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推遲退休成為歐洲“新風尚”。圖為91歲的德國餐廳服務員正在工作。 　　影像中國

　　上世紀50年代起，歐洲國家普遍建立了普惠性社會福利制度，在促進社會公平、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隨著經濟社會情況的變化，高成本問題日益突出，人口老齡化等問題加劇，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難民危機沖擊下，其結構性缺陷不斷顯現。

　　眾多專家意識到，盲目推行高福利制度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有專家認為，如何在提供高福利和鼓勵更多人參與勞動間找到平衡，是福利國家需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還有專家指出，隻有與現實發展情況相符的福利制度，才能最終達到惠及民眾的積極效果。

　　

　　北  歐         

　　人口老齡化沖擊稅收基礎

　　本報駐比利時記者  方瑩馨

　　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瑞典、芬蘭、挪威、丹麥、冰島等北歐國家建立起高福利模式，幾乎將公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部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然而，伴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斷加劇，高福利賴以維系的高稅收受到極大沖擊。2015年爆發的歐洲難民危機更讓其制度性缺陷不斷顯現。

　　北歐國家的福利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較大，需要通過高稅收來維系。據經合組織統計，瑞典、丹麥、芬蘭稅收佔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均高於40%，位居世界稅收最高國家前列。挪威和冰島稅收佔比雖然相對較低，但也接近40%，遠高於經合組織成員平均水平。

　　高稅收導致國內生產性投資不足和生產增長停滯，引發失業率上漲。失業人數增加又會減少稅收規模，並加重政府的福利支出負擔，形成惡性循環。上世紀90年代初，芬蘭曾經歷嚴重的經濟衰退，導致就業率急劇下降，至今仍未恢復到衰退前水平。與此同時，芬蘭養老金支出目前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超過10%，而來自就業人口收入的支持不足7%。

　　由於生育率低和平均壽命延長，北歐國家65歲以上老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近20%，已經步入“超老齡社會”階段。面對日益增多的老齡人口，養老金出現巨大缺口，也給北歐國家財政的可持續性帶來極大破壞。

　　歐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巴斯倫德認為，如何在提供高福利和鼓勵更多人參與勞動間找到平衡，是福利國家需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現階段，北歐國家福利制度面臨的最大挑戰來自人口老齡化和移民問題。人口結構的變化導致北歐國家勞動力供給不足，這也是其經濟增長緩慢的主要原因。

　　為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北歐國家紛紛延遲退休年齡。丹麥目前已經將退休年齡從2014年的60歲推遲至62歲，並計劃在2019年至2022年進一步推遲至67歲，從而增加勞動力供給，擴大就業人口征稅范圍，減緩養老金支出增長，用以彌補養老金缺口。瑞典則採取了將退休年齡和養老金挂鉤的彈性方式，鼓勵老年人堅守工作崗位。

　　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給北歐福利國家模式帶來了更大的難題。瑞典接納了16.3萬名難民，成為人均接納難民人數最高的國家。由於受教育程度低、語言不通等原因，移民在瑞典的失業率超過15％，本國居民失業率僅不足5%。有評論認為，瑞典政府僅僅提供補貼及福利，卻無法通過創造、提供就業崗位的方式幫助、規范難民。瑞典民眾認為，自己繳納的高額稅負大量被用於與難民有關開支。民眾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不僅給極端民粹主義的發展創造了空間，也讓瑞典進一步削減福利等改革計劃面臨巨大阻力。

　　

　　德  國

　　通過改革逐步減輕高福利負擔

　　本報駐德國記者  馮雪珺

　　德國被認為是現代西方福利制度的發源地。然而，進入21世紀之后，高福利制度成了拖累德國經濟發展的包袱。直至德國政府2003年推出“2010議程”，削減了過重的社會福利，德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才重新走上正軌。

　　東西德統一后，德國政府出於種種原因，不顧地區發展不平衡，決定將西德地區的社會福利制度推廣至東德地區。德國城市事務研究院專家蘭度阿當時就曾指出，福利制度的建設應與社會發展程度相適應。盲目推行高福利，不僅不會縮小東西部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巨大差異，還會嚴重拖累整個德國。

　　果然，在此后近20年時間裡，為支撐原東德各州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德國政府不得不背上每年約500億歐元的財政負擔。伴隨著21世紀初的世界經濟衰退，德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養老金等社會福利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一度高達1/3。

　　2002年，德國企業破產數量創下超過3.7萬家的歷史紀錄。由於失業者仍可在4年內領取相當於原工資63%的救濟金，致使德國失業人口一度達到500萬，產生了大量不工作僅靠救濟金生活的“懶漢”。

　　被德國媒體稱為“最厚臉皮失業者”的漢堡人阿諾—迪貝爾，曾公開發出這樣的回應：“我為什麼要工作？”他失業后幾十年無所事事，僅靠領取救濟金維持日常生活開支，直到2015年被送進養老院“安度晚年”。

　　“與懶漢沒有道理可講。”2003年，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力排眾議，推出了“2010議程”一攬子結構性改革。改革中相繼推出的4部《哈茨法案》，對社會福利進行了大幅削減，如下調就業與失業者的福利補貼，強制失業者接受職業培訓並盡快再就業。同時，法案還包括推遲退休年齡、減少政府法定退休金支付比例等內容。

　　“‘2010議程’是強硬的，但也是必需的。”萊茵—威斯特伐利亞經濟研究所專家克魯夫表示，德國失業人口如今約為250萬，已縮減到改革前的一半。通過改革逐步減輕高福利負擔后的德國，成為國際金融危機后率先復蘇的歐洲國家，並成為推動歐洲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2018年，德國政府財政盈余高達580億歐元，刷新東西德統一以來最高紀錄。德國總理默克爾曾表示，正是施羅德和“2010議程”讓德國將超負荷高福利重新扳回正軌。

　　為推行“2010議程”，施羅德和他所領導的社民黨付出了巨大代價。由於削減福利引發選民和黨內不滿，施羅德被迫於2005年提前辭職，隨后又宣布退出政壇。社民黨的力量也受到很大削弱。

　　對於西方政黨體制弊端導致的改革困境，歐委會主席容克曾表示：“我們都知道應當改革，以及如何改革，但我們都不知道，改革后該如何重新當選。”

　　

　　西班牙         

　　養老金可持續難題日益凸顯

　　本報駐西班牙記者  姜  波

　　馬德裡青年維克多最近剛剛臨時工轉正，心裡特別高興。在西班牙，“臨時工”和“正式工”在福利和員工保障等方面有著巨大差別。企業如果解雇長期合同的員工，需要根據其工作年限支付一筆不菲的失業補償金，大大提高了企業解雇員工和招聘新員工的成本。這導致很多企業在簽署長期合同時極其謹慎。為了減少用工成本，不少公司甚至會在員工臨時合同到期后，將其解聘，選擇雇用新的臨時員工。也有不少公司會採取跟第三方勞務公司簽署合同的方式雇用臨時工。

　　勞動合同問題凸顯西班牙在高福利制度下擴大就業面臨的窘境。西班牙社保體系已連續多年出現赤字。據西班牙對外銀行近日公布的報告顯示，2018年西班牙社保赤字達189億歐元，2011—2018年間，社保赤字累計已超過1000億歐元。西班牙福利制度的可持續性面臨嚴峻考驗。

　　高福利制度對經濟表現的依賴性非常強。西班牙龐培法布拉大學教授阿馬特認為，西班牙的經濟基礎在歐洲國家中相對薄弱，債務安全狀況也相對脆弱。一旦經濟形勢惡化，極易引發稅收減少、福利開支不足等問題。政府財政赤字膨脹、負債率攀升等問題也會接連浮出水面，進而引發債務危機。

　　近幾年來，盡管西班牙經濟逐漸擺脫危機，開始穩步復蘇。但隨著其人口老齡化趨勢不斷加劇，養老金可持續難題日益凸顯。造成養老金可持續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失業率尤其是青年失業率偏高，繳納社保資金的人數增長有限。造成失業率高企的原因，也有高福利制度的因素。高福利制度同高失業率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

　　目前，西班牙臨時工比例超過26%，是歐盟內比例最高的國家，為歐盟平均值的近兩倍。在15—24歲的青年就業者中，臨時工的比例更是超過70%。以保障勞工權利為出發點的福利制度，反而成為抑制勞工市場活力，尤其是青年人就業積極性的原因之一。

　　西班牙馬德裡自治大學教授古斯塔沃表示，從國家層面來看，高水平的社會福利保障導致政府和企業將更多資源用於福利支出和開銷，用於創新、研發的投入相對減少，從而削弱經濟長期增長動力，這在經濟下行周期表現更為顯著。

　　在經濟危機時期，西班牙政府曾為了減少政府債務而削減公共財政支出，研發投入不斷遭到削減，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不斷下降，至今尚未恢復至危機前水平。西班牙在創新方面的投入與歐盟領先國家的差距不斷被拉大，導致經濟競爭力相對削弱。長期來看，這一狀況導致西班牙難以提供足夠動能，改變長期以來經濟增長模式單一、過度依賴房地產業和個人消費等結構性問題。

　　西班牙《經濟學家報》評論指出，西班牙福利制度亟須更多深層次改革。一方面要激發勞動力市場的活力，通過促進和提升就業為社保資金開源。另一方面要減少政府和企業的福利負擔，使更多資金用於研發等投入，提高創新水平，進一步推進結構性改革進程。隻有這樣才能實現福利制度與經濟的平衡和可持續發展。

　　

　　希  臘         

　　過高福利導致深陷債務危機

　　本報記者  韓秉宸  葉  琦

　　2018年8月，希臘宣布正式結束第三輪救助計劃，由此告別依賴長達8年的援助，重回正常國家的運行軌道。很多專家在分析希臘債務危機時，都明確指出，在社會福利上盲目的高投入，是拖累並導致希臘陷入危機的重要原因。

　　希臘曾實施過脫離實際的高福利政策，在公務員福利方面體現尤為明顯。在歐債危機爆發前，希臘公務員每年會獲得14個月的薪金，帶薪休假一個月。40歲以后就可以開始領取養老金。已去世公務員的未婚或離婚子女，可以繼續領取父母的退休金直到死亡或者結婚。公務員不僅待遇好，而且涵蓋范圍極其廣泛。隻要不是私營機構雇用人員，幾乎全部被納入公務員范疇。在希臘債務危機爆發的2010年，希臘總人口約1100萬，公務員人數卻高達百萬之多，約佔全部就業人口的1/4。這不僅導致不少公共部門效率低下，也讓國家財政因此不堪重負。

　　雅典經濟與商業大學副教授馬塔薩加尼斯表示，當生產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沒有得到相應提高時，希臘政府隻能靠不斷借助新債或增加稅收，來填補福利開支缺口。高福利制約經濟結構升級和發展，讓希臘陷入大量舉債的惡性循環。數據顯示，希臘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常年維持在100%以上，大量債務產生的原因正是需要維持日益龐大的公務員隊伍等。即便是在接受救助期間，國際債權人下撥貸款后，希臘政府的首要任務，也是支付拖欠公務員的工資福利等。

　　維持過高福利而陷入債務危機，讓希臘經濟在過去幾年萎縮約25％。為了滿足國際債權人的救助要求，希臘不得不實施多輪緊縮和改革措施，其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公共機構開支和養老金等。僅在2010年至2012年間，希臘公務員就被裁撤40萬人，隨后希臘政府又進行過數次裁員，並大幅削減公務員薪資福利等。不過，公務員人數佔總人口比例依然維持高位。而伴隨人口老齡化加劇，養老金也始終是希臘必須面對的“老大難”問題。

　　由於制度建設不完善以及社會化程度不足等問題，希臘養老金佔財政支出比例長期居高不下。雖然希臘政府已經按照國際債權人要求，將養老金支出削減約50%，但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希臘養老金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超過17%，遠遠超過歐盟成員國的平均水平。由於養老金發放條件過於寬鬆、監管不嚴，更造成冒領泛濫等問題。僅在2011年爆發的“幽靈養老金”事件中，希臘政府就發現12萬戶家庭隱瞞老人離世的事實，繼續冒領養老金，總計金額高達10億歐元。

　　在希臘結束救助計劃前，歐盟委員會分管經濟和金融事務的委員莫斯科維奇曾再次提醒，希臘經濟所面臨的現實依然“嚴峻”：“雖然緊縮時期已經結束，但救助計劃結束並不是改革之路的終點。”

　　希臘克裡特島大學社會學副教授扎巴爾洛科強調，希臘還需要在養老金制度、醫療制度、財政和金融、勞動力市場、商業環境等領域積極探索並推動改革，才能真正地走出債務危機。

　　制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9年07月12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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