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表面上是增速换挡，实质上是结构升级，根本上靠改革转型。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露出曙光，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大有希望。外部话语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随着我国经济在全球影响力日益增大，外部形势日益复杂多变，我们最好的应对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展现新时代、新气象。

我国在转型期面临的挑战

2008-2015年我国经济回落的原因表面上是外需不足和周期调整，但本质上是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经过2002-2007年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积累了大量低效产能和过度杠杆，即使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也有内在周期调整的要求，而且可以预计，周期衰退式的市场出清仍然可能面临与1999年类似的体制性障碍。

由于隐性担保的存在，资源错配，金融风险加剧。大量金融资源通过影子银行和银行表外配置到地方融资平台、产能过剩国企等领域，而这些领域的相当一部分已越来越难以创造现金流，不得不靠负债维持，造成债权悬空，推高社会整体资金价格，资金使用效率下降。

去产能和去杠杆进展缓慢，经济下行压力长期存在。为了防止短期经济过快下滑，在每次触及底线时应出台稳增长措施。但每一次稳增长拉动的主要是基建和重化工业，造成了维持落后产能和延缓市场出清的负面效果，而这又由于防风险而不得不为。

2008-2015年经济形势与1978-2007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同。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速换挡的关键期，未来结构调整成功，构筑的将是中高速增长平台，但增长的质量将提升。

越来越多的人看多中国经济

2010年笔者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服务的时候，参与研究提出“增速换挡”。2015年下半年提出“经济L型”，判断我国经济增速换挡已经接近底部。2017年，我国GDP增速超预期增长6.9%，宏观经济运行好于预期。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经济学者对我国经济表达了乐观看法，这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因素：

第一，找到了问题的症结。2010年以来面对我国经济持续下滑，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讨论和分歧：外部性、周期性还是结构性？我国经济增速换挡还是能重回高增长？对策是刺激还是改革？直到近年才逐步达成共识，我国经济下滑主要是结构性因素，告别高增长时代开启增速换挡，应大力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构筑新增长动力和新增速平台。

第二，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案。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一一五三”为核心的新时代我国经济政策顶层设计日渐清晰。

第三，具备了坚决执行力。随着思想统一、整顿作风，政令畅通，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久久为功”的执行力。

新时代我国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日渐清晰：“一一五三”。

“一个总要求”，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五大任务”，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这对我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可谓切中时弊。2016-2017年去产能、去库存取得显著成效，政策重心正转向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

“三大攻坚战”，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

我国经济正在筑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经过2010-2015年经济单边下滑，我国经济正呈周期性和结构性双筑底，支撑2016-2018年经济L型韧性强。结构性筑底是指传统行业出清，新兴行业崛起，以互联网经济、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周期性筑底是指六大周期力量叠加支撑。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释放，2019年以后我国有望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构筑新的增长平台。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要有基本框架、基本逻辑和基本判断，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六大周期叠加：世界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产能周期、房地产周期、库存周期和政治周期。

第一，当前世界经济处于新一轮增长周期。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先后复苏，我国出口持续恢复，中美贸易摩擦短期有扰动但不改变基本面；

第二，当前我们处于金融周期的顶部。监管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分别盯通胀和金融稳定。监管加强和去杠杆相当于“拆弹”，缓释金融风险。

第三，房地产周期处于调控中期。未来有望从短期调控转向长效机制，推动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第四，短期的库存周期仍处于2017年3季度-2018年上半年的去库存阶段。由于合意库存水平低，2016-2017年2季度的此轮补库周期力度浅、时间短，未来去库周期对经济的拖累有限。

第五，中期的产能周期已经触底。经过2010-2015年市场自发去产能，叠加2016年以来供给侧改革和环保督查，我国产能周期触底，产能出清充分，传统行业产能投资持续低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回升至78%，资产负债率从58%降至55%，制造业投资增长4%左右持续筑底。我们正处在产能周期的第三个阶段，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企业盈利改善、银行不良率下降、资产负债表修复、为新一轮产能扩张蓄积能量。2019年前后有望开启新一轮高质量产能周期。

第六，新的政治周期开启。政策的执行力增强，19大和换届以后，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政策重心有望从“三去”到“一降一补”，从做减法到做加法。

在看到我国经济稳步向好的同时，也要注意来自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正常化、金融去杠杆、融资成本上升、房地产调控等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五大改革值得期待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要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一段时间内五个方面的改革亟待突破。

第一，通过地方试点方式，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过去4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一项重要经验就是地方试点、试验，因为我国幅员辽阔，一些问题到了不同的地方就变得错综复杂，需要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相关试验。过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等，无一不最早来自于基层的实践和智慧。

第二，国企改革。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什么样的产权更有效率、什么样的产权是无效的。改革的目的是用有效率的产权替代无效率的产权，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源有效配置。因此，国企改革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截至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以服务业主导产业的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应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务业。

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降低成本，释放企业家的创造创新活力，能够给微观主体尤其是企业家带来发展信心。其中，包括减税、降低制度成本，还包括降低各种办事、费用成本。

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对此，一定要排除万难，坚决抓下去，促进金融和实体部门的良性互动。同时，防止监管竞赛和监管叠加引发新的风险，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作者系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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