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數字貿易是優化中國貿易結構的重要內容，是推動貿易變革的重要抓手，也是以新邏輯推動國際分工進一步發展和全球供應鏈重構的重要途徑。

　　近年來，中國數字貿易發展迅速，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得益於中國高度重視數字經濟帶來的發展機遇，在規劃引導、法規保障、行業監管、開放合作、參與全球治理等方面開展積極探索，持續改善數字貿易發展的制度與市場環境，推動數字貿易開放發展與互利合作﹔另一方面也得益於中國數字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數字技術的創新能力不斷提升、數字產業生態成熟度不斷提高以及數字治理能力的不斷增強。

　　發展數字貿易，中國在多個方面具備全球競爭優勢：擁有全球最大的光纖和移動寬帶網絡，數據中心算力規模世界第二，其中超過25％屬於智能算力﹔技術創新能力快速提升，《自然》增刊《自然指數2024人工智能》顯示，2019年到2023年，中國AI研究的全球份額增長了五倍多﹔在數字產業生態上，依托於成熟的電商生態、多場景應用創新和強大的服務外包能力等，中國跨境電商和數字交付服務貿易規模穩居世界前列。

　　數字貿易平台可以打破空間和時間的束縛，降低貿易參與主體的跨國交易成本及不確定性，增強各類參與主體的全球連接能力、要素的流動能力。特別是對於中小企業而言，跨境電商平台線上化、小批量、高頻次的特征為其參與全球生產分工提供了機會，越來越多中小企業因此借助數字貿易平台深入參與了全球分工。伴隨大型跨境數字貿易平台企業的快速國際化，中國數字貿易增長勢能也在不斷累積增強。

　　當前，國際社會加快通過合作推進數字治理體系構建，數字貿易治理合作方興未艾。但是，各個國家對數字貿易治理的側重和訴求不同，短期達成各國政策趨同、形成相似治理體系難以實現。中國依托數字貿易發展基礎，深化國內數字貿易治理改革，並為全球數字貿易治理貢獻“中國方案”，既是發展所需，也是時代所盼。伴隨數字貿易發展潛力的進一步釋放，也需相應推動治理持續創新。中辦、國辦近期出台相關文件提出放寬市場准入、促進數據跨境流動、改革創新試點等制度型開放舉措，為實現治理優化指明了方向。

　　以制度型開放為抓手推動數字貿易創新發展尤顯重要。面對全球貿易數字化程度不斷提升、數字貿易國際規則加快構建的新形勢，我們必須堅持以高水平開放引領數字貿易創新發展。

　　首先，構建有利於數字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數據跨境流動規則。臨港新片區、海南自貿港在數據跨境流動領域可先行先試，在保障重要數據和個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制定各行業的數據分級分類標准，明晰重要數據和非重要數據的評估標准，同步配套編制“場景化”一般數據清單及操作指引，為企業提供清晰的政策指導。

　　其次，還應積極參與制定國際高標准經貿規則。探索實施電子口岸互通、數字保護信任機制、數字身份認証、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等。

　　微觀主體的成長是數字貿易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中國推動數字貿易發展大有可為的領域。應從支持技術創新、提升融資便利、強化龍頭企業帶動作用以及優化產業生態等多方面培育壯大微觀主體。數字貿易平台將在此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其軟硬件政策環境和資源整合優勢，可為企業成長提供強有力的孵化和支持。未來若能把各平台所代表的“點”連成“網”，實現平台間的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等，必將為中國數字貿易發展提供更強支撐。

　　（作者分別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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