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0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民众持续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警察粗暴执法导致社会动荡。多名示威民众被警察拘捕或采取强制措施。 　　人民视觉

2016年4月14日，美国芝加哥，大批当地民众组织游行，要求将美国全境的最低时薪提高至15美元，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条件。 　　人民视觉

2015年2月6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主题公园举行招聘会，吸引了大批失业民众和低收入群体前来登记。 　　人民视觉

　　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愈益严重，占总人口1%的富人与其余99%人口间的贫富差距达到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反华尔街”随之成为新的“政治正确”

　　“三座大山”压在美国中产阶层背上

　　50年前，美国最大雇主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时薪相当于现在的35美元。如今，美国最大雇主沃尔玛的一名新入职员工，时薪只有9美元。这是美国前劳工部长、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在其新近出版的《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给出的数据，美国蓝领待遇今昔对比可谓触目惊心。

　　美国罗素·塞奇基金会的研究显示，2014年，美国家庭的净财富较10年前大幅缩水36%。与1983年相比，美国底层20%的家庭净财富缩水了85.3%，中间20%的家庭财富萎缩了25.8%。

　　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从2000年到2014年，普通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科学家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而公司高管等收入金字塔顶尖群体收入增加了3倍。1965年，最大350家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员工平均工资的20倍，1989年和2012年，收入差距分别扩大到58倍和273倍。

　　据《纽约时报》公布的统计数据，2015年，全美400家大企业首席执行官平均年收入1050万美元。中产阶层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例由1970年的62%下降至2014年的43%，高收入者的收入比重从29%上升至49%。

　　美国知名记者、历史学家尼尔·盖布勒目前在一所大学担任教职，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让很多人羡慕。可是他同47%的美国人一样，由于贷款和日常消费，如果要拿出400美元现金“救急”，需要借款或者变卖资产。家庭燃油用光，盖布勒需要向女儿借钱购买，美国中产阶层的窘境可见一斑。

　　来自马萨诸塞州中南部达德利小镇的维克多·卡尔格伦，是一位瑞典裔农民。从他那肿胀的手指关节、皲裂的皮肤、蹒跚的步履，可以看出他这一辈子的辛劳。“我们夫妇经营农场49年，每天清晨起来挤奶，这样的生活几十年不曾变过。”维克多说。

　　卡尔格伦有一儿一女，并都有了下一代。儿子是修路工，工作并不稳定，没活干的时候只能歇着。女儿在一家商店工作，女婿在当地警察局工作。说起女婿的工作，卡尔格伦不无担忧：“当警察并不比上战场安全，因为这里人人都可能带枪，随时会碰上危险。”

　　卡尔格伦尽管病痛缠身，仍不能安心退休。几十年来，老两口每月只能拿到1400美元，不工作就无法维持日常生计。年纪大了，重体力活干不了，就养些肉牛、卖点干草。可就这点简单的营生，每年税单却有一大摞。“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什么还是晚景凄凉？我们几十年来老老实实上缴养老保险，为什么养老金会大打折扣？”卡尔格伦发出这样的慨叹。

　　凯尔·刘易斯与妻子阿米娜都是美国知名法学院的毕业生。刘易斯在一家证券公司担任分析师，阿米娜在直属联邦政府的社会保障局工作。目前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不到两岁，小的刚出生不久。按照美国的标准，他们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但刘易斯告诉本报记者，事实并非如此。除了养育孩子，夫妻二人租房、医保、汽车等日常开销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两人都要偿还学贷，还要规划买房，为孩子将来的教育做投资，生活压力很大。

　　刘易斯告诉本报记者：“我们与父辈的就业环境已经大大不同，现在我们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实际收入徘徊不前，房产价格大涨，大学贷款负担沉重，这可以称得上美国典型中产阶层的‘三座大山’。”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统计，2015年背负贷款的毕业生超过70%，人均贷款3.5万美元。另有统计显示美国约有4300万人有学生贷款债务，债务总额达1.23万亿美元。

　　金钱政治令大众诉求几乎没有影响力

　　盖布勒感慨道，“美国社会由胜利者和失败者组成”，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甚至中上阶层民众滑向“失败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做的“美国消费者金融和经济状况调查”显示，美国中产阶层中的专业人员、临近退休的劳动者、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都面临实际收入萎缩的困境。美国收入较低的兼职工作人员中，有49%的人为了更高收入，宁愿延长工作时间。

　　是什么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一个通常的解释是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它们使得普通阶层竞争力下降，而受教育程度高的更具竞争力。在赖克看来，这一解释虽有一定道理，但有失偏颇，其中关键的政治现象被忽视了：更多的政治权力集中于企业和财经精英，使得他们能够直接影响经济运行规则，这是导致财富不均的一个关键原因。

　　赖克认为，知识产权的扩大与延长，为制药企业等带来意外之财；反垄断法对占据重要市场地位的企业网开一面，导致美国宽带接入、航空票价、银行服务支出的费用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破产法又让一些汽车巨头或航空公司置员工与社区利益于不顾。公司破产了，债务会被免除，但员工的住房贷款、上学贷款等不能被免除，压力依然巨大。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安东尼·阿特金森指出，美国人目前面临的不平等远比上一代严重，主要原因是特别富裕阶层攫取了其中的大多数财富，但是这些财富是由包括中下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共同创造的。

　　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总结道，经济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美国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精英与大众阶层权力平衡的转换。目前，美国的整体财富仍然在增加，不过这些财富都跑到了富人手中，而中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富人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富影响公共政策，影响公共政策的后果是财富更加集中在富人手中，违背中低收入者的意愿，收入差距加大、富人影响公共政策、财富更加集中形成恶性循环。

　　过度金融化，是贫富不均的另一重要诱因。《时代》周刊执行副主编拉娜·弗鲁哈尔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危机》一文中认为，美国经济的病根就是“金融化”，金融产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美国金融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从1980年的4%上升至目前的7%，这个行业创造的就业占4%，却攫取了25%的利润。

　　金融不仅与美国工商业密切关联，还渗透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但是，美国民众往往不具备专业的金融知识，自然无法逃离金融行业的“盘剥”。美国高盛集团前高管华莱士·特布维尔评论称：“美国经济已经逐渐成为金融集团和其他人的零和游戏。”

　　弗鲁哈尔认为，金融行业已经从服务工商业转向了服务自身，银行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无底线地追求高倍金融杠杆和超额利润，不仅带来极大金融风险，还扭曲了国民经济。

　　华盛顿与资本市场派驻的“大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今年10个最大的个人政治资金捐献者中，有6人是对冲基金所有者。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最重要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法》出台前，奥巴马政府不断征求大银行家的意见，却对最广大的股民和金融专家的意见听取不够。虽然奥巴马称，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美国“这个时代的严峻挑战”，但除了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减少贫富差距的现实路径并非不存在。

　　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一措施有望推动企业创造更多高质量、高产出的就业机会。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特殊利益集团利益是相违背的，当前的美国政治也许“想得到”，却很难“做得到”。

　　调查显示，在美国，只有42%的人宣称支持资本主义。弗鲁哈尔一语道破这种思潮背后的动因：“公众情绪反映了日常经济现实。目前，美国人对经济制度的疑问比之前多得多。人们怀疑美国的经济政策到底是为谁服务，对谁不利，为什么经济增长仍然乏力？”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丁·季伦思和西北大学教授本杰明·佩奇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对收入居前10%的富人的诉求回应最为“殷勤”，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众的诉求对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影响力。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金钱政治。

　　自由不等于公平与平等

　　哈佛大学教授丹妮尔·艾伦指出，在美国文化中，对“自由”的强调很多，对“平等”则强调不足，美国人很少花时间考虑公平与平等，这是对社会发展思考的缺位。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希格认为，过去20年，由于金钱政治的影响，“民主”“平等”等价值观被严重腐化，富裕阶层的权力更高他人一等。

　　美国政治长期遭受金钱腐蚀，导致今年总统大选民众的强烈反弹。国际舆论普遍担忧，美国出现了严重的“民粹主义”思潮。“反华盛顿”“反华尔街”成了新的“政治正确”和“流行话语”，美国民众对华尔街的反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今年4月发生的“民主之春”抗议活动中，美国民众明确提出反对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大企业、大财团斥巨资“购买”美国竞选。

　　金钱政治大行其道，选举成为“烧钱”竞赛，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把大量时间花在筹款上，对选区内普通选民的捐款和投票的关注度明显降低。在美国当前的民主制度下，从经济到教育、从医保到司法，各个领域所通过的政策都是由美国普通民众的纳税所支撑，但受益的往往只有少数人。

　　政客依靠“金钱政治”胜选，当选后利用手中权力伺机回报“金主”便不意外。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多次被曝利用职权“关照”重要的政治捐款人的生意与私生活，并于去年4月被美国司法部以涉嫌受贿、欺诈等14项罪名正式起诉。

　　亚拉巴马州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门的负责人都深陷丑闻之中，该州众议院议长迈克·哈伯德涉嫌腐败，被控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公司和关联企业谋私利，接受游说公司的礼品等，涉案人员几乎囊括了该州知名政商界精英。这都是金钱政治和“政党分赃制度”造成的恶果。

　　丹妮尔·艾伦认为，金钱政治与收入不平等互为因果，同时使得收入不平等更加固化。改变收入不均的状况不容易，首先需要减少金钱和利益集团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寻求政治权利的平等，使他们在政治中有平等发言权，用公平的公共政策帮助解决收入不平等，然后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平等保障政治权利平等，而竞选制度改革仅仅是一个开始。

　　奥巴马在入主白宫之前，曾信誓旦旦要改变华盛顿的“政治气氛”。现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临近结束，最让他感到无能为力的，依然是金钱政治对美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腐蚀和侵袭。政治极化、金钱政治、贫富差距，美国政治与社会问题掺杂在一起，民众期待的“改变”遥遥无期。

　　赖克认为，未来几十年最重要的政治竞争，并不发生在左派或右派之间，或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而是发生在失去基础的大多数美国人与拒绝承认贫困日益增长的经济精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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