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知識付費剛走向風口時，身邊不少做內容的朋友躍躍欲試。在這場面向內容傳播的“轉型”過程中，有人辭去穩定工作加盟獲得風投的初創團隊，有人依托大型互聯網公司開發知識付費平台，有人只是在微信上販賣“內部分享材料”……知識付費定義的籠統性，決定其表現形式多種多樣。

　　從廣義上說，知識付費頗有點玩弄概念的意思。早在面向大眾的互聯網普及之前，我們就在為知識付費——購買書籍、訂閱報刊甚至報培訓班。我們也從來沒有為前互聯網時代的“知識付費”產生過太大的爭議，知識的傳播需要成本，一本書從寫作、編輯到印刷和流通，到最后實體化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一條縝密的產業鏈條顯而易見。

　　互聯網的介入，大大地壓縮了知識傳播的中間環節。隻需要一個平台，知識的創造者就可以直接“販賣知識”。這種變化，對人們造成的心理沖擊無疑是巨大的——君子固窮也好，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罷，大多數人還不習慣把金錢直接交給知識的創造者。在習慣上，人們總還是需要一個實體化的介質作為過渡。這種觀念導致知識付費從一開始就面臨爭議。

　　然而，無論是拜商業力量的“洗腦”和鼓吹所賜，還是因為現代人確實需要一點“高級”的消費來填補乏味的生活，知識付費還是站到了風口。花幾十元到幾百元，在平台上訂閱某個課程，在一夜之間成了都市青年最時髦的活動。

　　互聯網時代需要講故事，也需要造富神話。某TOP2高校“網紅”教授的知識付費課程賣出了超過5000萬元的總碼洋，“教授收入終於趕上了明星”，他也最終從學校離職專事內容創業，無疑是其中扣人心懸的一個故事。

　　問題在於，並非所有的付費內容都來自大學教授。在這個新興行業從事生產的，更多的還是被稱為“小編”的新媒體編輯，他們憑借自己對知識的理解，重新包裝和組織信息，然后，最重要的是制作好標題，設計好營銷話術，最后把課程賣出去。

　　自媒體人也很快被這條生財的捷徑所吸引，比如，幫助那些不願意花時間讀完書的用戶讀書，然后用千把字篇幅的短文章概括書的內容，把原著生澀乏味的標題轉化為符合自媒體閱讀習慣的標題，甚至，對於那些連讀完1000字也沒有耐心的用戶，他們也有辦法：制作成兩三分鐘的動畫，或者在音頻平台用最簡單的語言讀出來。

　　在現代商業秩序形成之前，或者說是在口耳相傳的信息傳播時代，這本來不算問題。要較真兒的話，古典小說“四大名著”除了《紅樓夢》，其他3部或多或少存在“洗稿”的問題。文人總結和升華民間故事，提煉成可供復制的文本從而流傳下去，是民間文化得以維系和傳承的重要方式。就官方寫作而言，《資治通鑒》出現大量與《史記》一模一樣的段落，《史記》與《戰國策》也有大量文字雷同。如果沒有一代代文人的“洗稿”，很難說傳統文化能遺留下來什麼。

　　因為知識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在小范圍內自由傳播，傳統上不存在什麼“版權”意識。隻有到了現代，當知識成為資源，並且實現了價值可衡量，“版權”意識與規則才確立起來。當知識創造與商業社會規則共舞，人類創造知識的進程明顯加速了。作家、學者、藝術家、科學家，終於可以大大方方地談論自己的創富夢想。

　　樂觀表象的背后，隱藏著危險的悖論。如果知識被獨佔，被私有化，那麼人類文明的進程無疑會不容樂觀。所以，在版權保護方面，確定了有期限的原則。例如，我國的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保護期為作者有生之年及死亡后50年。其實，絕大多數獨佔性知識並不是用於面向大眾傳播的，它們以專利的形式存在。各國對藥品這種關系生命與健康的專利保護期一般較短，即便如此，依然出現了“我不是藥神”的爭議。

　　而且，隨著知識從理論轉化為實際應用的周期縮短，公眾越來越需要汲取最新的知識創造成果。所以，一刀切地制止所有的知識轉化的渠道並不合理，“花錢請人讀書”的商業模式並非一無是處。

　　但是，如果連“花錢請人讀書”的過程都出現了剽竊，那顯然是不能讓人原諒的。目前，知識付費領域的泥沙俱下，問題就在於此。很多知識付費產品的制作者，不過是拿了二手甚至轉了好幾手的內容販賣。他們非但不跟原創性的知識沾邊，就連自己都談不上對多少對知識的透徹領悟。一些知識付費課程漏洞百出、誤人子弟，才是最容易被忽視也最令人擔憂的。

　　付費以后，得到的只是散發著濃濃雞湯味的成功學指南，這在知識付費界並不新鮮。其實，人類傳承知識早就有被充分驗証的方法，讀原著、接受有體系的教育，便是最重要的形式。知識付費雖好，卻只是一種補充而已，花錢請人讀書固然省事，也要看對方讀的究竟是一本怎樣的書。

　　王鐘的 來源：中國青年報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