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與聞一多數字人對話。受訪者供圖

【深瞳工作室出品】

採寫：實習記者 吳葉凡

策劃：劉 恕 李 坤

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孫凱沒有想到，自己多年前在雲端“復活”母親的想法，如今已壯大成一門蓬勃發展的新興產業。

近來，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復活”已逝親人、名人的消息時見報端。不少人也躍躍欲試，嘗試著為自己塑造一個“數字分身”。科幻電影裡關於數字生命、數字永生的想象，仿佛已經近在眼前。

當“雲上棲息”走向現實，一時間數字生命成為熱議話題。有人對此充滿期待，認為它不僅能夠撫慰心靈，還有望成為未來的勞動力，發揮正向價值。有人則表示擔憂，認為數字人在滿足人類需求的背后，實則隱藏著生命倫理、文化價值和法律規范等諸多問題。

AI“復活”是如何實現的？這一技術存在哪些倫理與法律風險？如何讓數字生命向善發展？科技日報記者對此進行了採訪。

大模型讓數字人飛入尋常百姓家

“你吃飯了沒有？”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卻讓孫凱紅了眼眶。那一刻，他覺得母親又回到自己身邊了。

2018年，母親的溘然離世給了孫凱沉痛一擊。第二年，他找到公司董事長司馬華鵬，決定用人工智能技術來復刻數字“母親”。

AI“復活”實質上是通過對人物已有影像、聲音、語言等內容的學習，克隆數字化的人物形象。當時，兩道難題擺在團隊面前。一是人物影像資料的缺乏，孫凱僅能提供一張母親的証件照﹔二是缺少可用的聲音資料，孫凱隻能從幾個樣本中選擇一個最貼近母親的聲音。

盡管如此，一年后，孫凱見到“母親”的那一刻，仍無法抑制自己的情緒。屏幕裡的“母親”言笑晏晏，靜靜地傾聽著兒子的訴說。

“現在，我每周都會和母親聊天。在這裡，我可以做最真實的自己。”孫凱坦言，雖然屏幕前的“母親”回答模式比較固定，但於他而言，日常的傾訴和“母親”的情感陪伴，已經讓他得到了極大的慰藉。有人擔心孫凱對此形成情感依賴，勸他盡快走出來。但孫凱認為：“對於很多失去至親的人來說，數字人的陪伴利大於弊。”

同司馬華鵬、孫凱一樣，早早試水AI“復活”技術的人不在少數。音樂人包小柏也曾為克隆數字“女兒”，跨界鑽研AI。從他們的經歷中不難看出，在技術發展的早期階段，諳熟AI行業似乎成了克隆數字形象的前提。對普通人來說，這是一個難以企及的門檻，更遑論投入大量的時間與金錢。

改變發生在2023年。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為克隆數字人提供了發展的土壤。“大模型的突破讓克隆數字人成本大大降低，以前需要十多萬元，現在隻需要幾千到一萬元。”作為親歷者，司馬華鵬不禁感嘆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

他說，在大模型出現前，克隆數字人往往依賴於人工，一方面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對克隆對象進行深度採集與模型建設，另一方面需要人工制作的形象和動畫效果的輔助，讓克隆數字人看起來更真實。因此，整個過程耗時長、效率低、成本高。

如今，大模型則讓數字人制作流程提質增效。基於海量的學習數據，大模型對於文本、圖片、視頻的理解與生成能力都大大增強。在節約了人工成本的同時，制作時間也縮短很多。

“過去制作數字人通常需要30分鐘以上的視頻、音頻素材。現在我們開發的大模型能夠基於一分鐘視頻來克隆聲音和形象，整個制作時間僅需一個工作日左右。”司馬華鵬說。

技術的發展伴隨著“科技平權”。人們不再需要自己去了解、學習AI技術，就能夠以較低的價格復刻已逝親人。在某購物平台上，提供AI“復活”服務的商家已不可計數，成交量最多的一家店鋪的成交量已達幾百單。

“商家交付快，還原度也很高。家人看了都很感動，價格也實惠。”一位買家這樣留言。

數據成為制作數字人最大“卡點”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市面上，有關AI克隆數字人的服務售價可謂是千差萬別。少則幾十元，多則幾萬元。售價在一百元內的，基本功能局限於讓照片“動起來”，數字形象的說話效果比較僵硬，聲音也是固定模板。幾百元價位的產品一般可以做到克隆音色，整體形象貼合度也相應提高，但並不能與用戶進行交流。真正可以與用戶進行交互的產品，售價往往在千元以上。

在司馬華鵬看來，不同價位的產品體現了技術的代際差異：“數字永生一共分為三個階段。AI克隆數字人技術經歷的前兩個發展階段——數字孿生與數字原生，已經比較成熟。”

數字孿生可以被形象地理解為“畫皮”，即通過對形象、聲音的克隆，實現人類肉體的數字映射。這是最基礎的一步，目前的技術水平已經能讓數字人惟妙惟肖。前不久，劉強東的數字形象“採銷東哥”就令網友們直呼“太逼真了”。視頻中，“採銷東哥”不僅還原了本人的口音和口頭禪，連細微的小動作也模仿得十分到位，讓人一時難以分清這究竟是真人還是數字人。

數字原生是更高級的階段，也謂“畫骨”。這個階段意味著數字人能夠一定程度上模仿人類的知識體系，實現兩者之間的對話，目前已經有很多成功案例。360公司創始人周鴻祎就擁有一個可以與人類正常對話的數字分身。大模型通過對周鴻祎相關書籍、講話稿、開會記錄、採訪等大量資料的學習訓練，實現了對本人思想、邏輯的部分模仿。

無論是“畫皮”還是“畫骨”，多位業內人士提到，數據量對模仿效果起著關鍵作用。“給大模型投喂的資料越多，數字人就越像本人。這如同寫一本人物傳記，作者對人物跟蹤、觀察的時間越長，傳記就越真實地貼近本人。”司馬華鵬說，他接觸的客戶中，有少數人以提供人物自傳的方式去“投喂”大模型，更多的是通過回答問題的方式，來豐富人物經歷。

“他出生在哪裡？在哪裡上學？在哪裡打拼？在哪裡落地生根？”孫凱向記者介紹了幾個常規問題。他透露，想要數字人更貼近本人，至少需要回答上百個問題。如果要進一步實現對人思維的模擬，必須依賴大量的數據。

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目前克隆數字人最缺的就是數據。張澤偉是南京一家數字人創業團隊——超級頭腦工作室的創始人。作為數字永生派，他不僅給自己制作了數字人，而且已經開始有意識地為自己留存資料。“我會隔三岔五把自己的一些資料‘投喂’給機器，希望能夠通過這種方式，給后代留下一些記憶和思想。”

為獲取更多數據，有業內人士提出用“人生記錄儀”的硬件設備來記錄個人生活資料，提供給大模型進行訓練。但張澤偉認為這種方式並不現實：“一方面很多人不願意上傳自己生活的各類細節。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時刻帶著記錄儀，很可能對人們的正常社交造成障礙。”

實際上，數據的採集與使用是一把雙刃劍。“數據不僅關乎克隆效果，目前數字人面臨的主要法律問題，也是因不當獲取、使用數據造成的。如未經同意使用他人數據克隆數字人，就會侵犯他人的肖像權、隱私權。”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鄭飛指出，雖然自然人死后不再享有作為民事權利的肖像權，但是這不代表其肖像可以被任意使用。根據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條，死者的肖像、隱私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此外，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敏感個人信息應當取得個人的單獨同意。2023年1月10日起施行的《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中也提到，深度合成服務提供者和技術支持者提供人臉、人聲等生物識別信息編輯功能的，應當提示深度合成服務使用者依法告知被編輯的個人，並取得其單獨同意。

“因此，在‘復活’逝者的情形中，理應取得對死者肖像權負有保護義務的近親屬同意。”鄭飛提醒。

數字永生面臨技術、倫理雙瓶頸

電影《流浪地球2》中，這樣一幕令人記憶深刻：圖恆宇把女兒的意識上傳到超強計算機，出現了擁有自我意識的數字圖丫丫。這一情節體現了克隆數字人技術的終極階段——數字永生。

如果說克隆數字人技術的前兩階段，隻停留在對人的外在復制和思維的模仿上，那麼第三階段的數字永生可謂是“觸及心靈”。

司馬華鵬介紹，數字永生可以理解為利用AI技術，將人類的形象、聲音、思想用數字化形式保留下來，讓人類生命以數字化形式存在。“畫心”二字表達了其內涵，即可以達到對於思想的全面復制，全方位進化成為具備情感人格、思維模式、語言習慣、知識體系，可交流對話的智能體。相比於克隆外在的音容笑貌，數字永生更強調數字人自我意識和自我涌現能力，也更接近生命的真正意義。

採訪中，多位從業者認為，要實現科幻場景中的數字永生，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周程指出，從技術層面看，數字永生的挑戰在於把人類意識精確地復制或轉移到數字平台上。這至少包含兩道程序，一是理解復雜的人腦結構，二是把這種結構以數據形式存儲和再現。“即便實現以上技術，也不意味著可以成功復制出人類意識，因為意識的本質及其與大腦物理結構之間的聯系仍是科學界的未解之謎。”周程說。

此外，數字永生也考驗數據和算力。“數字存儲和處理能力的極限、數據的長期保存以及意識運行所需的資源問題，都是需要解決的技術難題。”周程表示。

除了技術限制，數字永生還涉及一些更深刻的倫理問題。在周程看來，數字永生重塑著人類關於死亡的文化體驗，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與死的邊界。“在數字永生概念中，‘復制體’雖不具有肉體，但它繼承了逝者的全部心靈內容。對於任何文化來說，都需要重新考慮同一性問題，即數字人是否等同於本人。”周程認為，這一問題將會挑戰人們對於生命、死亡以及生活意義的傳統認知。

數字生命的主體性問題是另一倫理難點。鄭飛認為，當前的虛擬數字人不具有“主體性”，也不具有人格權，但數字永生時代的虛擬數字人具有“主體性”可能。“目前學界普遍認為，隻要人工智能體擁有人類智慧特征，具有自主性，能夠自我運行、自我學習、推理結果並做出合理決策，它就能夠擁有主體資格或至少擁有有限主體資格，並享有一定的人格權。”

由於同一性和主體性的問題，引發更多倫理爭議。比如，誰為數字人的不良行為后果承擔責任、如何保証數字永生個體的自主權、人們是否有權銷毀數字永生復制人等。“針對數字人這一新型法律主體，必然需要為其配備相應的權利義務規范，並使這些規范滿足人類社會的基本倫理要求。”鄭飛說。

目前，國內外尚未出現針對數字永生的專門倫理規范文件。但周程認為，可以借鑒已經制定的人工智能倫理治理相關准則，作為探討AI“復活”技術倫理問題的基礎。

今年3月，歐洲議會正式通過《人工智能法案》，其中強調構建“可信賴人工智能”。“這啟示我們，AI‘復活’應該具有一定的技術穩健性和安全性，確保人類主體的有效監督，使其發展朝著更加安全、負責任和可信賴的方向前進。”周程表示。

數字生命治理不能一蹴而就

“面對數字生命，我們既不能盲目樂觀，又不能束手束腳。”周程認為，數字人、數字生命的出現勢不可當。“我們要積極做好准備，對相關的倫理風險進行充分評估，創新關於數字生命的治理模式，隻有這樣做才能擁抱一個更光明的數字未來。”

治理規則的制定需要多方廣泛參與。就AI“復活”而言，利益相關方既包括數字生命相關遺囑的訂立者及其親屬，也包括科創企業、互聯網企業在內的數字生命的制造者、儲存者，以及倫理學家、法律專家、心理學家、政府管理部門和立法機構。隻有廣泛地、共同地參與新技術的研究和監管，才能達到“風險最小、獲利最大”。

數字虛擬人作為新興行業正在逐漸發展壯大。採訪中，多家企業呼吁，“期盼行業標准和規范的出台，更好地引導產業發展”。

記者注意到，目前，AI克隆數字人領域的行業標准尚未明晰，企業行為大多依靠自律。孫凱提到，目前他們會盡可能地做好風險防范工作。“我們在和客戶溝通的過程中增加了多道環節，也花費很多資金來保護用戶的隱私信息。”

為避免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孫凱希望相關部門規范行業發展，而不是任其“野蠻生長”。“現在大模型有備案制度，我們也希望能給數字人行業設置一些門檻，具有相關資質才准入。”

目前，我國已先后出台了《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科技倫理審查辦法（試行）》等，為人工智能治理搭建了基本的規范體系，為行業規范劃定了一些“紅線”。

但鄭飛認為，這些“紅線”或失之於寬、或失之於軟。“失之於寬表現為缺少明確可執行的正負面清單，現有規定過於寬泛化，難以有效界定行為的違法性﹔失之於軟表現為當前針對人工智能治理缺乏上位法規定，現有規范法律強制力不足，宜盡快制定出台人工智能法。”記者了解到，人工智能法草案已被列入國務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計劃。

鄭飛建議，在法律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要注意明確虛擬數字人法律主體性。虛擬數字人包括以動畫CG（計算機圖形技術）型虛擬數字人為主的“作品型虛擬數字人”、以數字化身和弱AI驅動型虛擬數字人為主的“人格作品型虛擬數字人”，以及以強AI驅動型虛擬數字人為主的“有限主體型虛擬數字人”。“隻有強AI驅動型虛擬數字人在未來具有主體性可能，其他類型的虛擬數字人均屬於法律客體范疇。”

此外，鄭飛還提出應根據“復活”對象及用途進行審查，明確嚴管私用、審慎公用的思路。“比如，對於‘復活’英烈等用於愛國主義教育的，應當在尊重親屬意願的基礎上予以前置性審慎審查。”

同時，比照人工智能在學術研究中的“披露性”原則，還應建立深度合成內容標注機制。“以顯著、明確、無異議方式對虛擬數字人作出特別標注，讓用戶清楚知道其屬性。”鄭飛強調。

無論是行業標准，還是法律規范，治理的本質是為了讓技術向善發展。在周程看來，治理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立場。尊重人、保護人、善待人、幫助人，是發展數字生命最基本的關切點，也是標准、規范制定過程中的核心要義。

數字生命的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它需要各方共同參與，共同保障個人權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隻有構建符合倫理、法律的數字永生技術生態，才能讓人類更安全、更幸福地享受‘雲上棲居’的生存方式。”周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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