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長4.9%，投資、消費和進出口“三駕馬車”在9月實現了全部轉正。

　　這並不意外。OECD早已預報，中國將是2020年唯一實現經濟增長的國家。中國扛住了黃金周的壓力測試，而其他經濟體則在首鼠兩端的疫情防控措施下，逡巡不前，如今又面臨第二波疫情的威脅。

　　我們的逆周期調節功不可沒，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前有“六穩”后有“六保”，千方百計保中小微企業，保產業鏈，保就業。與此同時，我們頂住了壓力，保持了戰略定力，並沒有大水漫灌和鬆綁樓市，並沒有透支改革，依然為轉型留有空間。

　　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中國經濟經受住了疫情的沖擊，但最嚴峻的沖擊來自疫情之后的巨大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認知之外。隨著疫情而在全世界沉渣泛起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保護主義以及地緣主義，正在重塑世界格局。我們置身其中，如何趨利避害，考驗著我們狹路相逢的智慧、勇氣和意志。

　　決策層審時度勢，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外部環境的變化，我們必須告別外向型經濟的舒適區，而堅定走向以內需為主、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

　　這裡的勝負手就是創新，無論是制度創新，還是技術創新，都是經濟增長的后勁所在。自大航海打通全球化以來的500年，經濟增長的奇跡概莫能外，要麼依靠增加投入，要麼依靠效率提升。中國經濟過去四十多年的增長更多是源於規模和稟賦，使得我們獲得了“后發優勢”。時移世易，后發優勢漸行漸遠，我們需要努力掌握“先發優勢”。

　　從短期來看，GDP被投資、消費以及進出口這“三駕馬車”所決定，但從長期來看，決定GDP的是效率的生產，是創新資源的使用效率，而不是增加資源的投入。高質量發展所依賴的“增長”，必須是創新驅動、制度驅動和增量驅動的市場內生增長，這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周期的必由之路。

　　說到底，經濟的競爭是制度的競爭，誰的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科技創新，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誰就能夠佔領國際競爭的高地。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被寄予厚望，改革對象也幾成常識。打破行政性壟斷，公平競爭，轉變政府職能，產業政策轉型，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維護勞動者權益，這些都是我們深水區改革所不能回避的問題。更進一步說，就是要打造公平友好的營商環境，就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就是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裡、有權不能任性。

　　改革愈往后，愈難以逆向創新，愈沒有路徑依賴，愈無法去跟隨所謂的“先發國家”。

　　越過山丘，才發現無人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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