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高校学费上涨:“一涨了之”不如“多元筹资”
多个省份公办普通高校的学费将从金秋起上涨,广东、江西已出台调价方案,海南、内蒙古也已召开听证会。高校学费究竟应不应该涨?涨多少算合理?高校应该怎样应对教育成本上涨?
专家认为,教育公平是市场与公共供给的合理平衡,坚定初衷、守住底线,才有社会文化的良好传承和教育的可持续,高校应该寻求“更为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两省高校学费上涨受关注
广东省日前印发《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的通知》,将广东公办普通高校整体学费标准提高20.2%,其中高职院校学费标准上调16.7%左右。4月,江西也调整了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调整后平均学费水平为4000元,比现行3910元提高2.3%。
事实上,早在2007年,国务院就发出“限涨令”,要求5年内各类学校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2006年秋季的相关标准。但到2013年,高校学费开始出现一轮“扎堆涨价”的热潮,广西、福建、山东、浙江、江苏等地先后上调了高校学费,其中艺术类和医学类的学费涨价幅度较高,个别省份达到76.67%。
细观本轮学费上涨,业内人士认为,其实是上一轮高校学费上涨的余波,但与此前相比,呈现出如下特点:
——信息相对公开。对学费调整方案较为详尽,对为什么要调整学费标准、如何确定学费的分担比例、各学科门类的具体学费标准如何确定、如何保障经济困难学生读得起书等公众关心的问题都作了说明,且举行了听证会。
——提出核算成本。在江西省的听证会上,方案提出人解释说,全省高校学年生均培养成本已达1.91万元,目前财政均拨款已达到1.2万元,但仍需要通过适当提高学费标准满足高校办学需要。广东省解释称,涨学费主要参考了两方面数据,一是2012年至2014年生均培养成本的变化趋势,二是“十二五”时期的物价涨幅以及“十三五”时期价格预期调控目标。
——保障“兜底线”。目前已出台调费方案的省份都普遍强调,学费涨幅考虑居民经济承受能力,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力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得起学。如广东的调费决定特别强调落实并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各高校每年确保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5%的经费专项用于学生资助。
但也有人担心,此次涨价还是会加重低收入和困难群体家庭的负担。
“涨价不应是完全市场化的上涨,也不应是无限的上涨,必须考虑受教育者的承受能力和经济困难学生的保障。”广州市民罗浩说,他的儿子今年刚参加完高考,打算报读医科专业,学费的上涨让家庭感到了一定压力。
涨得要明明白白,学费收支不能是“糊涂账”
专家提出,高等教育并非义务教育,只是“准公共产品”,按国际惯例,受教育者承担部分培养成本,有利于社会公平。但收取学费的问题在社会中一直是个敏感问题,应谨慎对待。
天津教科院相关专家表示,物价在涨,大学生培养成本在上涨,提高学费看似在情理之中,但学费标准不能突破政策规定的“红线”。应形成一个科学的评判机制后再决定,要涨得有依据有道理。目前,有的高校培养成本没有详细的清单,学费支出监督机制缺失,致使学费收支成为一笔“糊涂账”。
另有专家指出,一些高校近年来投资增长过快,导致债务负担加重,出现一边“乱花钱”一边“喊缺钱”的现象,而高额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不应包括在学费中。
“目前不少地方测算的生均培养成本,其实并不是对发生在学生培养方面的成本进行核算,而是简单按照学校的开支进行。如今高校普遍面临行政机构臃肿、开支大等问题,特别是一些高校兴建基建设施等巨额费用,无疑推高了‘学费’。”湖南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曾俊森说。
专家认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修订完善高校生均培养成本测算办法,明确哪些支出可以进入成本,哪些不得进入;以及科学制定高校生均成本各方合理分担机制,确定大学学生所交学费,剩余需要政府分担多少、学校自负多少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对于大学生均成本核算,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主要包括:核算生均成本不能就由行政部门主导,而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核算,接受师生和社会公众监督;生均成本不能是现有费用的简单汇总,而应该剥离掉不必要的开支,包括庞大的行政开支和学校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开支。其实,清晰核算生均成本的过程,也是推进大学改革,让大学把所有精力用在办学上,防止不必要的铺张浪费的过程。
提高收费标准,不如多元化开源节流
“尽管高校学费上涨符合国际惯例,有其合理性,但从社会文化传承的角度和高校自身发展的角度,多渠道开源节流,要比‘一涨了之’好得多。”暨南大学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蕾说,不断上调学费,缓解了高校财政压力,但也可能导致优质生源的流失和办学目标的偏离。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学经费来源包括政府拨款、学生学费和社会捐赠等三个主要渠道。而我国大多数高校的经费过于依赖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社会捐赠比重太低。
为实现经费来源的多元化,国际上很多知名高校都采取了“主动出击”的姿态。这些高校或者通过网络课程等技术创新,来降低生均教学成本,或者利用自身科研优势获取更多的科研经费,或者通过校友、商业公司、社会的捐赠获得资金。
南昌工程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王锋认为,当前政府对高校的拨款机制没有区分教学质量,其实是一种新的大锅饭;在很多国家,获得社会捐赠的多少是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大学校长拉社会捐赠,无非是靠学校声誉和高素质的校友群体。
“与其提高收费标准,还不如鼓励高校‘多元化’开源节流。”不少教育专家认为,高校应采取包括社会捐赠在内的多元化方式应对办学成本的提高。这样,反而可以促进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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