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GDP突破10萬億元﹔浙江GDP超6萬億元﹔上海成為全國首個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7萬元的城市﹔安徽GDP增速領跑長三角，經濟總量幾乎追平上海……在充滿不確定性的2020年，長三角三省一市均交出了亮麗成績單。

　　GDP

　　全國佔比約四分之一

　　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首次突破百萬億元，其中，滬蘇浙皖合計貢獻了約四分之一的經濟總量。

　　“2020年，我國GDP達101.6萬億元，而長三角三省一市合計GDP達24.5萬億元，幾乎貢獻了全國GDP總量的四分之一。”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副教授溫建寧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更值得關注的是，去年全國GDP同比增長2.3%，而長三角GDP平均增長率達6.55%，是全國增速的2.85倍。”

　　“這不僅說明長三角領跑全國經濟發展，成為全國應對疫情危機恢復經濟增長的一面旗幟，更體現了一體化協同發展的綜合效應，驕人的發展成績顯示出長三角融合發展優勢互補的強大經濟韌勁。”溫建寧補充道。

　　江蘇紫金產業金融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徐陽洋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中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經濟韌性十足。長三角地區作為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2020年GDP增速呈現‘V’型回升，經濟表現十分亮眼。”

　　徐陽洋指出，長三角地區的產業具有輻射和集聚功能，可以點帶面成為促進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尤其是在2020年一季度，盡管傳統的制造業、旅游業等線下產業雖然遭受嚴重的影響，但線上經濟增速明顯，南京等地區當季GDP甚至實現正增長。

　　從三省一市的具體表現看，2020年，江蘇經濟運行持續向好，綜合實力躍上新台階，全年GDP約10.27萬億元，突破10萬億元大關，同比增長3.7%。

　　浙江的主要經濟指標也好於預期。2020年，浙江GDP為6.46萬億元，比上年增長3.6%，經濟運行呈逐季加速回升態勢。

　　對此，徐陽洋認為，江蘇是制造業大省，也是制造業強省，制造業一直排名全國第一。特別是近幾年，江蘇全力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向智慧制造和智能制造轉型，隻要企業復工復產，經濟很快就會得到恢復。

　　“浙江省11個市2020年GDP全部實現正增長，十分難得，即使是‘蘇大強’也未實現13個市全部正增長。數字經濟對浙江省GDP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2020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3.0%，增速比GDP高9.4個百分點，佔比為10.9%，比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值得全國其他省份學習。”

　　安徽的GDP增速則領跑長三角，達3.9%，全年GDP約3.868萬億元，大幅拉近了與上海之間的差距。據計算，2020年上海GDP增量僅約545億元，而安徽省GDP增量高達1566億元左右。

　　“安徽第二產業表現較好，第二產業增加值同比增長5.2%，全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2019年增長6%，其中第四季度工業增長達到11.5%。”徐陽洋表示。

　　相對而言，2020年上海的表現略遜一籌。數據顯示，2020年上海市GDP約3.87萬億元，同比增長1.7%。“2020年上海GDP增速僅1.7%，經濟總量基本被安徽追平。”徐陽洋說，“分季度看，2020年一季度，上海的GDP增速為-6.7%，直接跌入谷底，雖然二三季度開始回暖，但也未實現正增長。如果沒有第四季度的全力沖刺，2020年上海經濟極有可能負增長。第四季度‘收復失地’，主要得益於第二產業，尤其是汽車制造業。在第三產業中，金融業和信息成為推動服務業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這主要得益於上海一直在打造全球金融中心。”

　　投 資

　　“補短板”“優結構”

　　10.3%！在全球經濟承壓的2020年，上海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自2008年以來首次實現兩位數增長﹔蘇浙皖也實現了投資正增長。

　　2020年，長三角在基礎建設領域加速“補短板”，一大批重大工程的推進落地，為“穩投資”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例如，2020年，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崇明世界級生態島基礎設施建設進展順利，龍東大道、北橫通道、江浦路越江隧道等市域交通重點項目不斷推進，市政建設投資比上年增長33.9%。

　　江蘇省列統的計劃總投資10億元以上的項目2157個，比上年同期多447個，項目計劃總投資5.6萬億元，同比增長23.9%，本年完成投資同比增長23.2%，拉動全省投資增長4.2個百分點，拉動項目投資增長6.1個百分點。

　　杭紹甬高速、湖杭鐵路、臨金高速、寧波至舟山鐵路、蘇台高速南潯至桐鄉段及桐鄉至德清聯絡線等一大批百億級交通項目的動工興建，為浙江的投資增長提供了強勁支撐。

　　在聚焦“兩新一重”政策引領下，安徽一大批交通、水利類重大工程加快建設，全年基礎設施投資增長10.6%，對全部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由上年的23.1%提高到34.7%，拉動投資增長1.8個百分點。

　　在基建“補短板”的同時，長三角三省一市的投資結構也不斷優化，高技術產業和民生領域投資力度明顯加大。

　　例如，2020年，上海工業投資比上年增長15.9%。其中，制造業聚焦電子信息產品、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等重點發展領域，增長20.6%。江蘇高技術產業投資比上年增長8.4%，增速高於全部投資8.1個百分點，拉動全部投資增長1.2個百分點。安徽2020年教育投資增長27.6%，衛生投資增長32.4%，生態環保投資增長76.7%。

　　“從全國看，2020年我國高技術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增速強勁，快於全部投資增速，顯示國內經濟結構在優化中。”光大銀行金融市場分析師周茂華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國內高技術投資增長快速，主要原因是國內處於消費升級階段，需求牽引供給，工業企業紛紛加大技術創新方面投入，以提升競爭力。”

　　“同時，近年來全球保護和單邊主義有所升溫，突發疫情對全球需求構成嚴重沖擊，推動了國內企業積極尋求轉型發展。此外，國內政策層面也積極引導，鼓勵5G、人工智能、創新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周茂華進一步表示。

　　在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研究員婁飛鵬看來，高新技術行業代表了經濟發展的未來趨勢，是我國轉換經濟增長動力、優化經濟結構重點發展的領域。“疫情的暴發，則從側面反映出我國在公共衛生等領域存在薄弱環節，隨著各界對該領域重視程度的提高，該領域的投資也相應快速增長。”婁飛鵬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展望2021年，“穩投資”對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未來，該從哪些方面進一步發力呢？

　　在周茂華看來，應從三方面發力，補上固定資產投資的“短板”。

　　“第一，繼續補齊制造業投資‘短板’，深化利率市場化改革和借助結構性工具，疏通貨幣政策傳導，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精准扶持，支持制造業元氣恢復。第二，房地產穩是主基調，應繼續落實‘三穩’任務、因城施策，精准調控，確保房地產平穩運行。”周茂華進一步表示，“第三，落實重大基礎設施、重大發展項目和民生領域項目‘補短板’，需要通過專項債、政策性金融、財政杠杆及基建融資創新等拓寬基建融資渠道﹔同時回應市場關切，優化營商環境，發揮財政資金杠杆作用，調動市場積極性，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新基建建設等。”

　　在“穩投資”的同時，也需要警惕相應的債務和流動性風險。“2021年，部分地方政府專項債到期量大，財政壓力大。同時，房地產融資環境收緊，也加大了部分高杠杆中小房企的現金流壓力。”周茂華強調。

　　“總體來看，隨著經濟持續恢復，2021年投資較快增長是大概率事件，但在保持宏觀杠杆率基本穩定的基調下，加之部分地方政府面臨隱性債務風險等，政府投資發力空間或將受到制約，需要營造更好的投資環境，吸引民間投資。”婁飛鵬認為，2021年，固定資產投資需從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新基建”、數字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進一步發力，擴大對制造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投資，激發全社會投資活力。

　　外 貿

　　“正增長”“高價值”

　　2020年，在全球貿易大幅萎縮的情況下，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創歷史新高，其中，滬蘇浙皖進出口貿易總額佔全國比重達到近四成。

　　“2020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萬億元，比2019年增長1.9%，創歷史新高，長三角進出口貿易總額佔全國比重達到36.47%。其中，出口貿易總額佔比為27%，進口貿易總額佔比達48.07%。”徐陽洋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

　　具體來看，2020年，長三角三省一市進出口總額均實現正增長。“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對外開放程度較高，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外貿仍能正增長，與自貿區和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的建設有很大關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現代經濟管理研究院首席專家洪濤教授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從進口看，上海2020年進口總額約2.11萬億元，江蘇緊隨其后，約為1.7萬億元。“上海大力發展‘五型’經濟（創新型、服務型、總部型、開放型、流量型），浙江大力發展數據經濟，效果顯著。”洪濤補充道，浙江和安徽的進口規模雖然相對較小，但增速分別達到11.2%、14.6%，特別是安徽融入長三角后，發展空間較大。

　　出口方面，江蘇以2.74萬億元的出口額領先，同比增長0.9%﹔浙江出口額約2.5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1%，增速比上年提高0.1個百分點﹔上海2020年的出口額與上年持平，約為1.37萬億元﹔安徽出口額約為0.29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2.8%。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國際金融系教授奚君羊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長三角的進出口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就是總量較大的地區，增速相對較慢，而總量較小的地區，增速相對較快。這說明隨著一體化發展推進，長三角地區經過長期合作，優勢互補現象顯現。換而言之，三省一市相互之間的差距在縮小，整個地區的發展特別是對外經濟的結構愈發趨於平衡。未來，這一趨勢將進一步發展，逐步成為常態。”

　　在總量增長的同時，長三角的貿易結構也在持續優化。

　　以江蘇為例，2020年，機電設備、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分別為66.8%和37.2%。

　　“江蘇是制造業大省，也是民營經濟十分發達的省份，機電等傳統優勢產品出口保持增長。同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醫藥行業出口增長非常快，醫藥材及藥品、醫療儀器及器械進出口同比增速均超20%。”徐陽洋補充道，“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高新技術產品在江蘇外貿中的佔比已達到66%，這代表著更高的產品附加值。”

　　奚君羊表示，“貿易結構的不斷優化，表明長三角地區的經濟轉型取得一定成效，此前生產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狀況有了明顯改善——從‘以量取勝’逐步轉向‘以質取勝’。”

　　奚君羊進一步指出，貿易結構的改變，也顯示長三角經濟結構發生了轉變，主要生產的產品技術含量不斷提高，“未來，這種狀況有望不斷深化，機電設備、機械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佔比還會不斷提高，推動長三角的經濟結構向發達經濟體轉變”。

　　消 費

　　“敢花錢”“能掙錢”

　　盡管受疫情影響，百姓在“花錢”這件事上變得更為謹慎。不過，在長三角，充實的“錢袋”讓百姓花錢的底氣更足。

　　42536元！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上海是全國31個省市中唯一一個人均消費超過4萬元的省市，當仁不讓地成為了“最能花”的城市。從消費品零售總額觀察，2020年全年同比增長0.5%，其中，11月突破1700億元，創月度零售額新高﹔當月同比增速達17.1%，創“十三五”以來新高，12月同比增速也達到12.7%。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網上購物、直播帶貨等新模式新業態崛起，2020年上海網上商店零售額達2606.39億元，比上年增長10.2%。

　　再來看看其他三省的消費“成績單”。2020年，浙江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31295元，排名全國第三﹔江蘇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26225元，排名全國第六。安徽方面，雖然18877元的人均消費支出未能達到全國平均線，但名義同比降幅僅為1.36%，跑贏全國平均水平。

　　“從全國來看，2020年，人均消費支出同比下滑，且食品煙酒消費等剛性支出佔比較大，顯示出在疫情沖擊導致收入面臨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居民消費更趨於理性和謹慎。”南京大學商學院產業經濟學系教授、長江產經智庫區域經濟首席專家吳福象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當然，消費最終要量入為出。上海人均消費水平全國最高，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人均收入較高，且城市居民佔比高、社保覆蓋面最廣，在消費時的顧慮最小。”

　　事實上，無論是全國還是長三角，各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消費的排名基本一致。從全國來看，兩分排名的前三位均為上海、北京和浙江。從長三角來看，上海2020年以7.22萬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領跑，浙江和江蘇分別為5.24萬元和4.34萬元，安徽約2.81萬元。

　　“上海成為全國首個人均可支配收入超7萬元的城市，表明上海1.7%的GDP增長率背后，具有較高的單位產出，同時，在經濟轉型發展和提質增效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溫建寧表示，“從長三角內部看，可支配收入分布的差異性比較明顯。安徽2.81萬元的可支配收入僅是上海的38.92%，需要關注。”

　　“與安徽相比，浙江和江蘇的人均消費明顯更高，除了與三地人均收入存在差距外，也與蘇浙兩地去年上半年的政策扶持，如大力發放消費券等有關。”吳福象說。

　　數據顯示，2020年，江蘇各地累計發放消費券約29.1億元，撬動社會消費330億元。“雙12蘇州購物節”啟用首批10萬個、總額2000萬元數字人民幣消費紅包，累計讓利超150億元。浙江方面，2020年省市縣三級聯動共出台530余個促消費政策。

　　去年促消費政策效果明顯，各地政府今年自然進一步加碼，且不約而同地將關注點放在了促進新興消費上。例如，上海今年將實施“消費升級行動計劃”，制定實施新一輪打響“上海購物”品牌三年行動計劃，辦好第二屆“五五購物節”，培育發展高端消費，推進商業數字化轉型，建設多層級商業地標。同時，“流通創新行動計劃”“外貿轉型行動計劃”“外資提質行動計劃”等也提上日程。

　　江蘇明確，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穩定經濟增長的重點舉措和發展方向是，實現“人有我有”，適應現有消費需求變化，大力提升供給質量和靈活性，防止消費外流﹔實現“人有我優”，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瞄准專精特新細分市場，引領需求升級新動向﹔實現“人無我有”，聚焦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創造需求新熱點。

　　“2021年，消費受消費需求和消費能力的影響仍較大，疫情依然影響著人們日常消費支出。”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城鄉統籌委副秘書長孫文華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從存量角度看，‘有錢有閑’的老年人也有優質客群，老年消費有待於挖掘。從增量角度看，一方面可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發展，另一方面可鼓勵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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