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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財經:史上最大的“貧困普查”,改變了多少人命運

2019年09月19日09:18 | 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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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國成立前,國家積貧積弱,貧困像一道繩索纏在百姓身上,難以擺脫。“身無御寒衣,家無隔夜糧”,一個“窮”字,在中國人心裡的陰影面積相當大。

  新中國成立后,很多人也都曾經歷過商品短缺、憑票供應的年代,嘗到過忍飢挨餓的滋味。特別是農村貧困人口更多,日子比城裡人更難過。

  生活慢慢好起來,變化最大的是改革開放以后。

  那麼,改革開放前,中國到底有多貧困?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按照2010年標准,1978年末我國農村貧困人口7.7億人,農村貧困發生率高達97.5%。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率先進行了經濟制度改革,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農民收入大幅提高,農民溫飽問題逐步得以解決。隨著農業、農村改革不斷深入和扶貧開發大力推進,我國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到2012年末,我國農村貧困人口下降至9899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降至10.2%。到2014年底,中國農村貧困人口還有7000多萬。

  世界銀行發布數據顯示,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國際貧困標准,從1981年末到2015年末,我國貧困發生率累計下降了87.6個百分點,而同期全球貧困發生率累計下降32.2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我國減貧速度明顯快於全球,貧困發生率也大大低於全球。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超過70%,成為首個實現聯合國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

  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7.7億人,減少到7000多萬,確實是了不起的成就。那剩下的這7000多萬貧困人口怎麼辦?中央一錘定音:繼續脫貧!而且要加大力度,打贏脫貧攻堅戰!

  一問:貧困人口有多窮?

  說實話,這場脫貧攻堅戰,難度之大、動員力量之廣,跟人們當初想像的不一樣。

  對於貧困戶,地方政府首先要建檔立卡。當時很多人不理解,扶貧就扶貧嘛,搞什麼花架子?扶貧要落在實處,而不是落在紙上,建檔立卡是不是在搞形式主義?

  現在回來頭來看,建檔立卡就相當於對貧困的一次大摸底。大家都經歷過人口普查,工作人員會上門調查,家裡幾口人、多大歲數,戶口落在什麼地方等信息。建檔立卡也是這個目的,貧困人口有多少?都分布在哪裡?貧困的程度怎樣?這些都需要搞清楚。如果基本情況不明,這場戰役就沒法打,無法排兵布陣。

  從這個意義上,建檔立卡就是一場“貧困大普查”,力度之大在全世界都罕見。這一史上最大的“貧困普查”,目的就是拔掉窮根,實現全面小康。

  今年5月,麻辣姐去了一趟雲南,到脫貧攻堅的“前沿陣地”走訪了一圈,感受深刻。

  新修好的盤山路上,越野車在蛇行。車輛翻一座山,需要從山腳盤到山腰,再從山腰轉到另一座山的山腳。都說“山路十八彎”,這一路起起伏伏,繞的彎都超過80個了,車終於開進了大山深處的麗江市永勝縣鬆坪鄉下啦嘛村。

  雲南大山深處的山村,顛覆了人們對“村子”的傳統概念。一個村子,光開車就走了兩個多小時﹔4個村民小組,分布在高、中、低三個海拔帶,最高處的海拔接近3000米。距離太遠村民之間走動少,有的互相之間根本不認識。村裡的小學就座落在村裡,但孩子們上學卻要住宿,因為翻山越嶺太吃力了。

  這個村居住著納西族、傈僳族、彝族三個少數民族,全村373戶村民中,建檔立卡貧困戶有269戶。多年來的深度貧困,一直壓得下啦嘛村喘不過氣來。

  像下啦嘛村這樣的窮鄉僻壤,在雲南還有不少,大多數是少數民族村落。很多村子存在了幾百年,卻被外界遺忘了幾百年。這些曾經與世隔絕的少數民族,被稱作“直過民族”。從字面理解,就是“直接過來的民族”,從原始社會或奴隸社會,直接跨到了社會主義社會。這些地區有多貧困、多落后,可想而知。

  麻辣姐的同事勞罕,多年從事“三農”研究和報道,對農村貧困地區了解很深。他發現,貧困跟“窮鄉僻壤”這個詞關聯度非常高。

  為什麼“窮鄉”會跟“僻壤”連在一起?仔細琢磨就會發現:窮,跟地理位置有關——窮源於偏遠,源於不通。當大家都窮的時候,這個關系不那麼明顯﹔而當很多地方發展起來之后,僻壤與窮鄉之間的關系,就頓時突兀起來。大家乍然會發現:剩下的那些窮地方,原來大都是僻壤啊!

  雲南最彎的公路,7公裡有68個彎。

  按照經濟學的原理:一個地方要發展起來,離不開人流、物流、信息流、技術流等。也就是說,市場的要素必須豐沛。如果一個地方位置偏遠、交通不便,它與外界的經濟連接性就比較差,帶來資源配置乏力,市場循環不暢,發展就會落后。

  在脫貧攻堅戰役中,很多貧困人口聚集的地方,都是自然環境惡劣的偏遠鄉村。有些地方甚至“一方水土養不了一方人”,隻能通過易地搬遷來實現脫貧。

  二問:脫貧攻堅有多難?

  這些處於深度貧困的百姓,政府要不要管?

  很多窮鄉僻壤,不只是與外部市場的連接性差,而是差到了與世隔絕的地步。與世隔絕的地方,市場經濟肯定是失靈的,如果政府不管,那就等於沒有人管,可能永遠會被邊緣化。

  但是,貧困地區要打通與外界的連接,重新建立與市場的連接,就必須真金白銀投入!

  在永勝縣的群山峻嶺中,最令人震撼的場景,就是架橋鋪路和拉電線。幾乎每座山上,都有彎彎繞繞的公路﹔電力鐵塔從山腳到山頂,簡直就是呈60度角暴力上拉!

  雲南華麗高速公路,是川西南滇西北唯一一條東西向高速公路,目前正在建設的金安金沙江大橋,是世界在建最大跨徑的山區峽谷懸索橋。明年年底建成通車后,從四川攀枝花到麗江隻要2小時。為什麼速度這麼快?“就是不再彎彎繞,盡量取直線。逢山打遂道,遇谷架大橋。這樣的高速路不是鋪出來的,而是遂道和橋連接起來的。”當地人介紹說。

  很多工程造價高、難度大、效益低,如果不是政府主導,市場根本沒有動力做這樣的項目。而這樣的項目,在“三區三州”這樣的深度貧困地區,比比皆是。

  “三區三州”80%以上區域位於青藏高原,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自然條件差、經濟基礎弱、貧困程度深,是脫貧攻堅戰中最難啃的“硬骨頭”。“甘孜州的電力建設投入,如果算經濟賬,可能100年也收不回來。但是甘孜要發展,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交通基礎設施和充足電力必不可少,我們不能隻算局部的經濟賬。”國家電網甘孜州電力公司黨委書記劉友志說。

  最難啃的“硬骨頭”怎麼啃?脫貧攻堅戰的排兵布陣,大致是這樣的:政府和國有企業沖在前面,率先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與外界連通之后,其他企業再進來,因地置宜發展農業項目,建設農村電商、倉儲物流,開發鄉村旅游等,帶領貧困群眾通過發展相關產業致富。

  “看牦牛村村民小組海拔高、氣溫低,特別適合種植反季羊肚菌。”鬆坪鄉黨委書記譚建美說,現在,村裡拿出30畝地做種植大棚,如果成功了一畝地就可以收入上萬元。除了種植經濟作物,下啦嘛村還成立了永勝超源種養殖業合作社,投資200萬元新建養殖場,養殖肉牛84頭。養殖合作社作為集體經濟,每年收入分紅將覆蓋到全村所有貧困戶。

  黑色遮陽網下面,是羊肚菌大棚。

  如何讓貧困群眾脫貧之后,有穩定的收入不再返貧,則是一個更艱巨的任務。景谷傣族彝族自治縣,曾是雲南省88個貧困縣之一。全縣5.24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因缺少技術而致貧的。縣委書記羅景華介紹,為激發社會各界參與扶貧的合力,景谷縣出台產業扶持政策,給予每戶建檔立卡戶5000元產業發展扶持資金,每戶建檔立卡戶可申請5萬元以內的財政貼息金融貸款。全縣共有19家龍頭企業、257家專業合作社、43家電商組織參與產業扶貧,脫貧攻堅成效顯著。今年4月雲南省人民政府已正式下文,批准景谷退出貧困縣。

  可以說,在每一個脫貧攻堅的陣地上,每一條致富路的背后,都離不開多方的同心協力——政府加力,全面小康路上一個不能少﹔企業助力,訂單農業帶動群眾致富﹔個人努力,貧困戶提高自身勞動技能實現持續增收。

  三問:全面小康有多“全”?

   隨著脫貧攻堅戰大力推進,貧困人口脫貧明顯加快。到2018年末,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至1660萬人。4年間,又有5000多萬人脫貧。

  “全面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少,脫貧致富一個不能落下。”2018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清遠考察調研時強調。

  以前,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夠雄厚的時候,我們就許下了這樣一個願望。今天,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我們堅定不移地“還願”。所以,我們才會如此不遺余力,投入這麼多的人力物力,打響脫貧攻堅戰,打好這場戰役,打贏這場戰役。

  說實話,脫貧攻堅需要真金白銀地投入,但短期內產生不了經濟效益,遠不如建個大企業、上個大項目。那為啥黨和政府還卯足了勁拼命干,為解決貧困問題付出如此艱辛努力?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群眾負有無限責任”,此言不虛。

  雖然這些投入換不來對等的經濟效益,但可以改善貧困群眾的生活, 值得!

  2018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中國系統性國別診斷》報告稱,中國在快速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方面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盛贊中國減貧方略,稱“中國已實現數億人脫貧,中國的經驗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使命。一些西方國家常常自我標榜民主自由,並借此攻擊中國的人權。其實,在人權問題上不是比誰的調門高,關鍵是看實實在在的效果。

  對中國來說,努力創造條件讓每個人都過上好日子,這是最大的人權。

(責編:白宇、岳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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