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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時代:就業迎來怎樣的機遇?

2019年05月23日08:23 |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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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智能+”時代:就業迎來怎樣的機遇?

編者按

時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方興未艾,教育模式、社會分工都隨之發生深刻變革。光明智庫特邀三位學界、業界專家,圍繞“‘智能+’時代的就業問題”,從“怎麼看”與“怎麼辦”兩個維度,共同探討如何調動多元力量,深化教育改革,激活就業領域的一池春水。

本期嘉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部長、研究員 馬名杰

北京師范大學互聯網教育智能技術及應用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 黃榮懷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系系主任 吳清軍

就業總量不會受太大影響 但就業結構會有所改變

光明智庫: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正在改變我們的生產生活。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又點出了“智能+”概念。請問,人工智能給就業帶來的挑戰有多大?新機遇又有哪些?

黃榮懷:中國社會正處於轉型期,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未來就業報告(2018年)》指出,目前機器可以完成的任務時長,佔當前工作總時長的29%,2022年后預計可達42%。可以看出,“智能”與行業充分融合后,就業結構會發生很大變化,這呼喚更多“新動力人群”的出現。

為適應這種需求,教育部門也在積極應對。近期,教育部印發《關於公布2018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的通知》,全國共有35所高校獲首批“人工智能”新專業建設資格,在專業調整方面開始發揮積極的政策引導作用。

吳清軍:評價人工智能對就業的影響,不能單純看就業人數的增減,還要考慮對勞動生產率、社會生產總值、就業質量、就業結構、勞動力技能等方面的影響。

人類歷史上,沒有一次技術創新導致整個社會大規模失業。我們研究發現,從長期來看,就業總量不會受太大影響,但就業結構會有所改變。人工智能確實給一些程序性工作帶來沖擊,不過復雜性工作以及非程序性工作,不會受到沖擊,反而會創造新的機遇。

隨著信息化技術的飛速發展,市場需求將推動人才培養體系的改革創新。高校人工智能課程、專業的設置,標志著我們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下一步還將推動經濟、管理等其他學科的改革與創新。

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的發展,打破了傳統工業時代的崗位設計和職業規劃,在生產和服務領域,催生了一大批新職業。這背后體現的是社會分工體系正在轉變,與數字經濟相匹配的新職業體系,正在逐步形成。近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式發布13個新職業,電子競技員、雲計算工程技術人員等職業應運而生,折射出我國未來發展的熱點領域。

馬名杰:所謂“智能+”,可理解為以人工智能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在各行業得到廣泛應用,從而改變傳統的產業形態和就業方式,促進經濟社會更好發展。當前乃至今后較長時期,人工智能處於快速發展階段,對就業的影響將是一個漸進的、逐步擴大的過程。

實際上,工業革命的發展史就是“傳統勞動”不斷被替代、新就業崗位不斷被創造的過程。紡織機、蒸汽機、自動化技術等重大技術變革都曾引發“失業恐慌”,但新技術、新業態、新產業創造了更多就業機遇,“智能+”很有可能繼續這種趨勢。盡管從長遠看,人工智能有利於推動就業發展,但由於求職者轉換勞動技能需要時間,且個體差異較大,短期內可能對就業產生一定壓力。

促進教育培養模式重構

光明智庫:有觀點認為,我國教育多以“吸收性知識教育”模式為主,而人工智能需要通過深度學習進行,這對傳統學習模式形成了挑戰。未來的人工智能,很可能會讓現行教育模式下的畢業生優勢蕩然無存。這引發了對如何進行教育改革、促進人才培養等問題的思考。您如何看待?

馬名杰:隨著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和邁向高質量發展,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被廣泛應用,知識結構更新換代節奏加快,未來就業的不確定性明顯提高。這就要求勞動者要具有更強的學習、適應、創新能力。

當前,各地高校在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法創新、實踐訓練、師資隊伍、孵化資源等重點領域做了不少探索。但人工智能時代要求的自主學習、批判思維和創新潛質的培養,還明顯不足。傳統崗位勞動力能以多快的速度掌握新技能,從而滿足數字經濟時代的就業需求,是當前就業面臨的關鍵挑戰。所以,我國教育模式需要加快轉變的步伐,滿足未來就業需求。

吳清軍:題中觀點失之偏頗。目前很多學校都在培養“專業性”人才,大量的課程都是技術或技能教育。但這不僅僅是中國獨有的問題,全世界教育領域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為適應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產業結構和發展特點,人才培養要求越“專”越好。未來,受人工智能沖擊最嚴重的,可能就是這些專業性、程序性的工作崗位。但是,很多高校已經啟動教育模式改革,應對上述挑戰。培養方式上,已從專業性轉向綜合性人才培養﹔課程體系中,基於大量基礎性課程,又增加了技術技能課程﹔培養模式方面,已從專業性思維培養,逐步轉向解決復雜問題的思維培養。

黃榮懷:知識精加工型和知識貫通式學習,是兩種不同的學習方式。前者與“吸收性知識教育”類似,強調訓練“如何尋找和記憶答案”,對問題的來龍去脈不要求過多思考,是一種淺層次學習。后者與“聯通主義學習理論”相一致,強調知識之間的關聯、理解問題語境、提出問題以及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在記憶(存儲)和信息加工(計算處理)方面,機器已經超過人類﹔但解決復雜問題方面,未來的機器難以超越人類。所以,無論是從基本生存能力,還是創新能力角度看,學生都需要從知識精加工型向貫通式學習轉變。

“智能+”時代,學生之間存在“數字使用鴻溝”,作為“數字移民”的教師,如何管理“數字土著”的學生,都關乎技術與教學的深度融合問題。我們可嘗試從單一的課堂教學,拓展到項目學習、探究學習等多樣化情境中,激發學生的好奇心﹔採用“翻轉教學”等方式,彌補同質化課堂的教學缺陷,滿足學生訴求﹔優化信息化環境,提升學習效率。特別應指出,要推動教育裝備等產業發展,增加對教學硬件的支持力度。

“智能+”時代,求職者該做些什麼?

光明智庫:人工智能技術的出現,使就業結構發生了改變。同時,新技術在推動新舊動能轉化的過程中也延伸了產業鏈,創造了大量新崗位。廣大學生、家長及再就業者、創業者都很關注的問題是:數字時代,將會催生哪些新行業、新職業,他們應該為此做哪些准備?

吳清軍:數字技術發展太快,很難精准預測會產生哪些新職業、新崗位。未來就業者需要培養好兩種能力,以不變應萬變。一是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而並非簡單的專業性技術能力﹔二是終身學習的能力,要隨著技術的發展時刻保持學習狀態。未來的創業者,除了具備以上兩種能力外,更要培養一種自我判斷的能力。創業能否成功,需要有市場預判、經營管理以及溝通交往的能力。我並不建議年輕人盲目創業,創業之前需要對自我能力進行評估,這是至關重要的。

黃榮懷:當下,智能技術領域的人才已經供不應求,如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專家、數據分析師、信息安全分析師、用戶體驗和人機交互設計師、區塊鏈專家等。目前,人工智能在服務業應用較多,如客服、銷售、培訓和開發崗位等。除此以外,“人機協作”將成為未來的主要工作方式,如口譯人員可以在智能語音識別系統的輔助下進行翻譯,醫生在智能診斷系統的輔助下對病人進行診察。

《未來就業報告(2018年)》指出,2018年至2022年間,所需勞動力技能的平均轉移幅度為42%﹔到2022年,至少54%的員工需要進行大規模的重新培訓和技能提升。所以,未來就業、創業的學生非常需要提升自身的“數字化生存能力”。增強好奇心對學生來講很重要,學會在冗雜信息中探究事物本質的能力﹔提高學習能力,才能適應社會發展帶來的挑戰與機遇﹔良好的自控力對提高個人能力也很關鍵,這是應對變革時期的“軟實力”。

馬名杰:我國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進程中,技術創新瞬息萬變,要准確預測十分困難。有些一度活躍的新業態、新模式,可能很快就被市場証明是失敗的。歸根結底,創造新崗位的主體是企業,它們抓住機遇、不斷創新和試錯。一般而言,新技術和新產業的發展,往往會產生人才缺口。例如,據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共同編制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估算,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醫藥和高性能醫療器械、節能與新能源汽車、新材料、機器人領域,人才缺口將分別達到450萬、40萬、103萬、400萬和450萬。在快速變化的新時代,勞動者要注意提升自身對新知識的學習能力,增強對新形勢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這樣才能變挑戰為機遇。

統籌多方力量營建就業好環境

光明智庫:就業不僅要靠就業者的個人努力,更要靠整個社會形成合力。針對人工智能時代的全新需求,政府、學校、用工單位如何因時而動、順勢而為,為廣大就業創業者創造更好的環境?

馬名杰:一方面,要加快推進我國教育體制改革。從短期看,加強技術和職業培訓以及終身教育的政府扶持力度,支持離崗人員再培訓﹔鼓勵多種形式的創業,如支持“零工經濟”的新工作方式,提高跨領域的勞動力流動性。從中長期看,要重視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創造性思維和創新能力,在培養機制、課程體系、教學方法和考核方式等方面,深化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要破除制約企業創新的各種束縛,完善新產品、新業態、新技術標准,堅持寬容、審慎地監管,營建鼓勵創新、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黃榮懷:政府除了重視智能技術的發展,加大投入力度,重視人才培養以外,還需要營建城市智慧學習環境,充分利用好公共場館設施,為公民終身學習提供保障。在社會治理中,也可引入智能技術,提高治理的有效性。學校可在突破關鍵、共性的產業技術瓶頸上下功夫,積極組織開發基於人工智能的教學實驗項目,建設人工智能實驗室,並與社會對接。

吳清軍:適應智能時代要求、完善教育體制改革的良好政策環境正在逐步形成。我們要看到,中國已置身於經濟全球化中,要創造更好的環境,無非有兩點原則:一是保持充分、平等的市場競爭才能帶來創新動力,營造創新的環境﹔二是以包容審慎的態度對待創新,才有可能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對傳統產業結構、社會結構產生的巨大沖擊。

(責編:蔣琪、付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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