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每千名老年人仅拥有24.4张养老床位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家庭小型化、空巢化趋势凸显，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养老服务业也进入发展快车道。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副所长姜向群认为，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服务夕阳的朝阳产业喷薄欲出。但与快速增长的养老需求相比，养老服务的供给仍显不足。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要达到30张。但目前只有24.4张，离纲要提出的标准还有很大缺口。我国的千人床位拥有率不仅没有达到一些发展中国家3%的水平，与发达国家5%—7%的水平相比差距更大。

　　差距也是潜力。“中国的老年人口已超过2亿人，养老服务业将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市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

　　在2014中国养老产业发展论坛上，有专家这样预测：2014年至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亿元左右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比例将从8%左右增长到33%左右。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

　　养老服务机构存在结构性难题

　　姜向群认为，目前我国养老服务机构总量供应不足，同时还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而不少民营养老院却因价格高昂而床位空置。

　　姜向群说，公办养老机构在兴办、运营过程中得到政府在用地、投入等方面的补贴支持，交通便利、价格低廉，再加上老年人普遍更信任公办养老院，导致“一床难求”。“像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这样的公办养老院，估计每月每个床位的成本在1万元左右，但由于有政府补贴投入，对外收费只有两三千元。”一位业内人士介绍。

　　相比之下，民营养老院的发展则面临诸多障碍。“我们运营压力特别大，这两年人工费、物价都在涨，冬季烧柴油取暖的时候花费就更多了”，北京金泰颐寿轩养老院工作人员孟昭萍说，“民营养老院不好办，成本高、盈利少。”

　　“民营养老院基础设施投入、运转经费往往需要自筹，因此收费也比较高，或者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太高”，姜向群说，民营养老院在地理位置上也通常比较偏远，这会将不少老人拒之门外。

　　运用税收等政策杠杆撬动民间资本进入

　　姜向群认为，解决养老服务机构的结构性难题，要从调整供给结构着手。“一方面要让公办养老院回归‘保基本’‘保低收入’的救助功能，另一方面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用市场化手段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

　　他说，兴建公办养老院，本是政府发挥托底作用的保障性服务，应该让公办养老院回归其本质功能，接收三无老人、五保老人等弱势群体。为防止公办养老资源被“特权”老人占用，可以让申请入住养老院的个人情况更加公开、透明。

　　而引导更多民间资本和社会机构投入养老服务，政府大有可为。姚景源说，发展养老服务业，单靠小家庭不行，单靠政府也不行，要调动起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发挥市场的作用。“首先要放宽养老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降低社会资本兴办养老机构的门槛，增加养老服务供给。”

　　姚景源说，为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政府还可以在土地划拨、税收优惠、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今年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为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的引导作用，对现行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免征营业税，这对养老服务业发展无疑是一大利好。

　　此外，养老服务业发展还面临资金缺口的问题。“拓宽养老服务企业和机构的融资渠道，才能鼓励社会力量积极投入养老服务业。”姜向群说。

　　姚景源也提醒说，一些扶持政策在执行中不能走偏，比如不能打着养老地产的名义搞房地产圈地。在现有养老资源高度紧张的情况下，高端养老社区“内部价拿地、市场价卖房”的商业行为必须抑制。“政府应当鼓励针对普通老人的养老社区开发，回归大众养老的本质”。

　　居家养老服务也能成为新增长点

　　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居家养老仍是老年人养老的基础模式。这部分人多数分散居住在各自家庭中，其养老不仅有生活照料、精神慰藉问题，更有医疗护理问题，养老服务业大有作为。比如，社会组织和家政、物业等企业走进社区兴办或运营老年供餐、社区日间照料、老年活动中心等项目，为老年人提供上门助餐、助浴、助洁等适合老年人自身特点的服务和产品。再如，随着居家网络信息服务的发展，老年电子商务、紧急呼叫等适合老年群体的服务项目也有望成为新的增长点。

　　养老服务业亟待创新。“日本研究老龄化社会的市场需求进而创新供给，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日本发明了一种放在冰箱上的设备，家中老人一开冰箱，设备就会把信息发到子女的手机上。频繁开冰箱表明老人身体状况良好；如果子女长时间没收到信息，就应该去看看老人是否出了什么情况。”姚景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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