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岸田文雄在日本國會眾議院首相指名選舉中當選日本第101任首相。在其上個月的演說中，岸田表示將把施政重心放在解決國內事務上，處理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經濟民生等重大問題。當前日本政府財政已債台高筑。岸田雖然多次強調財政紀律的重要性，然而，目前外界尚看不到岸田如何找到解決巨大財政赤字的良策。

3月底結束的2020財政年度，日本財政支出總額為175.7萬億日元，但財政收入嚴重不足，當年發行國債總額約112.6萬億日元，60%的財政支出靠發債運營，且單年度發行國債額首次突破100萬億日元，使財政對國債的依賴度進一步提升。截至2020年底，日本中央政府與地方合計債務總額達1200萬億日元，平均每個國民身背960萬日元國債。如果以民間企業的會計審計制度對日本財政進行審查，則日本政府已大大超過破產標准。同時日本央行2013年開始的負利率政策非但未能達到通脹率2%的目標，反而給日本金融市場埋下不穩定的禍根。

舉債度日由來已久

將2020年與1990年進行比較，可知日本財政惡化的嚴峻程度。1990年日本年初預算額66.2萬億日元，收入主要靠稅收和公共事業的建設國債。到了2020年初預算額102.7萬億日元，僅僅依靠稅收和建設國債難以彌補財政支出，因此不得不發行赤字國債。

日本財政負擔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隨著社會老齡化，養老金、醫療保險、護理保險支出大大增加，社保費用支出從11.6萬億日元增至35.9萬億日元，社保負擔在財政支出中的佔比越來越大。二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后，政府為刺激經濟，年年制定補充預算向企業、地方政府等發放各種名目的補助金，之后阪神大地震、國際金融危機、福島東日本大地震連續不斷，使臨時性補充預算成為常態，導致赤字國債有增無減。三是安倍政權以來，為提高日本市場和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連續削減企業法人稅，使法人稅率從2015年的32.11%下調至29.97%，再加上大企業享受的技術開發減稅、設備投資減稅、員工加薪稅制優惠等措施，許多大企業的法人稅實際稅率更低，與美國的25.77%甚至與英國的20%稅率相近。期間雖然政府將消費稅由5%提升至10%，但財政上入不敷出形勢更加嚴峻。日本媒體戲稱，國家財政收支成了“鱷魚嘴”，口子越開越大，健全財政越來越困難。

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日本的財政赤字在西方各國中也遠遠“領先”。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20年西方主要國家的債務與GDP相比，日本達到266.2%，居世界之最，遠遠高於美國131.2%、法國118.7%、英國108%、德國73%的水平。

財政平衡有目標無行動

2020年以來，為應對疫情，日本政府三次增加緊急對策是國債陡增的主要原因。同時多年來滾雪球似的累積債務的利息負擔也要靠國債維持，更使日本財政雪上加霜。面對長期巨額財政赤字，國際經濟組織及日本經濟界、學術界都指出了其不可持續性，日本政府也多次立下“雄心壯志”，要努力消除赤字實現基礎財政平衡。

2002年，日本政府曾提出到2010年代初實現國家和地方財政略有盈余。該目標實現無望后，安倍政府又提出到2025年實現基礎財政基本平衡，目前日本政府雖未放棄這一目標，但多數經濟學家認為不過是再玩一次“畫餅充飢”的游戲。根據今年1月日本政府的“中長期經濟財政預測”，如果日本名義GDP維持3%，實際GDP維持2%的增長，預測2029年日本將實現財政黑字。但現實是潛在增長率不足1%，日本政府顯然高估了未來的經濟增長率。

日本慶英大學教授金子勝認為，在安倍政權、菅義偉政權政策失敗、執政無能的背景下，突發新冠肺炎疫情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金子勝認為從經濟學而言，短期赤字財政和量化寬鬆政策應該是為推動結構改革贏得時間的“麻醉劑”，但在安倍政權下結構改革毫無進展，日本經濟長時間陷入“麻醉中毒症”。日本曾經輝煌的大型計算機、半導體顯示器、生物制藥、光伏太陽能、數字通信機械、鋰電池等世界領先產業，如今已退化得無影無蹤。

日本央行隱藏危機

央行的主要職責是制定金融政策並管理民間和地方金融機構，但日本央行為配合政府的經濟政策過多地介入了國家經濟活動。截至2020年底，日本央行保有資產702萬億日元，比一年前增加129萬億日元，這是自1998年央行公布資產以來最大漲幅，雖然央行的這種金融操作有利於企業周轉金和維護就業，但同時也為下一輪經濟泡沫埋下了重大隱患。

縱觀日本央行的資產分布，國債535萬億日元，出借111萬億日元，持有股市信托基金35萬億日元，不動產投資基金6500億日元，企業債6萬億日元，社會債券4億日元。增幅最多的分別是出借資金、企業債、股市信托等。日本央行以維護金融穩定為名，將收購股市信托資金的規模從每年6萬億日元擴大至12萬億日元，使日本央行持有的此類基金賬面金額達35萬億日元，日本央行注資激活了股票市場，在經濟危機中反而使日經指數一度達到3萬點，目前維持在2.91萬點的水平。日本經濟學家描述為“實體經濟慘不忍睹，股票市場卻夢幻似錦”。央行超過“股市巨獸”養老金基金，成為日本市場上最大股東，控制的股市價格達45萬億日元。

疫情以來，日本央行為向企業提供充足周轉金和穩定就業市場，向城市商業銀行和地方銀行提供大量無息拆借款，此類出借達62.74萬億日元，比一年前增加2.3倍。為向國家財政注資，日本央行大量收購政府國債，其持有國債總額達535萬億日元，特別是疫情以來，政府發行的短期國債主要流入日本央行，使央行的短期國債持有額從一年前的9.32萬億日元猛增至41萬億日元。其結果是日本央行購得政府發行的國債將近50%，呈現出毫無對策的財政危機局面，日本政府債務節節攀升，達到相當於GDP的266%，在正常經濟理論下，已經處於破產邊緣。中國及多數西方國家以能源轉換為突破口，在促進信息通信技術發展的同時，徹底改變產業結構，贏得了發展先機，但日本卻延緩了真正促進經濟發展的產業結構調整。

日本央行的資產規模達到GDP的1.37倍，明顯高於歐美國家的水平。日本媒體稱，日本央行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市場參與者，將使市場更加扭曲。

日本央行的此種政策措施帶來多重風險，一是在西方國家中，日本央行是唯一購買股市信托基金的中央銀行，增加了資產風險。二是日本央行大量持有國債，在負利率政策下尚可維持，但在經濟回升、基准利率增加后，日本央行將面臨嚴重的利息負擔。特別是央行托市后的股票市場將可能進一步趨熱，不排除引發新一輪危機的可能性。

自從2016年1月實施負利率政策以來，國債到期后都存在結構性潛在損失，等到日本央行持有的國債全部到期時，其資產平衡表中長期國債的賬面價格為494萬億日元，但實際價格僅為481萬億日元，意味著出現13萬億日元的虧損（按2021年1月持有的國債計算）。此外，日本央行為減少損失，將進一步調整收益率曲線，壓縮長短期利率的利差，這一措施又將影響地方銀行信用金庫的收益率，使日本的金融系統走入無力翻身的死胡同。

日本政府經濟再生會議成員阿特金森指出，近20年來日本GDP總量變化不大，但財政對社保支出增加明顯，致使政府支持經濟發展的支出被壓縮。西方國家對教育、基礎設施、基礎研究等發展型投資規模平均相當於GDP的24.4%，發展中國家平均為20%，但日本此類投資不足GDP的10%。因此從長期看削弱了日本經濟發展的后勁。此外，日本勞動生產率低下也制約了經濟發展。雖然近年來推遲退休年齡、鼓勵婦女就業等提高了社會就業率，但日本勞動生產率未見提升。除汽車等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與西方國家持平外，日本的農業、服務業等生產率僅為西方國家的一半，日本經濟規模世界第三，人口排名世界第11位，但勞動生產率僅列世界第28位。因此，如何有效利用財政手段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是最終解決經濟發展和財政赤字問題的關鍵。（記者 蘇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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