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0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全面鋪開、縱深推進的關鍵之年。如果說當年黨中央創辦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一次波瀾壯闊的啟航，那麼現在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則是新時代再創奇跡的新征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就是經濟特區的升級版，繼續承擔著經濟特區的職責和功能。為系統總結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和發展啟示，不斷為新時代改革開放提供新的經驗借鑒和理論支持，把經濟特區辦得更好、辦出水平，本報聯合深圳發布從今日起推出“經濟特區40年 先行示范再出發·高端訪談”。敬請垂注。

　　■ 深圳特區報記者 姚龍華 金文蓉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范區建設全面鋪開、縱深推進的關鍵之年。搶抓“雙區驅動”重大歷史機遇，深圳的改革發展會爆發出怎樣的新能量？深圳的未來將呈現出怎樣的新圖景？對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接受了本報記者採訪，給出了他理解與期待中的答案。

　　一、先行示范區是經濟特區的升級版

　　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海南建省辦經濟特區3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出水平。去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正式出台，深圳迎來了新的重大歷史使命。關於經濟特區與先行示范區之間的關系，成為很多人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

　　對此，樊綱的理解是，先行示范區就是經濟特區的升級版，是中央在新時期賦予深圳的又一重大使命。

　　樊綱認為，經濟特區的概念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隻不過40年過去了，經濟特區的很多先行先試的做法被復制推廣到全國各地，原來很多很“特”的東西現在已經越來越不“特”了，特區要繼續保持自身之“特”，就要不斷升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就是經濟特區的升級版，它仍是經濟特區的一種形態，繼續有經濟特區的職責和功能，但它是更高級的一種形態，是全國發展在經濟特區的輻射帶動之下，整體水漲船高之后，對深圳經濟特區提出的一個更高的標准和要求，這也是經濟特區要辦得更好、辦出水平的題中之義。

　　從經濟特區到先行示范區，深圳承擔的歷史使命升級了。改革開放之初，深圳經濟特區的先行先試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破冰、探路。如今，中央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就是希望深圳一如既往地當好改革開放尖兵，為新時代改革開放再出發探新路。深圳發展的空間和格局更大了，先行先試的范圍更大、任務更重、標准更高了。但是，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圍繞急需突破的重點和難點繼續先行先試，形成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和制度，以“一子突破”求得“全盤皆活”，以“一馬當先”帶動“萬馬奔騰”，這些要求仍然是一以貫之的。

　　樊綱特別強調，深圳建設先行示范區，既不能單純靠政府提供優惠政策，也不是對中央制度設計的簡單執行，而是更加依靠自身去探索和創造。目前深圳正在摸索探討的很多制度性設計，是否契合當前發展需求，能否有助於解決全國性的問題，還需更廣泛的討論。但無論如何，深圳都要站在過去40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為解決全國性問題提供參照和范本。

　　二、以思想大解放推動改革大突破

　　敢闖敢試的深圳，是新思想新觀念的一個重要發源地。深圳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思想觀念大解放推動改革開放大突破的歷史。當年是這麼走過來的，未來依然要這麼走下去。

　　樊綱認為，40年來，我們一直在解放思想的過程中，不斷思考一些新問題。解放思想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問題不是一下就能想清楚的，很多事情也不是一時想清楚了就能一步到位做好的。現在，需要大家更加理性、更加周密、更加深入地去思考問題。解放思想本身就包含更深入地分析問題和理解問題，需要更多的科學精神和理論支撐，從多個維度出發把問題想深想透。

　　關於思想的深度，是樊綱尤為看重的一點。“就像科技界意識到的問題一樣，基礎科學不發達，現實應用就會受到各種限制。如果思想不深入，對問題的分析不透徹，很多復雜的問題就解決不了。”因此，他強調，新時代改革開放再出發，深圳要繼續在思想解放上發力，推動各種思想、各種理論碰撞交融，催生更多貼合時代精神的思想觀念，為改革“導航”。

　　三、先行示范的突破口和著力點

　　深圳建設先行示范區，追求的是全方位全過程先行示范。

　　樊綱提出，現在的情況比較復雜，不可能通過一個突破口去解決所有問題，而是需要多個方面同時發力。

　　第一，進一步深化市場化改革。推進市場化配置資源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民營經濟的發展。在處理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關系、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上，深圳過去是做得比較成功的。深圳大部分的知名企業、科技企業都是民營企業，說明市場機制在深圳有了很好的基礎。下一步是怎麼能更好地發展民營經濟，更好地保障民營企業的各種權利，更好地理順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關系，先行先試很有意義。

　　“我們為什麼需要大量的民營企業？因為我們是從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舊體制走過來的，我們不缺國有企業，我們缺民營企業。”樊綱以科技創新舉例：科技創新是件風險非常大的事情，風投投十個項目，能有一個成功就不錯了。國有企業是用國家的錢，因此會受到嚴格的監管，決策會慢一點，活力會小一點，承擔風險的能力相對而言就差一點。反觀民營企業，用自己的錢去投資，就可以嘗試千奇百怪的“胡思亂想”，而創新就是“試錯”。花自己的錢去冒險，自己承擔風險、獲得收益，這就是民營企業的運行機制，這就是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我們搞市場化改革，就應該著重多搞點民營企業，充分發揮其創新創業的作用。

　　“民營企業發展的過程中，國有企業的作用是什麼？跟民營企業的關系是什麼？在這些問題上，深圳有不少好的做法，但還沒有變成制度。”樊綱表示，在資本運作中，國有資本應支持、幫助民營企業，而非把民企再變成國企，改變其體制格局。要將好的做法、經驗變成法律，變成一種制度安排，包括資本市場的規則、現代企業的規則，而不是靠著一紙文件來解決問題。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是很敏感的一個問題，但深圳必須大膽去闖、大膽去試。

　　第二，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在樊綱看來，深圳的發展得益於改革開放，得益於全球化。深圳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幫助企業更好走出去，到國際市場上去開拓更大空間。

　　當前，有些國家和地區在逆全球化，但我們仍然要繼續堅持走全球化發展道路。盡管中國有14億人口，但是國內市場還不夠大，需要更大的國際市場，需要學習更多的知識和技術，也需要開放我們的市場，讓別人來競爭。深圳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理應在新時代擴大對外開放中有更大擔當和作為。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金融的開放。樊綱認為，金融開放目前在全國范圍內當然是不現實的，但完全可以在一個比較小的特定區域中作出新的制度安排，建立更具彈性的審慎包容監管制度，進行沙盒實驗。“這是需要想象的，也是可以想象的。世界上也有現實的例子，比如新加坡、香港、迪拜等，都有我們可以參照的好的做法。”

　　樊綱指出，允許境外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是金融市場開放、機構開放，但不等同於是資本賬戶開放。樊綱建議，深圳可以在資本賬戶開放的問題上做一點試驗，可以採取有管理的資本流動，在總量控制的范圍內給予一定的自由。讓金融機構在開放中學習，熟悉國際資本市場的各種規則和玩法，是金融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第三，進一步推進城市化。樊綱一直堅定地認為，大城市可以更集中地提供各類基礎設施，聚集更多的產業和企業，提供更多就業和更高收入，具有更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和通暢的上升通道，能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實現夢想的機會。大城市是創新資源最集中、創新活動最活躍、創新最容易成功的區域，從而持續推動經濟增長。

　　早在2008年，樊綱就曾提出，深圳要為3000萬人做准備。“那時我說的是到2030年達到3000萬，現在剛2020年，深圳實際管理人口就2000多萬了，增長速度比我想象的還要快。不是說3000萬人口都居住在深圳，而是經濟人口——白天來上班算一個人口，晚上來消費又算另一個人口，人住在外面但經濟活動在此。”樊綱說，整體而言，人口是向有就業、有科技、有發展的城市集中。人口增長對深圳的社會治理是一個大挑戰，包括醫療、教育、交通的發展，城市環境的維護，社區管理的優化，非戶籍人口權利的保障，都是必須配套解決好的大問題。

　　樊綱強調，我們要以一種發展的眼光，敢於想象的空間，來思考深圳的城市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給深圳的城市化發展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空間。大灣區是一個城市群的概念。借助互聯互通的快速軌道交通和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務，形成一小時、一個半小時通勤圈，大灣區城市群就可能容納更多人口，形成更大的規模效益和城市活力。在此意義上，就相當於延展了深圳的發展空間。

　　他同時也坦言，目前大灣區城市群還面臨著行政區劃的阻隔和體制機制的障礙。深圳需要發揮想象力和敢闖敢試精神，通過自身的先行探索，去突破現有的障礙，推動形成跨行政邊界的城市化發展思路和治理結構。“中國有14億人口，目前城市的發展還遠遠沒有達到它應該達到的城市化程度，還有大量人口在等待進城，特別是大城市。深圳如果把城市群這篇文章做好了，對推動全國城市化進程具有示范意義。”

　　四、用足用好綜合授權改革試點

　　改革發展千頭萬緒，環環相扣。中央明確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授權改革試點，以清單式批量申請授權方式，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優化、城市空間統籌利用等重點領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試。這對深圳強化改革舉措系統集成、加快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體系來說，無疑是重大政策利好。那麼，深圳應該如何用足用好中央的放權賦能？

　　在樊綱看來，改革是一個系統，很多改革任務之間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就有一個怎麼互相配套的問題。一個領域改革了，另一個沒有改，就會使整個系統效率下降，產生所謂瓶頸的問題。如果其他都沒改，一個領域裡面改革冒進也會出現混亂和不協調。因此，就有一個改革如何推進的問題，如何實施改革的問題，是技術問題，也是一個基本的邏輯問題。

　　樊綱認為，中央提出綜合授權的概念，就是為了更好地解決改革的體系性和全局性問題。綜合授權就是相互配套的多個改革一次性批量授權。中央主要是定方向、劃底線，在現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到底哪些改革需要出現在一張授權清單上，需要深圳自己來提建議、提需求。這就特別需要想象力、主動性、判斷力和創造性。“不是被動等中央給，而是積極主動去要。這一步走出去，就不僅僅是解決自己的問題了，而是給全國立標杆、作示范。”

　　五、創新創業離不開制度激勵與社會包容

　　一路走來，深圳不僅“敢闖”，而且“善創”。深圳的未來，也要靠創新來驅動。

　　樊綱指出，深圳最初的發展主要取決於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得益於市場的開放和外資的引進。而在發展的新階段，自主創新變得越來越重要。持續激發澎湃的創新創業活力，對深圳來說很關鍵。

　　創新創業需要制度激勵。創新創業是失敗風險很高的事情，也是很辛苦的事情。“創新創業冒的險、投的資、受的苦，需要回報，需要激勵，才有人願意干。”他提到，深圳市1987年頒布了《關於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文件中最關鍵的一條是承認知識產權的價值，允許科技人員用專利等知識產權入股。“它后來被視為中國首份民營科技企業的‘准生証’，沒有它就沒有今天的華為。這是一種制度激勵，對創新創業的激發作用很大。”他建議，深圳要進一步鞏固和放大自己的創新創業優勢，就必須繼續探索跟當前實際相匹配的制度激勵措施。

　　創新創業需要社會包容。“創新創業是很容易失敗的，但失敗了一次並不意味著就沒有創新創業能力了。失敗是成功之母，從失敗中汲取教訓，也許下一次就成功了。”樊綱強調，要有“下一次”的機會，整個社會就應該寬容失敗。深圳要做的，就是繼續為創新創業營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最重要的不是政府補貼，而是良好的市場機制、資本市場﹔繼續倡導培育更加濃厚的“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社會文化和氛圍——關鍵不是口號，而是評價機制。

　　六、深圳是中國的深圳，也是世界的深圳

　　經濟特區與先行示范區、粵港澳大灣區“三區疊加”，讓深圳迎來前所未有的重大歷史機遇，吸引全世界的關注目光。

　　“深圳是中國的深圳，也是世界的深圳。”樊綱說，深圳在新時代的改革發展過程中，特別要胸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他認為，“兩個大局”其實是相互關聯的。中華民族如果沒有崛起，也就沒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讓大家明顯感受到了世界的風雲變幻。對我們來說，未來有很多風險，面臨很多問題，怎麼辦呢？沒有別的辦法，就是要繼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身發展得更加強大，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這才是解決國內外一切問題的關鍵，才能更好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才能在世界大變局中立於不敗之地。

　　樊綱提出，以中國之大，發展不可能整齊劃一，一定是先有一些地方突破，先行示范帶動全國發展。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前夕，中央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正是基於“兩個大局”的深入考量，將其作為應對“兩個大局”的重要戰略舉措。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不只是深圳自身如何發展得更好的事情，更是影響中國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他強調，“這是偉大的使命，也是偉大的責任。深圳如何扛起責任，不辱使命？唯有繼續敢闖敢試，為‘中國之治’貢獻智慧和力量，跑出邁向全球標杆城市的‘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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