低端服务业基地。 　　
   津、闽、粤三大自贸区紧随上海之后，毫不掩饰雄心，他们比上海面积更大，推出的项目更多元，特色烙印更浓。 　　
   率先获批的上海自贸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天津自贸区主要涵盖3个功能区，中心商务区、东疆保税港区，以及天津港保税区（含空港经济区），总面积约260平方公里，接近上海自贸区的9倍。福建自贸区可能包括平潭的392.92平方公里、厦门的150平方公里及福州新区11平方公里，是中国所有申报的自贸区当中，合起来面积跨度最大的自贸区。广东自贸区将是体量最大的自贸区，总共931.385平方公里，到2020年可开发面积为295.385平方公里，远远大于目前上海自贸区所规划的28平方公里。 　　
   从目前来看，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制度将进一步在其他三个自贸区推广，同时根据自身地理位置确立自身特点。 　　
   天津自贸区主要对准东北亚，大力发展航运，未来金融租赁业有优势；而福建的自贸园区主要是发展台海贸易，促进对台合作的发展；广东自贸区是粤港澳合作的2.0版，“粤港澳自由贸易区”主要是发挥香港的优势，突出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包括推动贸易自由化、粤港高端服务的合作等，带动珠三角发展。

上海自贸区改革一年成绩几何？

   近日，国务院正式确定了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名单，此前呼声较高的粤津闽3地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对外开放经验以及优质的现有保税园区等因素成功入围。 　　　　　　
   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上海自贸区设立一年多来，围绕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服务业开放、完善政府监管制度等环节，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因此粤津闽3地可在现有基础上，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 　　　　　　
   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粤津闽将“接棒”上海，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更多经验。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指出，广东自贸区主要对准港珠澳，未来在高端金融服务业上将有大的发展；天津自贸区主要对准东北亚，未来金融租赁业有优势；而福建的自贸园区主要是发展台海贸易，将促进大陆与台湾地区的经济合作。 　　　　　　
   “第二批自贸区试点的出现不仅将为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还将进一步提高我国整体对外开放水平。”广东省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品安对本报记者说，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一些原有管理机制对市场化、利用外资、提高效率的束缚作用开始显现，此次自贸区扩容正是通过“松绑”从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释放经济活力。

自贸区之间竞争不可避免

   建立自贸区是第一步，自贸区能否成功取决于改革的理念、决心与执行力。从上海自贸区的实践看，理念正确，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通过保税、仓储、展示、物流、服务的开放，大规模地降低贸易成本。 　　
   但在具体操作上仍然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以负面清单为例，目前的负面清单依然繁琐，两个版本的负面清单必须得到各部委首肯，负面清单范围缩小有限，甚至有些是专拣无关紧要之处缩紧，如上海的负面清单缩减农业等项目的审批。在真正需要开放的服务等市场上，难以挣脱锁链。 　　
   由于存在技术风险，一些改革推进困难，比如金融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才能实现市场效率与风险的统一，居民是否在一定限额内实现自由兑换，企业对外投资、境外发债是否能够彻底取消审批。以前在天津曾经有香港直通车动议，最终对金融风险失控的担忧压倒了其他考量。 　　
   在信息时代，服务业并不拘泥于地理位置，目前天津自贸区以金融租赁业务为特色，广东自贸区涉及高端金融服务，福建的自贸区涉及对台的金融和贸易等合作——这样的划分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很有可能，最后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会同质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展开人才与政策竞争。 　　
   四个自贸区谁执改革牛耳？哪个地方政府最具市场意识，哪个自贸区最具有专业能力，哪个自贸区就会脱颖而出。

自贸区扩容打响了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发令枪

   自贸区扩容并非是给个别地区“政策红包”。专家认为，自贸区扩容打响了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发令枪，标志着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始由点及面地有序推进。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指出，上海自贸区经验的核心，是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关的“三张清单”，即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负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清单”、法有规定必须为的“责任清单”。 　　
   “对于此次扩容，市场期盼已久。政策最终落地，一方面有助于国家治理结构的完善，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扩大试点将帮助更多的经济参与者在新常态下积累管理市场、应对风险的经验。”丛屹说。 　　
   数据显示，上海自贸区试点一年来，已有283个项目落户，共新设企业12266家，超过了原保税区20年的注册总量，就业人数随之翻了一番。12月12日以前，国务院就已经取消和下放了690项行政审批事项，加上本次会议确定的108项，被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已达798项。 　　
   “为适应新常态，中国主动采取了诸如自贸区、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此准确地讲，我们是‘以开放促改革’而不是‘以开放倒逼改革’。”丛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