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圍繞如何理解“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重點在哪裡等問題，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近日舉辦的“當前形勢下構建‘雙循環體系’的可行性與對策”專題研討會，展開有針對性的討論。

　　如何正確理解“雙循環”？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世界經濟復蘇一直步履蹣跚，加之今年疫情引發的“蝴蝶效應”，全球經濟大幅縮水，我國外部環境也在發生巨大變化。可以預見的是，世界經濟總量在未來四五年，能夠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已屬樂觀估計。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畢吉耀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依賴外需顯然是不現實的，構建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已迫在眉睫。

　　近年來，全球化出現逆潮，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強化，國際經貿摩擦不斷升級。我國面臨的外循環壓力，不僅來自於出口，還來自於關鍵產品技術的進口。畢吉耀認為，要使得中國經濟產業進一步升級，不落后於他人，不能如過去一樣依賴外界，要更多地立足於自主創新。

　　從國內來看，中國仍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經過十幾年的轉方式、調結構，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昌文表示，在此背景下，我們應將國內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發揮出來，進一步暢通國內大循環、繁榮國內經濟，帶動世界共同發展。換言之，就是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確定性和穩定性來應對世界的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在“變”與“不變”中尋求新的平衡。

　　對於如何正確理解“雙循環”，趙昌文認為，國內大循環不是簡單的內循環，在每個環節中都可能有國際循環的參與。內循環和外循環指的是沒有交集、相互隔離的體系，而國內國際雙循環模式，是有內在統一邏輯關系的，不能將國內大循環等同於內循環，更不能理解成“內卷化”。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祝寶良認為，新發展格局不僅要解決中國經濟領域存在的三個問題，即實體部門內部供給與需求之間不暢通、實體部門與金融之間不暢通、金融領域內部房地產與其他部分之間不暢通，還要解決國際國內循環受阻的問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認為，更好地將“雙循環”理論有效地應用於戰略和實踐，需要做好三方面統籌：一是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統籌，要通過需求結構升級來帶動供給結構升級，從而引領創新，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國際競爭力提升﹔二是物質財富生產與服務消費的統籌，要增強制造業創新能力，促進農業規模化、現代化縱深發展，也要提高服務業質量，優化服務結構，提高服務業對外開放程度﹔三是國內與國際的統籌，要在國際分工中積極尋找高附加值環節，也要重視安全可控，把握核心部件技術，發展多元化來源，在全球分工中獲得更好效益。

　　可從三方面布局構建“雙循環”格局

　　首先，確保糧食和能源安全，實現“開放+自立”。

　　第一，建立相對獨立、完整的產業結構，確保糧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國建成一個制造業強國。糧食事關國計民生，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糧食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提出了“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新糧食安全觀，確立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始終堅持走中國特色糧食安全之路。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認為，糧食和能源安全對中華民族生命攸關，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如何發揮比較利益的考慮，必須首先保障我們的糧食和能源安全。

　　第二，加大科技創新力度，提高和加強自主創新能力。趙昌文表示，目前中國的狀態是“開放＋依賴”，未來的目標應是“開放＋自立”，既堅持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又能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自立。

　　其次，吸引消費和人才回流，多措並舉擴大內需。

　　第一，降低GDP增長對外依存度，擴大內需。2019年中國的對外依存度達到17.4%，居世界首位。與會專家一致表示，應該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有助於加快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一個國內有效投資和有效消費相互促進的循環。畢吉耀表示，擴大內需需要相關政策進行支持。

　　第二，促進消費增長及消費回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認為，支持消費增長應從幾方面入手：一是改善社會保障體系，盡量降低儲蓄率。過去尤其是在疫情期間，老百姓對經濟預期的不樂觀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導致了儲蓄率的提高，這是長期的問題﹔二是維持可持續的收入增長。消費需求需要由收入來支撐，這就需要通過市場化改革使得要素的回報和市場價值相匹配﹔三是加快市場化進程。如果將來能推進城市化，那麼在未來30年，城市化對消費的促進作用將遠超老齡化對消費的遏制作用﹔四是推進要素市場改革。

　　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邢自強認為，境外消費的回流，在未來幾年將成為全球消費市場的重要趨勢之一。疫情期間，國內老百姓不敢外出，但在疫情防控的“定心丸”之下，他們仍然願意在國內消費。如果國內高品質消費的瓶頸能夠突破，順勢推出如海南自貿港一類的免稅舉措，消費回流就會隨之順勢發生。7月份，海南的免稅店基本上每天都是長龍不斷，其銷售額同比增長高達240%。可以說，中國國內免稅旅游店的蓬勃發展，為消費回流、消費增長提供了很大支持。

　　第三，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不是要閉關鎖國，而是要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不是關起門來封閉運行，而是通過挖掘內需潛力，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從長遠看，經濟全球化仍是歷史潮流，各國分工合作、互利共贏是長期趨勢。

　　中銀証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表示，要打開國門搞建設，下一步高水平的開放應體現為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走向制度型開放，要繼續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自由化，優化營商環境，“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穩出口”和“擴進口”相結合，要打造中國“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國際分工合作新定位。

　　第四，新基建是實施“雙循環”戰略的主要抓手之一。恆大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表示，新基建在短期內有助於擴大內需，穩增長、穩就業的效果非常明顯。此外，因為它將會從長期增加有效供給，培育中國經濟新增長點，培育新經濟、新技術和新產業，所以相對於純消費而言，新基建在長期更有利於增加有效供給，提升產業鏈。

　　第五，在金融支持方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陳道富認為，目前工作重點應放在如何降低融資成本，使得資金更好地直達實體經濟。從更有效促進國內循環效率角度，同樣重要的是在促進金融和實體經濟的結合問題上，如何讓金融和實體經濟產生內嵌式和自我成長式的良性循環。特別是，如何把金融嵌入到經濟產業的自我成長和經濟運行的各個環節。這個過程可以充分運用新興的金融科技手段。

　　最后，主動擴大開放，加強地區間合作。

　　第一，實行中性的貿易和投資政策。余永定認為，政府部門應盡快取消現行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實現匯率的清潔浮動，對外資實施國民待遇。

　　第二，改革教育科研及相關政策體系，培養並吸引更多人才。對於有限資源的使用，我們也需要進行調整，如大學應該鼓勵創新，努力培養大量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還應該加強職業教育。花旗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指出，目前，美國對有中國背景的研究人員和科學家進行嚴格審查，導致這些人很可能無法繼續在美獲得良好的研究環境，我們應該出台優惠的政策將這些人才吸引回來，為中國發展做貢獻。

　　第三，要考慮繼續發揮香港的作用。劉利剛認為，改革開放后，香港曾經發揮巨大的作用。未來可能會有很多中概股要從美國退市，一旦退市，再上市的首選還是香港市場。另外，在外循環當中，外匯投資的結構也要調整，香港同樣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第四，在戰略布局中，應當考慮加強與東盟國家在產業鏈和消費市場之間的合作。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楊宇霆指出，IMF最近預測，2020年全球GDP增長將下降4.9%，而東盟國家僅下降2.0%，明年東盟國家的GDP增長目標是6.2%，這是一個較高的數字，因此加強中國和東盟國家的戰略合作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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