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增長動能偏弱、結構性分化加劇、不確定性高企，決定了全球經濟仍處在一個“韌而不堅”的微妙狀態之中。

·在今后一段時期，全球經濟將可能呈現出低增長、高債務與高不確定性並存的基本態勢。

·近年來，中國經濟在外部環境復雜多變、全球經濟緩慢增長的背景下，仍保持了年均5%左右的增長。這一成績來之不易，體現了中國經濟的韌性與潛力。

·在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有條件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中高速、更加均衡和更具質量的增長軌跡。

人民網：當前世界經濟呈現出什麼樣的特征？

 林建海：總體來看，當前世界經濟呈現出“韌而不堅” 的特征。全球經濟仍在增長，但增速緩慢、分化明顯﹔表面看似尚可，潛在下行風險卻不容忽視。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所指出的：“我們仍然感到不安，全球經濟可能面臨潛在的重大沖擊。盡管全球經濟已經展現出一定的適應能力，但不確定性依然處於高位。”

在幾乎所有國際金融機構和主要私營金融機構的分析報告中，“韌性”成為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之一。普遍觀點認為，全球經濟的表現好於此前預期，尤其是美國經濟展現出較強的抗壓能力。

IMF最新分析顯示，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3.3%，2026年預計仍為3.3%，略高於2025年10月的預測值。在主要經濟體中，2025年美國經濟增長2.1%，歐元區1.4%，中國5%﹔2026年，美國增長預計為2.4%，歐元區為1.3%。這些數字表明，歐元區增長持續走弱，成為拖累全球經濟的重要因素，其中，德國經濟幾近停滯。放眼未來數年，全球經濟年均增速可能徘徊在3%左右，顯著低於2000—2019年3.7%的年平均增速。

問題在於：這種“韌性”究竟從何而來？

一，全球經濟韌性的一個重要來源，是美國經濟好於預期，且增速快於其他發達經濟體。在特朗普政府重啟並強化關稅政策的背景下，許多經濟學家曾預期2025年將面臨“低增長、高通脹”的雙重沖擊，但實際結果好於預期，主要原因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實際關稅低於起初宣布的水平。2025年4月2日，美國宣布對幾乎所有國家征收10%的進口基本稅，並對汽車等產品加征25%的關稅，對部分存在貿易順差的國家進一步提高稅率，對中國的最高稅率一度升至136%。但經過多輪談判和豁免安排，對各國的最終平均關稅水平降至27%左右，而實際稅率約為14%。同時，半導體等產品被納入免稅范圍，進一步緩沖了對實體經濟的沖擊。

值得關注的是，2025年美國高科技投資、尤其是人工智能產業快速擴張，成為拉動經濟的重要力量。據不完全估算顯示，風險投資與資本市場融資規模約2500億美元，企業資本支出數百億美元，長期產業投資承諾達千億美元量級，合計超過6000億美元。這一輪投資潮覆蓋股權融資、固定資產投資和先進制造業布局等多個層面，提振了市場信心。而在資本市場，科技股的持續上漲通過財富效應帶動消費增長，進一步促進經濟擴張態勢。這也是2025年美國經濟“韌性”得以顯現的重要原因。

二，除美國之外，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全球增長的支撐作用日益凸顯。中國、印度、東盟成員國保持了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成為全球經濟的重要引擎。IMF數據顯示，近年來亞洲地區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60%，其中中國的貢獻穩定在30%左右。在金磚國家中，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三國經濟體量已進入全球前十。盡管部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仍面臨嚴峻挑戰，甚至經歷經濟或債務危機，但從整體看，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佔比在持續上升。

三、在高關稅和地緣沖突加劇的背景下，全球貿易仍保持增長。世界貿易組織（WTO）數據顯示，2025年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約3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7%，明顯好於市場此前預期。展望2026年，全球貿易增速可能放緩，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關稅壁壘、地緣沖突以及貿易碎片化風險仍將上升。未來，全球貿易競爭的核心不僅僅是數量大小，更重要的是韌性。

綜合來看，2025年全球經濟展現一定韌性，然而，這種韌性並不穩固。增長動能偏弱、結構性分化加劇、不確定性高企，決定了全球經濟仍處在一個“韌而不堅”的微妙狀態之中。對下行風險的警惕，仍然不可放鬆。

人民網：進入2026年，全球經濟前景又將如何演變？

 林建海：先看美國。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和相關政府部門，對2026年美國經濟走勢都保持了相對一致的謹慎樂觀預期。然而，筆者認為，2026年美國經濟呈現“利好與風險並存”的格局。短期支撐因素尚在，但下行風險不容忽視。這一判斷主要基於以下幾方面：

第一，人工智能相關投資仍將構成重要支撐。在短期內，AI將繼續帶來可觀的投資需求，尤其體現在數據中心、算力基礎設施、電力系統等領域。可以說，如今無論討論宏觀經濟、產業發展，還是資本市場，AI都已成為繞不開的核心議題。

第二，財政與貨幣政策環境仍偏寬鬆。市場普遍預期，無論下一任美聯儲主席是誰，降息都將成為2026年的政策選項之一。分歧主要在於降息次數和力度——一次、兩次，還是更多，取決於經濟運行狀況。關鍵觀察指標仍是兩項：一是勞動力市場狀況，二是通脹水平。目前，美國失業率約為4.4%，略低於1948—2005年間5.7%的長期平均水平。通脹率為2.7%，仍高於美聯儲2%的目標值。總體看，這一組合意味著貨幣政策短期內仍需保持謹慎。但近期勞動力市場已有鬆動跡象，失業率可能回升，因此更大概率是2026年出現幅度有限的降息。

第三，企業與銀行體系盈利能力總體穩健。不過，盈利表現呈現明顯分化：以標普500指數為代表的大型上市公司利潤率持續改善，而中小型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則相對疲弱，部分行業甚至出現下滑。

第四，下行風險不容忽視。首先，高關稅的滯后效應可能集中顯現。研究顯示，關稅對經濟的全面影響往往在一年后逐步釋放。2026年，制造業可能趨於疲軟，失業率也可能隨之上升。其次，AI熱潮是否演變為泡沫仍存爭議。正如英偉達CEO黃仁勛所言，AI已經觸發“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但也有不少疑問仍待回答：如此大規模投入，其產出在哪裡？何時兌現？是否能夠顯著提升勞動生產率，使全球經濟實現如馬斯克所說的“爆炸式擴張”和“空前富足”的未來？這些問題仍處於觀察和探索階段。而且，股市高位運行本身蘊含風險。過去三年，美國股市表現極為強勁：2023-25年標普500指數累計漲幅接近80%。目前標普500市盈率約為30倍，顯著高於歷史長期中位數（約17—19倍）。這並不意味著市場必然崩盤，但在高估值背景下，任何基本面變化都可能放大市場波動。

從更長周期看，美國經濟同樣面臨結構性挑戰：一是政府債務持續攀升，已達38萬億美元，佔GDP比重超過120%，推高長期利率並壓制增長空間。二是貿易保護主義、關稅武器化以及零和甚至負和博弈思維，可能削弱其自身的經濟競爭力。三是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續加劇，社會撕裂加深，長期將侵蝕經濟和制度的內生穩定性。

縱觀全球經濟，在今后一段時期，將可能呈現出低增長、高債務與高不確定性並存的基本態勢。這一判斷並非基於單一沖擊，而是多重因素疊加作用的結果。

一、全球經濟增長將繼續低位運行，且分化加劇。世界經濟有望保持溫和增長，但整體節奏依然偏慢，且地區和國家之間的分化趨勢更加明顯。世界銀行的最新分析顯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仍將保持相對較快的增長，但增長動能可能逐步減弱，發達經濟體，特別是歐元區和日本，面臨更為明顯的增長壓力。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全球經濟在總體上已走出疫情沖擊，但復蘇並不均衡。許多中低收入國家尚未完全恢復元氣，約四分之一的發展中國家實際收入仍低於2020年疫情前水平，部分國家甚至出現收入倒退。除短期沖擊外，人口老齡化、技術創新不足、財政空間收緊以及債務負擔上升等結構性問題，也在持續侵蝕中長期增長潛力。

二、債務高企成為制約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隱憂。高債務水平正日益成為全球經濟的突出風險之一。國際金融協會（IIF）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9月，全球總債務規模已升至約346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的330%，創歷史新高。其中，主要發達經濟體的政府債務尤為引人關注，GDP佔比均超過100%。在財政空間受限、利率依然較高的背景下，如何在穩增長，並確保財政可持續性之間取得平衡，將成為各國面臨的長期難題。

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承受多重壓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正同時應對多重外部和內部挑戰。全球經濟緩慢增長削弱了出口需求，發達經濟體長期維持高利率抬高了融資成本和外債償付壓力，能源和食品價格波動推高生活成本，部分國家的社會與政治不穩定因素亦有所上升。在這一背景下，不少國家面臨低增長、高通脹和高債務並存的復雜局面，宏觀調控空間進一步受限，政策抉擇的難度顯著上升。

四、經濟與貿易脫鉤風險上升。近年來，貿易摩擦、關稅武器化和經濟碎片化趨勢反復出現並加劇，對全球經濟合作構成持續沖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相關研究中指出，如果經濟和貿易脫鉤在更大范圍內發生，對全球經濟造成的損失可能高達全球GDP的7%，相當於法國和德國經濟總量之和。這一風險不僅體現在貿易領域，也逐步向投資、技術和金融領域蔓延，對全球資源配置效率和長期增長前景構成深遠影響。

五、地緣沖突與安全風險難以快速消退。從短期看，地緣政治緊張和地區沖突仍可能持續，特別是在中東、拉美等地區。這些不穩定因素對全球能源和糧食市場形成持續擾動，加劇價格波動和通脹不確定性，進而影響全球經濟運行。

人民網：從更長時間維度看，全球經濟還面臨哪些深層次、跨周期的結構性挑戰？

 林建海：一是人口結構變化。人口老齡化將抑制勞動力供給和勞動生產率提升，並對社會保障體系的可持續性構成壓力。這已成為許多發達經濟體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與之相對，非洲等地區在未來數十年人口將快速增長，既蘊含發展潛力，也對就業、教育和公共服務提出更高要求。推動經濟創新和結構性改革，將是緩解人口壓力的重要路徑。

二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劇。當前，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群擁有約一半的全球財富。如果收入和財富分配持續惡化，不僅會抑制消費需求，也可能對社會穩定和政治秩序產生深遠影響。歷史經驗表明，收入高度不平等往往是社會動蕩的重要誘因之一。

三是氣候變化與綠色轉型壓力。氣候變化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日益顯性。綠色發展和環境保護不僅關乎當下，更關系到未來增長空間和人類整體福祉，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系統性工程。

人民網：面向未來，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什麼樣的挑戰與機遇？

 林建海：近年來，中國經濟在外部環境復雜多變、全球經濟緩慢增長的背景下，仍保持了年均5%左右的增長。這一成績來之不易，體現了中國經濟的韌性與潛力。但與此同時，經濟增速放緩，也引發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

一、增長模式轉型中的陣痛不可避免。中國經濟正處於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可持續增長轉型的關鍵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傳統增長動能減弱、新動能尚在培育，結構調整的難度上升。其中，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對經濟運行產生了深遠影響，不僅波及投資和地方財政，也通過財富效應影響居民消費和預期。

二、需求偏弱影響制約經濟“體感”。需求偏弱的影響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揮之不去。GDP平減指數持續為負，意味著名義GDP增速低於實際GDP增速，反映出整體價格水平下行的經濟環境。2023—2024年連續負值，表明中國經濟在這兩年面臨較為明顯的價格下行壓力﹔2025年負值幅度趨穩，顯示價格下跌趨勢有所緩解，但尚未轉為溫和通脹。這一局面與消費需求偏弱、工業品價格疲軟以及房地產市場低迷密切相關，抑制了企業盈利能力和勞動者收入增長，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經濟有增長、體感卻不強”的感受。若在2026年名義與實際GDP增速趨於一致，甚至略高，經濟運行的“溫度”有望改善。

三、外需環境趨緊，出口競爭壓力上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競爭加劇以及產業鏈重構，使外需環境日益復雜。盡管2025年中國出口仍實現約8%的增長，但這一成績是在價格競爭加劇、利潤空間被壓縮的背景下取得的。依靠低價格競爭並非可持續之策，大規模順差也可能引發貿易摩擦和反制措施，外需面臨的約束將日趨明顯。

在上述背景下，更有力度和針對性的政策支持顯得尤為重要。

一是強化內需支撐。通過適度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增強收入、財富和預期三方面對內需的拉動作用。其中，就業和收入增長是基礎，財富效應是放大器，而穩定的預期則是關鍵紐帶。就業改善、資本市場回暖以及房地產市場企穩，將共同推動消費和投資恢復。

二是積極穩妥應對房地產市場調整。國際經驗表明，這一過程往往持續時間較長，需要穩定、持續的政策支持。在此背景下，更為有力的財政支持有助於加快調整節奏，減輕對整體經濟的拖累，並對提振消費信心發揮重要作用。

三是持續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在外部環境趨緊的背景下，應以更高水平的改革和開放增強經濟韌性，在資本流動、貿易、金融、科技合作以及人文交流等領域持續推進制度型開放。

四是著力提升勞動生產率。從中長期看，勞動生產率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中國約三分之一的經濟增長來自生產率提升﹔危機后，資本投入比重上升，而生產率貢獻相對下降。未來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重新夯實生產率提升這一基礎，而其核心路徑在於科技創新、教育投入和人才培養。

人民網：從更長時間維度來看，中國經濟還能以多快的速度增長？

 林建海：這一問題不僅事關中國自身發展路徑，也是國際學界、國際機構和其他國家政府關注的焦點。

圍繞中國中長期的潛在增長率，國際機構已進行了大量研究。IMF職員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既有政策不發生顯著變化的情況下，2023—2027年中國經濟的年潛在增長率約為4%﹔而在推進有效結構性改革的情形下——包括國有企業改革、退休制度調整、激發市場活力以及加大教育投入等——2023—2037年的年潛在增長率有望提升至4.7%。

需要指出的是，既有評估大多基於傳統增長模型，對科技創新，尤其是人工智能、機器人及新一代科技的影響，可能尚未充分反映。AI正在重塑生產方式，其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潛力，或將超出傳統模型的靜態假設。同時，這些分析往往難以量化中國勞動力的學習能力、創新精神和適應能力，而這些內生特質，正是過去數十年支撐中國持續追趕的重要動力。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無論是從勞動密集型制造邁向高端制造，還是從出口導向轉向創新驅動，背后始終存在一條清晰主線——堅韌、務實、不斷追求改善生活與實現富裕的動力。這一點，構成了中國中長期增長的獨特優勢。

當然，任何一個經濟的發展都不會一帆風順，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上有曲折也在預料之中。人口老齡化加速、房地產深度調整、債務化解壓力、經濟結構再平衡、城鄉差距以及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都是必須直面的現實挑戰。但從長期看，中國經濟的增長空間仍然廣闊，其潛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為中長期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礎和預期錨定，是持續推進改革和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

第二，高質量人力資本優勢突出。在人力資本方面，中國正持續釋放教育紅利。隨著新技術、新產業不斷涌現，高素質勞動力已成為創新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素。2022年以來，中國每年約有超過1000萬名高校畢業生，其中理工科約佔40%，規模超過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總和。這一結構性優勢，在全球范圍內極具競爭力。

第三，勞動力供給仍具釋放空間。目前，中國勞動人口的平均實際退休年齡約為55歲。若到2030年逐步延長至58歲，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向60歲或更高水平過渡，可在相當程度上緩解勞動力收縮壓力。同時，人工智能、機器人和自動化技術在各行業的普及，將降低對傳統勞動力數量的依賴，部分對沖人口老齡化的不利影響。長期而言，提高生育率仍是根本性課題，需要持續的政策支持。

第四，產業升級與科技創新空間廣闊。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人均GDP約為美國的五分之一，顯示仍處於追趕階段。通過技術創新和成熟技術的規模化應用，推動產業向高端化、數字化、綠色化升級，將持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第五，城鎮化仍具較大推進空間。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城鎮化率仍低十多個百分點，未來在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城市群發展方面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可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動力。

第六，服務業發展潛力巨大。目前，中國服務業佔GDP比重約為50%，明顯低於全球平均水平，也低於多數發達經濟體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IMF分析顯示，在實施有力改革的情況下，未來15年服務業發展有望使中國經濟規模擴大約20%，相當於每年額外貢獻約1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

第七，消費潛力尚未充分釋放。從國際比較看，發達經濟體消費佔GDP比重普遍超過70%，美國和英國甚至超過80%，印度也約為70%﹔而中國這一比例仍約為55%。若消費佔比提升10個百分點，將對經濟規模和增長動能形成顯著支撐。

綜合來看，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潛力，取決於改革推進力度、技術進步速度以及結構調整的成效。在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情況下，中國經濟仍有條件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中高速、更加均衡和更具質量的增長軌跡。

如上所述，當前世界經濟呈現“韌而不堅”的特點：增速緩慢、債務高企、地緣政治博弈加劇、不確定性上升。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在復雜環境下展現出獨特韌性，特別是制造業與出口持續升級，科技創新潛力充足。但中國面臨的挑戰也不容低估。總體而言，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邏輯可以概括為：韌性支撐當前，改革激發潛力，創新驅動未來，綠色與包容確保可持續。中國在全球不確定性時代錨定長期方向，不僅為自己，也為世界經濟的穩定與增長提供了積極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