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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求真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开创了数学中极为重要的分支“几何分析”，证明了卡拉比猜想、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正质量猜想、镜对称猜想等一系列数学、物理学重大猜想。先后获得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沃尔夫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邵逸夫奖等国际科学大奖。

丘成桐与清华大学求真书院学生。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供图

数学家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热爱的是理论和方程。它比黄金还要珍贵和真实，因为它是大自然表达自己的唯一方法；它比诗章还要华美动人，因为当真理赤裸裸呈现时，所有颂词都变得渺小；它可以富国强兵，因为它是所有应用科学的源泉；它可以安邦定国，因为它可以规划现代社会的经络。

——丘成桐

“中国要实现从‘数学大国’向‘数学强国’的跨越，关键在于培养具有原创能力的本土顶尖人才。近二十年来，中国已涌现出一批优秀数学家，数学学科取得了一些进步。未来5—10年，本土培养起来的这批年轻人有望斩获菲尔兹奖等国际顶级数学奖项。”近日，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从开辟清华大学数学人才培养试验田，到推动中外学术交流、引进国际顶尖学者……丘成桐一直在追逐着自己的“数学强国”梦。

从“数学大国”到“数学强国”要如何爬坡过坎？奥数能否“卷”出一代数学大师？一流数学家是怎样炼成的？“帽子”文化蔓延背后的根源是什么？科技日报记者独家对话数学界传奇人物丘成桐，探寻中国数学的未来发展之道。

“卷”奥数难出数学大师

记者：在第66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中，中国队取得团体第一、全员金牌的成绩。中国IMO金牌很多，却无缘菲尔兹奖，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丘成桐：考奥数和做学问是两回事。奥数考察的是解题技巧和速度，方法是别人给的，弄熟了再去答别人出的题目。做学问要走自己的路，只是跟着别人后面走，解决别人的问题，做不出大学问。此外，奥数这些问题也不见得是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出了一大批奥数金牌得主，却鲜有能真正解决大问题的数学大师。在数学家眼里，竞赛只是一些兴趣的培养，刚学会“爬”，“爬”得快不代表能“跑”。

记者：那怎样才能“跑”呢？

丘成桐：做学问，追求真和美的热忱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做学问的路上要碰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假如没有热忱，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竞赛可以激发兴趣，但若只为金牌而学，在后续研究中很难有所突破。

我可以谈谈自己个人的例子。我初中时学习平面几何，发现几个简明的公设就可推导出许多深入的结果，感受到简洁有力的定理使人愉悦，就如读《诗经》《论语》一样，言短而意深，由此对几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通过解题激发了强烈的好奇心，开始寻找新的题目，探索自己能想象的平面几何现象。我每天早上坐火车上学时都在思考，这种练习对我日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我研究卡拉比猜想，花了六年时间。头三年因为对学问的了解不够深刻，基本上是随波逐流。当时我和其他学者的想法一样，认为卡拉比猜想不可能正确，所以不停想找反例。后来当我经历了很大的痛苦和挫败后，才晓得方向走错了。既然走错路了，那就换一条路，最终于27岁时证明了卡拉比猜想。十年后，我为当时的心境写了一句诗——“苟真理之可知，虽九死其犹可悔”。

刷题“刷”不出一流数学家

记者：您认为一流数学家的标准是什么？

丘成桐：那就是解决根本的、重要的问题。数学猜想多如牛毛，不能说证明一个猜想就了不起，要看这是不是根本的、重要的问题，在相关领域有多大的影响力。历史上，真正伟大的突破，往往改变了整个领域的走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陈省身先生提出的陈类（Chern class），时至今日仍在推动数学和物理学科的发展。再如，罗伯特·朗兰兹提出的朗兰兹纲领（Langlands program），影响了包括数论、代数几何、表示论、数学物理等多个学科的发展。国内很多工作还是外国人先做，我们跟着后面做的，“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比较少。

记者：如何培养这样的数学家？

丘成桐：真正好的学问，源于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当前中国的应试教育过分强调解题技巧，大量刷题，却忽视了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我遇到很多学生习惯性“萧规曹随”，遇到难题时，第一反应不是独立思考、研究问题的根本，而是先查资料，只想跟着前人的想法和方向走。人工智能时代，计算能力已不再是人类优势，但创造性思维仍是不可替代的。数学教育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记者：我在您的传记中看到，您年轻时做过大量习题，这与刷题有何不同？

丘成桐：这有本质不同。做习题是为了检验理解程度，就像测试机器性能一样。学了新知识，不会做习题的话，表示对新知识还没掌握。刷题是明明已经会了，却要反复训练到条件反射的程度。就像打球，要训练到看到一个球打过来，很自然地打回去，根本不需要思考，而世界上没有不经过思考就能取得突破的学科。

培养世界一流的本土人才

记者：近年来您一直专注于本土数学人才培养，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丘成桐：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人才全靠国外培养。经常有人开玩笑说，美国数学的强大是因为组建了数学“联合国”，从世界各地引进了不少优秀的学者。但事实上，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本土培养的数学家已超过总数的一半。

中国要成为数学强国，必须培养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本土人才。当前面临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这也是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重要路径。事实上，中国也有能力实现一流人才的本土化培养。中国数学在过去二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成熟的数学家至少有几百个了，有相当一部分已回国，近年来一大批中国本土培养的数学家快速成长起来，预计到2034年，他们中有人有望获得菲尔兹奖等重要奖项。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独特的数学智慧，通过本土化培养，能将这些文化基因与现代数学研究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路径。

记者：您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丘成桐班，举办了很多竞赛，这跟传统人才选拔模式有何不同？

丘成桐：我们要求参赛者自主选择参赛题目，完全区别于传统竞赛的应试模式，而是模拟真实的科研过程。一流的学问始于一流的问题，想要在本土培养大师，要从鼓励年轻人多提问题开始。我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给予适当的空间，着重考查参赛者的问题意识、创造性以及对问题的熟悉程度。真正的数学研究不是重复已知的解题方法，而是要突破现有认知边界。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样的培养模式，帮助学生实现从“解题者”到“研究者”的转变。

“帽子”不应是“第一志愿”

记者：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数学大国”到“数学强国”的跨越期。您认为实现这一跨越最关键的是什么？

丘成桐：建设数学强国，必须建立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中国评审制度尚不成熟，大多数评审只看论文在什么杂志上发表，过于依赖“四大”杂志、文章引用率等量化指标。评价一个数学家的好坏，要由这个行业里最重要的数学家来评审，不能光看他发表多少文章，更要看其影响力，是否影响学科发展方向，或解决了一个长期悬而不决的问题。

我见过一些优秀学者，原本能自主开拓研究方向，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因同行难以理解，申请项目屡屡碰壁，最后为迎合评审转向更“易懂”的研究。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做前沿研究、挑战大问题，这样才有可能做出影响世界数学几十年的突破性成果。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术环境确实存在差异。但是在一些学术体系较为开放、成熟的地区，优秀的研究成果通常能获得相对通畅的认可路径，没有人能成为学术界的“学霸”，一手遮天。

我们需要建立相对客观的评审机制，就像男子100米，公认跑进10秒才可能夺冠。数学同样需要这样公认的、基于学术卓越性的标尺，让年轻学者能够清晰地看到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记者：建设数学强国，还面临哪些难题？

丘成桐：一个问题是“帽子”文化。把“帽子”看得过重，一些高校将“帽子”跟薪酬、住房挂钩，导致很多学者把拿“帽子”、当院士作为“第一志愿”，把大量精力放在包装申请材料上，疲于应付各种评选答辩，就像参加一场又一场考试。我拿过很多国际奖项，也是许多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但这些都不是我主动申请的，我也没有为此答辩过。

一些年轻人读研究生时，都没有花工夫做学问，将挣钱视为念书的主要目的，研习某种科目则为其次。他们只关注细小的问题，得到一丁点成果便急着发表。做研究不能太过功利主义、急于求成，以至于重大或冒险的研究都不敢涉足了。

记者：怎么扭转这一局面？

丘成桐：应该鼓励学者回归学问本真，专注于挑战大问题，而不是为了通过评委的“标准化考试”。不能太过注重物质奖励，有学校住房津贴高达千万元，这种激励机制下，学者怎么可能安心做学问？培养好的学者要顺其自然，不能揠苗助长。

中国举办“数学奥运会”正当其时

记者：您倡议在中国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ICM），而2002年中国已经举办过一次，倡议举办ICM2030是出于什么考虑？

丘成桐：ICM堪称“数学界的奥运会”，是数学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学术盛会。在1900年巴黎ICM上，希尔伯特提出23个数学问题，对世界数学影响延续至今。在这个平台上展示的成果，往往决定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方向。

如果ICM2030在中国举办，将为中国年轻学者搭建一个公平展示成果的舞台。届时全球顶尖数学家汇聚一堂，对中国学者的成果进行客观评判，这将进一步激励年轻学者。此外，ICM2030能让国际数学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改善认知偏差，也有助于中国获取更多学术资源。所以，中国数学界应联合起来，向国际数学联盟争取ICM2030的主办权。

记者：谈到中国优秀年轻学者，我们不禁想到青年数学家王虹。今年初，她与国外学者宣布攻克“三维挂谷猜想”。您如何评价？

丘成桐：挂谷猜想是几何测度理论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困扰了数学家百年之久，如果王虹他们的论文通过最终验证，她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大陆本土培养的首位菲尔兹奖得主。这将是中国数学发展史上重要时刻。

事实证明，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在数学最前沿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必将涌现出更多像王虹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学者！而在中国举办ICM，正是向全球展示中国数学实力的重要契机。（本报记者 姜靖 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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