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天津、福建新設三個自貿區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2月12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推廣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經驗，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決定依托現有新區、園區，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
   會議指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設立一年多來，圍繞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管理、貿易便利化、金融服務業開放、完善政府監管制度等，在體制機制上進行了積極探索和創新，形成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黨中央、國務院已決定在更大范圍推開，推動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
   會議要求，一是深化上海自貿試驗區改革開放，進一步壓縮負面清單，在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等領域再推出一批擴大開放舉措，並將部分開放措施輻射到浦東新區。二是除涉及法律修訂等事項外，在全國推廣包括投資、貿易、金融、服務業開放和事中事后監管等方面的28項改革試點經驗，在全國其他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推廣6項海關監管和檢驗檢疫制度創新措施。三是依托現有新區、園區，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以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地方特點，充實新的試點內容。會議要求抓緊制定新設自貿園區具體方案，並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調整實施相關法律規定。

新設自貿區比上海面積更大、項目更多元、特色更濃

   中國建立自貿區是必然之舉，中國周邊業已形成自由貿易鏈條，中國不能脫離鏈條拱手相讓貿易地位。北面有韓國的仁川、釜山，福建對岸有台灣地區，南面有香港、新加坡自由貿易港。如果不進一步開放，就會形成貿易窪地，類似於轉口貿易、集拼生意、國際產品銷售中心、服務中心等就會繞過中國沿海地區。一旦中國沿海形成自貿鏈條，就牢牢嵌入了東亞自貿鏈條中，不再只是低端制造業與低端服務業基地。 　　
   津、閩、粵三大自貿區緊隨上海之后，毫不掩飾雄心，他們比上海面積更大，推出的項目更多元，特色烙印更濃。 　　
   率先獲批的上海自貿區總面積為28.78平方公裡。天津自貿區主要涵蓋3個功能區，中心商務區、東疆保稅港區，以及天津港保稅區（含空港經濟區），總面積約260平方公裡，接近上海自貿區的9倍。福建自貿區可能包括平潭的392.92平方公裡、廈門的150平方公裡及福州新區11平方公裡，是中國所有申報的自貿區當中，合起來面積跨度最大的自貿區。廣東自貿區將是體量最大的自貿區，總共931.385平方公裡，到2020年可開發面積為295.385平方公裡，遠遠大於目前上海自貿區所規劃的28平方公裡。 　　
   從目前來看，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制度將進一步在其他三個自貿區推廣，同時根據自身地理位置確立自身特點。 　　
   天津自貿區主要對准東北亞，大力發展航運，未來金融租賃業有優勢﹔而福建的自貿園區主要是發展台海貿易，促進對台合作的發展﹔廣東自貿區是粵港澳合作的2.0版，“粵港澳自由貿易區”主要是發揮香港的優勢，突出香港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包括推動貿易自由化、粵港高端服務的合作等，帶動珠三角發展。

上海自貿區改革一年成績幾何？

   近日，國務院正式確定了第二批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名單，此前呼聲較高的粵津閩3地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對外開放經驗以及優質的現有保稅園區等因素成功入圍。 　　　　　　
   國務院常務會議認為，上海自貿區設立一年多來，圍繞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管理、貿易便利化、金融服務業開放、完善政府監管制度等環節，在體制機制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創新，形成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因此粵津閩3地可在現有基礎上，結合地方特點，充實新的試點內容。 　　　　　　
   專家表示，這意味著粵津閩將“接棒”上海，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更多經驗。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波指出，廣東自貿區主要對准港珠澳，未來在高端金融服務業上將有大的發展﹔天津自貿區主要對准東北亞，未來金融租賃業有優勢﹔而福建的自貿園區主要是發展台海貿易，將促進大陸與台灣地區的經濟合作。 　　　　　　
   “第二批自貿區試點的出現不僅將為所在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強大動力，還將進一步提高我國整體對外開放水平。”廣東省社科院宏觀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品安對本報記者說，中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一些原有管理機制對市場化、利用外資、提高效率的束縛作用開始顯現，此次自貿區擴容正是通過“鬆綁”從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作用，釋放經濟活力。

自貿區之間競爭不可避免

   建立自貿區是第一步，自貿區能否成功取決於改革的理念、決心與執行力。從上海自貿區的實踐看，理念正確，建立負面清單制度劃清政府與市場邊界，通過保稅、倉儲、展示、物流、服務的開放，大規模地降低貿易成本。 　　
   但在具體操作上仍然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以負面清單為例，目前的負面清單依然繁瑣，兩個版本的負面清單必須得到各部委首肯，負面清單范圍縮小有限，甚至有些是專揀無關緊要之處縮緊，如上海的負面清單縮減農業等項目的審批。在真正需要開放的服務等市場上，難以掙脫鎖鏈。 　　
   由於存在技術風險，一些改革推進困難，比如金融開放。開放到什麼程度才能實現市場效率與風險的統一，居民是否在一定限額內實現自由兌換，企業對外投資、境外發債是否能夠徹底取消審批。以前在天津曾經有香港直通車動議，最終對金融風險失控的擔憂壓倒了其他考量。 　　
   在信息時代，服務業並不拘泥於地理位置，目前天津自貿區以金融租賃業務為特色，廣東自貿區涉及高端金融服務，福建的自貿區涉及對台的金融和貿易等合作——這樣的劃分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很有可能，最后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會同質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展開人才與政策競爭。 　　
   四個自貿區誰執改革牛耳？哪個地方政府最具市場意識，哪個自貿區最具有專業能力，哪個自貿區就會脫穎而出。

自貿區擴容打響了我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發令槍

   自貿區擴容並非是給個別地區“政策紅包”。專家認為，自貿區擴容打響了我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發令槍，標志著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開始由點及面地有序推進。 　　
   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叢屹指出，上海自貿區經驗的核心，是與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有關的“三張清單”，即法無禁止皆可為的“負面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權力清單”、法有規定必須為的“責任清單”。 　　
   “對於此次擴容，市場期盼已久。政策最終落地，一方面有助於國家治理結構的完善，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另一方面，擴大試點將幫助更多的經濟參與者在新常態下積累管理市場、應對風險的經驗。”叢屹說。 　　
   數據顯示，上海自貿區試點一年來，已有283個項目落戶，共新設企業12266家，超過了原保稅區20年的注冊總量，就業人數隨之翻了一番。12月12日以前，國務院就已經取消和下放了690項行政審批事項，加上本次會議確定的108項，被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審批事項已達798項。 　　
   “為適應新常態，中國主動採取了諸如自貿區、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此准確地講，我們是‘以開放促改革’而不是‘以開放倒逼改革’。”叢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