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麻辣財經《中國發展幾十年，為何沒出現過經濟危機？》的文章推出后，被各家網站和手機端廣為轉載，很多網友的留言發自肺腑，觀點非常棒！麻辣姐感覺必須要分享一下：

　　“中國沒有發生經濟危機，取決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

　　“宏觀調控是國家穩定經濟發展的適時手段。國家上下一盤棋，才能做到有序發展。”

　　“改革開放設計得好。”

　　“中國人民吃苦耐勞，以國家利益為重。”

　　“科學應對。”

　　還有網友叮囑：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成就巨大但短板也不少，一定要實干興邦。

　　說得特別好！

　　今天麻辣財經推出的這篇文章，也是探討中國發展之路的，這個現象確實值得關注。

　　前不久，麻辣姐的一位朋友去了趟巴西和阿根廷。談起旅行期間的見聞，這位朋友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裡約熱內盧的貧民窟，密密麻麻、層層疊疊建在山腰之上，就像一塊塊瘡疤。而不遠處，則是高樓林立的現代化都市和風景秀美的旅游景點，猶如兩個世界。

　　巴西的貧民窟。

　　朋友提出想到貧民窟參觀一下，當地的陪同人員連連阻止，說這裡的治安太差，普通人進去“非常危險”。

　　通常貧民窟的定義是，惡劣的住房條件，不衛生的環境，犯罪率高和吸毒盛行的窮人避難所。

　　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在城鎮化進程中都出現了貧民窟現象。這些貧民窟大多位於城市周邊，有的甚至與鬧市區僅一牆之隔。貧民窟，似乎成為不少國家發展過程中逃不掉的“詛咒”。

　　貧民窟是怎樣形成的？專家認為，大量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遷移，而城市又無法接納這麼多人口的涌入，是貧民窟形成的主要原因。

　　然而，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也出現了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到2018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9.58％，比1949年末提高47.94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69個百分點。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的40年，基本上每年都是以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

　　發展速度如此之快，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在其他國家城市中常見的“貧民窟”，卻沒有在中國出現，這個現象值得深思。麻辣財經採訪了有關專家，一起來聽聽他們的分析和看法。

　　農民工進城的路暢通，“回鄉”的路也暢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部長葉興慶，曾經觀察過拉美、印度等地的貧民窟現象。“確實與這些國家的土地私有化制度高度相關。以拉美國家為例，一些小規模農場因為經營失敗而破產，農民買賣土地非常頻繁。這些農民失去了土地，隻能大量涌入城市，受自身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在城市裡大多隻能從事低端產業，在城市周邊低成本生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大片的貧民窟。”

　　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副院長張紅宇分析，中國城鄉結合部沒有貧民窟，得益於黨中央、國務院對城鎮化問題高度重視，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我國的新型城鎮化，是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的，有強大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作為支撐。農民工進城務工呈現出一種合理有序的流動，比如從勞務輸出大省到用工需求大省的流動，從農村到城鎮的流動等。

　　“更為關鍵的一點，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我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農民享有土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大國小農’是我國的基本國情，盡管農戶戶均經營規模不算大，但始終有一塊承包地作為保障。這樣一來，農民工進城的路暢通，回鄉的路也暢通。”張紅宇說。

　　比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很大影響，當時很多農民工返鄉，卻並未對社會穩定造成顯著影響。這都得益於我國實施的農村土地制度和基本經營制度，發揮了蓄水池和穩定器的作用，確保了我國社會的總體穩定。

　　“咱人雖然在外面打工，老家的地肯定不能丟，不管耕地還是宅基地，那就是庄戶人的根啊。”從河北邯鄲農村來北京打工的農民工張發治說，自家弟兄兩個，加上父母的耕地一共十來畝，這幾年都流轉給了村裡的種糧大戶，每畝地的流轉費用一年七八百元。

　　張發治先后在青島、北京等地的工廠和工地打工，每個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但也有工廠不景氣失業的時候，每當遇到這種情況，張發治就無比慶幸老家還有幾畝耕地。“啥時候年紀大了、干不動了，或者有啥好的項目可以返鄉創業，我就和家裡人一起回農村老家。”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賀雪峰認為，中國保留農民返鄉退路的體制，是防止中國出現大規模貧民窟的關鍵因素。正是存在返鄉退路，農民進城如果立不住腳，就不願意待在城市漂泊，而會返回農村。“農村有一個明顯的功能，就是社會保障功能。農村要為中國8億多農民保底，當他們在城市裡面立不住腳，隻要還可以退回農村去，他就心中不慌。這是一種保護型的社會機制，帶有很強的福利和保底性質。”

　　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為農民在城市扎根創造條件

　　也有人質疑，中國的城市雖然沒有貧民窟，但也有“城中村”和棚戶區，老舊小區就更多。這些房子也挺破的，它們跟“貧民窟”有啥區別？

　　在採寫這篇文章時，麻辣姐們也進行了深入探討，感覺中國城市裡的“破”房子，無論是從成因和居住對象上，都與國外的貧民窟有本質區別。

　　國外貧民窟的形成，是大量農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遷移，而其中的一些人既無法在城市立足，又無法返回農村，走投無路隻能城市邊緣掙扎，貧民窟成為他們的棲身之所。

　　而中國城市的棚戶區，最早是一些礦區、林區等企業搭建的簡易房，居住者大都是企業的職工﹔“城中村”是因為城市發展太快，把一部分農村“包圍”了。房主是當地農民，把房子出租給外來務工人員﹔而很多老舊小區，則是當年單位分的福利房，住在一起的都是單位同事。

　　也就是說，這些“破”房子不是在城鎮化進程中“冒”出來的，基本上都是年久失修，屬於歷史遺留問題。從居住對象來看，都是原來的職工或外來務工人員，都有正當職業和勞動收入。這是與國外貧民窟的本質區別。

　　2008年，中共中央啟動保障性安居工程，重點是對國有林區（場）棚戶區（危舊房），國有墾區危房，以及地方煤礦棚戶區，加快改造步伐。“棚戶區改造是彌補歷史欠賬的民生工程，也是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途徑，要積極加以推進，切實改善城鎮住房困難家庭的居住條件。”2018年10月，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的城鎮化道路明確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實施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為核心、以提高城鎮化質量為導向的新型城鎮化戰略。

　　“以人為核心，就是要讓進城的農民工進得來、留得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看來，我國實施的一系列新型城鎮化政策措施，有效避免了貧民窟問題的發生。

　　近年來，在推進新型城鎮化過程中，我國著重解決好“三個1億人”問題：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截至2018年，大約有9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2013—2017年，全國棚戶區改造累計開工2645萬套，通過城中村改造推動1200多萬農民就地轉為市民。

　　“我從職業技校畢業之后就來無錫打工了，工作在這，家人和朋友也都在這裡，結婚、生子、買房都在無錫，我現在應該算是‘新無錫’人了吧！”35歲的程雷來自河南農村，在無錫生活了13年。受益於無錫的積分落戶政策，2013年，程雷貸款買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把戶口從河南老家遷到無錫，實現了從農民到市民的身份轉變。

　　“有了無錫戶口，孩子將來上學會享受到更優質的資源。” 程雷想得很長遠。

　　“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不斷提高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水平，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為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提供多重保障，而不是盲目追求城市建設的速度和人口轉移的數量。” 李國祥強調。

　　“農民進城關鍵要解決四個問題，就業、住房、教育、社會保障。” 張紅宇說，近年來各地都在積極探索，如何讓進城落戶的農業轉移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有些城市給農民工提供公租房，或者給農民工購房提供相關補貼，努力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可以說這些政策都很好地促進了農民在城市裡扎根，讓他們變為“新市民”。

　　相關戶籍制度改革，也在有序推進。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布了《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文件明確，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大城市，今年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300萬—500萬的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

　　這意味著，更多的城市大門向農民工敞開，新型城鎮化的質量將進一步提升。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其實，站在全局和戰略高度來看，消除貧民窟問題的背后，映射出的是我國對於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深刻認識與正確把握。

　　今年6月，《求是》發表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麻辣姐推薦大家好好讀一讀。

　　講話特別提到，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就沒有整個國家現代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現代化的成敗。

　　從世界各國現代化歷史看，有的國家沒有處理好工農關系、城鄉關系，農業發展跟不上，農村發展跟不上，農產品供應不足，不能有效吸納農村勞動力，大量失業農民涌向城市貧民窟，鄉村和鄉村經濟走向凋敝，工業化和城鎮化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會動蕩，最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裡面更深層次的問題是領導體制和國家治理體制問題。

　　那麼，我國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怎麼處理工農關系、城鄉關系的？

　　新中國成立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下，我們自力更生，依靠農業農村支持，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推進工業化，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依靠農村勞動力、土地、資金等要素，快速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城鎮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國廣大農民為推進工業化、城鎮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浙江安吉美麗鄉村

　　這些年，我國農業連年豐產，農民連年增收，農村總體和諧穩定。特別是幾億農民工在城鄉之間長時間、大范圍有序有效轉移，不僅沒有帶來社會動蕩，而且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也要看到，同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城鎮化相比，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步伐還跟不上，“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問題比較突出。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

　　在現代化進程中，城的比重上升，鄉的比重下降，是客觀規律，但在我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國情下，不管工業化、城鎮化進展到哪一步，農業都要發展，鄉村都不會消亡，城鄉將長期共生並存，這也是客觀規律。

　　即便我國城鎮化率達到70%，農村仍將有4億多人口。如果在現代化進程中把農村4億多人落下，到頭來“一邊是繁榮的城市、一邊是凋敝的農村”，這不符合我們黨的執政宗旨，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樣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40年前，我們通過農村改革拉開了改革開放大幕﹔40年后的今天，我們正通過振興鄉村，開啟城鄉融合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未來的城鄉將是一種自然過渡，“界線”越來越模糊。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樣：城市是農村的CBD，農村是城市的“后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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