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制度创新为评级开路
                               
     评级之于经济，犹如雷达之于军事，原子弹之于战争。预警风险，是评级的初衷和本职。然而，对内受利益驱使，被客户“绑架”，价格竞争、级别竞争的扭曲现象时有发生；对外迷信“权威”，屈从霸权，拱手相让评级话语权，使我国经济安全掌握在西方手中。这已成为制约我国评级行业发展壮大的重要问题之一。
     今年以来，部分企业因债务违约而出现危机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而专事风险预警的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总会被拿来说事。从3月份“11超日债”开创我国首例债券违约先河，到最新曝出“10中钢债”的债务危机，受牵连的评级机构均因未提前预警风险而造质疑。
    评级机构的权利不是无限的，但在有限的权利范围内预警风险的意愿和努力应是无限的。作为专业的第三方评级机构，面对评级对象可能出现风险时为什么总是谨小慎微，甚至噤若寒蝉？是信息掌握不足还是另有他因？这要从我国评级行业长期面临的内部问题说起。
    我国评级业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今天也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如今，全国开展评级业务的机构上百家，而拥有全牌照的评级机构也就五家。所谓全牌照，即获得各主管部门颁发的能够对其所管辖行业评级的资格。评级行业多头监管的问题由此引出。
    目前我国信用评级业的监管，由相关部门在各自领域进行归口管理。企业债评级归发改委，银行间债项归银监会，公司债、基金等评级归证监会，保险公司可投资债券归保监会。评级机构获得哪个部委的牌照，就有权对哪类业务进行评级，互不交叉。这种人为割裂的信用评级市场，不仅加大了企业发债成本，更重要的是，难以对评级行业进行系统性制度设计和监管。
    在这样的监管机制下，价格竞争、级别竞争等乱象在所难免。为了获得评级委托，部分评级机构不惜低价揽标，甚至以出卖评级等级换取评级资格，评级机构鱼龙混杂，评级报告参差不齐。
     对外，迷恋“权威”的习惯定势在中国仍相当普遍。对权威的敬重和膜拜本是正常思维，但对事实证明已然错误的所谓“权威”依旧迷恋，似乎难以服众。长期以来，世人对西方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深信不疑。可是回想2008年那场由其一手导演的信用危机给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巨大灾难，至今仍心有余悸。然而，那次“信用劫难”还未远去，人们似乎开始有意无意地忘却那段伤痛，从主管部门到一线企业，对西方所谓“权威”评级的依赖依旧延续。
    权威是靠时间和信誉铸就的，也需要时间和信誉持续维护。权威的光环不能一劳永逸，我们的思维也应与时俱进。放大了说，从维护我国经济社会安全的层面考虑，我们不希望那场爆发于美国华尔街的“信用危机”在中国重演。
    从这个角度考虑，不仅对外我们要支持中国评级机构争取国际话语权，打破西方评级霸权垄断，给世人多一种选择，给中国经济安全多一重保障。对内，我们更要从顶层设计出发进行制度创新，统筹评级行业监管，鼓励评级技术竞争，通过制度完善来阻止直至消除“劣币驱逐良币”的评级行业现象，尽快发展壮大我国评级行业，培育发展本土评级机构，方能为我国经济健康安全发展开路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