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黄海深处的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海面如一块墨玉。

目光下移，直至30米深的冷水团中，身披银白鳞片的三文鱼在“深蓝2号”养殖网箱里穿梭、翻腾。5个月后，它们将被送往天南海北，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海洋能为人类提供的食物总量，是陆地的1000倍。”6月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薛长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然而，在实现“藏粮于海”的进程中，却存在诸多挑战。深远海养殖装备、水产育种、水产品加工等关键环节，决定着“蓝色粮仓”的深度与广度。

如何让“蓝色粮仓”真正丰盈起来？记者深入采访多位院士和专家。

海洋牧场：优化装备有序发展

网箱破损、变形，大量鱼死亡或破网逃逸……

时至今日，提起2024年9月超强台风“摩羯”带来的冲击，广东省阳江市双山岛养殖基地养殖户余先生仍唏嘘不已。他说，阳江每隔一段时间就可能遭遇一场对深海网箱养殖影响不小的台风，似乎难以摆脱“看天吃饭”的困境。

随着陆上及近海养殖空间日益趋紧，近年来我国各地积极建设深远海牧场。然而，与近海养殖相比，深远海的自然环境更为凶险。据统计，全球约60%的台风活动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区域。

如何提高海洋牧场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当前亟待探索的课题。

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杨红生看来，建设海洋牧场要科学论证、谨慎选址。“并非所有的海域都适合深远海养殖，在前期要做好功课，选择海况相对稳定的海域。”他建议，各地因海制宜，因种而异，因数而为，科学评估海洋牧场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切忌盲目跟风、一拥而上。

杨红生还提出，应加强海洋灾害机理研究以及早期预警系统建设，提升台风等灾害性天气的智能预报能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唯有先进装备才能助力海洋牧场安全生产、可持续发展。”杨红生表示，要在先进工程技术与材料的支持下，优化深海网箱的结构设计与材料规格，提升其抗风浪能力和智能化水平。

现代化的深海养殖装备，往往投入巨大。

目前，重力式网箱是深远海养殖的行业“顶梁柱”，技术成熟、应用广泛，养殖效率高且成本可控；养殖工船则是“新贵”，门槛较高，海况适应力与集约化程度较高，但建设及维护成本高昂；桁架类网箱介于两者之间，性能均衡。

专家建议，应根据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推进各类养殖方式的发展——以重力式网箱为基础，适度拓展桁架类网箱的应用范围，并有序开展养殖工船的试点工作。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沿海各地已建成重力式网箱2万余口、桁架类网箱40个、养殖工船4艘。

值得注意的是，深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在推动海洋渔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对海洋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比如，高密度养殖可能导致残饵和鱼类排泄物积累，增加水体中的有机物、氮、磷含量，引发局部富营养化。”杨红生提醒，目前部分深海养殖平台依赖柴油发电，可能产生燃油废气和含油废水，导致环境污染问题。

深海养殖装备的环境影响可通过技术创新和科学规划有效降低，未来需加强长期监测，平衡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

杨红生向记者表示，建设海洋牧场要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具体而言，要根据生物承载力，确定海洋牧场的建设规模，并探索建立多营养层次的综合养殖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在养殖系统中，让一些动物吃掉其它动物释放或排泄到水体中的废弃营养物质，从而实现养殖系统内物质循环利用。”杨红生还建议，加强养殖装备对新能源的利用，有效降低碳足迹。

水产育种：激发“芯”动能

向海洋要食物，水产良种无疑是关键“芯片”。自20世纪60年代起，我国海水养殖经历了“藻、虾、贝、鱼、海珍品（海参和鲍鱼）”五次产业浪潮，每一次都发端于优良种苗培育技术的重大突破。

当下，以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为代表的第六次海水养殖浪潮正在兴起。深远海养殖投资大、成本高、风险大，养殖品种必须是能适应深远海复杂环境，且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鱼类。

我国水产种业体系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虽起步较晚，但近30年来已取得长足进步。然而，从整体来看，我国水产良种覆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如鲑鳟、南美白对虾等重要苗种仍依赖进口。采访中，多位专家提醒，应聚焦重点品种，加快培育自主可控的重大品种。

“海水鱼新品种数量不足，适合工厂化和深远海养殖的品种更是稀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陈松林告诉记者，我国目前养殖的海水鱼类仅有9种鱼类拥有新品种，且大多数品种主要采用传统育种技术育成。传统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长速度，但种质退化、灾害频发等问题依然严峻。

“培育既高产又抗病的水产新品种，是我国水产种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陈松林说。

现代分子育种技术为水产种业发展提供了突破口，使育种从传统的表型选择逐渐转向精确的基因编辑和基因组选择，大大提高了效率和精度。但是，目前该技术仅应用于部分苗种，应用范围并不广泛。

“分子育种技术难度较大，成本也相对较高。为节约成本，育种企业通常只将其应用于价格较高的品种。”陈松林表示，应努力降低分子育种技术的成本，使其能够在更多品种上得到应用；还要加强分子育种原创性技术研发，完善分子设计和智能育种技术体系，力争培育出更多抗病高产的突破性新品种。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发达国家水产种业主要由规模化龙头企业主导进行种质创新和产业化应用，市场集中度较高。如美国的对虾龙头企业通过亲本控种技术选育的良种，几乎垄断全球种虾市场。

相比之下，我国的水产种业仍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力，水产苗种企业数量众多，但规模普遍较小，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竞争力不足。对此，陈松林建议，培育创新型、领军型水产种业龙头企业，推动企业成为种业创新主体。

杨红生认为，应建立完善的水产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院企合作育种激励机制，加快“保—育—测—繁—推”一体化联合攻关，推动育种更好地适配产业实际、适应市场需求，为我国水产种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水产加工：向“高精深”发力

30多年来，我国水产品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24年的水产总产量达到7410万吨，刷新了历史纪录。

不过，我国并非水产强国。在水产品加工环节，我国还存在加工比例低、精深加工程度低、副产物综合利用水平不高等诸多短板。

“水产品加工不仅提供了优质蛋白，更连接着养殖户与市场。”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卫指出，“但我国水产品加工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针对这一现状，陈卫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率，提升水产品的加工比例和精深加工水平；二是加强水产品智能化加工技术集成与装备开发，推动水产品加工向机械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三是强化水产品副产物的高效利用，减少资源浪费并保护环境。

在薛长湖看来，应该从功效性挖掘的角度出发，推动水产品加工向高端化、精深化发展，开发一系列高值化功能性食品，为消费者提供精准营养。

“要真正将水产品的功效价值挖掘出来并形成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薛长湖提出，应推动海洋水产品加工从传统模式向生物加工、营养功能加工、高品质控制加工升级，并打通行业技术与产业应用，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薛长湖团队目前正在开展“干细胞培养鱼肉”的前沿性研究。通过这一创新探索，未来我们有望不再依赖大规模水域，而是从车间的生物反应器中“生产”出鱼肉。薛长湖表示：“我们希望突破产业化关键技术瓶颈，创新集成细胞培育鱼肉生产工艺，建设高品质产业化生产示范线，为水产品加工开辟全新路径。”

建设“蓝色粮仓”是一项系统工程，大量的渔获上岸之后，需要及时地保鲜、储藏或分销。

中山大学教授黎祖福表示，应积极培育适应离岸和远海养殖需求的冷链物流、加工运销等一体化新业态，构建完整的产业链。

此外，针对当前水产品加工流通环节损耗大、水产品加工与消费对接不紧密等瓶颈问题，受访专家进一步提出，期望通过鼓励发展现代水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完善冷藏、冷运、冷销的水产品温控供应链体系，打造一条从源头到终端的“温控走廊”，最大程度减少损耗。

同时，也有专家提出，要培育水产品精深加工大型企业，助力其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品牌，通过品牌的力量扩大加工水产品的消费群体，引导消费升级和饮食新时尚，从而推动我国水产业从“大”向“强”转变。

从实验室到深海网箱，从一尾鱼苗到餐桌佳肴，人类向“蓝色粮仓”要食物的路径愈发清晰。下一步，还可从哪些方面发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提出了“跨界融合”的理念。他认为，可推动海洋牧场与海上文旅、海上风能、海洋科考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协同的产业集群。

目前在广东汕尾，“伏羲一号”项目通过“海上风电+海洋牧场”的融合发展，实现了“水上发电、水下养鱼”的立体化利用。在山东烟台，“耕海1号”项目则将现代渔业养殖、休闲文旅、科普教育等融为一体，开创了“蓝色粮仓+蓝色文旅”的新模式。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写：本报记者 宋迎迎

策划：赵英淑 滕继濮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