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開朗，身強體壯，多才多藝，能力強。”上海體育學院傳媒與藝術學院院長杜友君經常這樣“推銷”學院畢業生。進入畢業季，他和同事的朋友圈已成為學生找工作的宣傳陣地，發布的信息中包括一場雲端直播面試，除了用人單位和求職畢業生在線外，校領導也變身為主播在線“直播帶人”。這個春天，“訪企拓崗促就業”成為各大高校的關鍵詞。

疫情下的畢業季，畢業和就業節奏被打亂，賽事、營銷或會展等業態也被迫停擺，體育類畢業生不可避免地面對“就業難”。

在清華大學體育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莉看來，由於疫情持續波動，國內的人力資源市場上，應聘者和用人單位雙方在選擇上的容錯率都在降低，就業的不確定性增加，加之我國體育產業中的體育公司整體營利能力不足、抗風險能力較低，“缺乏護城河、防火牆”，因此，體育行業裡的就業就變得更困難。”但她表示，挑戰往往與機遇並存，體育類畢業生也不乏“突圍”路徑。

就業時遇到了人生的第一個坎兒

在學校裡被封控了78天后，周緒（化名）帶著兩個大包、一個行李箱告別了上海，也倉促地告別了自己的大學生活。原本乘坐5個小時的高鐵即可回到北京，可是依照相關防疫要求，他需要隔離14天再返京。

在上海的4年，周緒忙著實習，沒來得及前往周邊城市甚至上海迪士尼，他用實習攢的錢計劃了一場以上海為圓心的畢業旅行，結果返校第二天，學校就被封控了。學生時代的最后時光，由此變得“不確定”和“迷茫”。

周緒學的專業是體育新聞，體育氛圍濃厚的“魔都”為他和同學提供了大量起點頗高的實習機會，互聯網大廠是受歡迎的選擇，表現優異的學生不僅能收獲實習經驗，還可能獲得有關工作機會的口頭承諾，“預錄取”是不少學生自認為的就業狀態。可進入4月，變數漸次抵達，不少企業“今年無校招計劃”。

霎時間，大家才迅速涌入招聘網站海投簡歷，可此時入場，很多心儀的工作已經結束招聘期，投出去的簡歷大部分都沉底，“回復率僅十分之一，還可能是婉拒”。周緒說，同學們不斷降低著就業預期，“最后像物流、外賣這樣跟專業完全不搭界的，也投了。”

豐富的實習經驗讓周緒的簡歷“還算精彩”，也為他博得了一家小型體育公司的就業機會，相對冷門的賽事IP本來讓他有些猶豫，但骨感的現實戳中了他，“作為應屆生，今年能找到工作已經非常幸運，如果疫情不結束，我都不會考慮跳槽，就先在那邊好好學習”。

“目前，除了繼續讀博、出國、考公務員的人，班裡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已經確定了工作，但有同學因為就業單位要求線下面試，因疫情無法前往而失去了機會。”林霖（化名）是一所高校醫學技術專業研三學生，在她看來，由於學科的專業性，疫情的出現更多影響的是就業預期而非就業機會，“運動康復機構的工作機會不少，本科生大部分都去機構了，到了研究生階段，大家還是想往公立醫院奔一奔。”

專業出色的林霖嘗試過多家三甲醫院，但第一次面試就經歷了自我介紹后沒有面試官提問的“窘境”，她托熟人打聽，被告知“對方更希望招男生”。此后，她有機會進入一家知名醫院實習，也憑出色表現獲得了“准備走入職流程”的口頭“約定”，為了更好地適應未來的就業單位，她在醫院對面和朋友花3700元合租了房子，實習期結束后就回河南老家等待入職通知，但幾個月過去仍無音訊。其間，她沒有嘗試再找別的工作，“對方說得那麼誠懇，我要選了別的單位，太不厚道了”。媽媽也催她跟進情況，她心想“疫情期間，不要給別人添麻煩”，但還是著急地回到了出租屋，最終在封控中等到了一街之隔的醫院“不再招人”的消息。“對方很驚奇，問我為什麼不找別的工作”。

“我預感到了，但不敢信。”林霖兩眼一抹黑，躺在床上想著未來，“大意了，為了我眼中的‘承諾’，我錯過了很多好醫院招聘的黃金期。”她覺得自己一路都很順，沒想到在就業時遇到了人生的第一個坎兒。 多位畢業生表示，如果相關部門能更好地協調畢業生返鄉問題、崗位信息推送“再精准一些”，招聘單位能更及時地同步信息，將為他們帶來幫助。“起碼按政策走吧”，有畢業生反映，不少企業對“應屆生”身份自行定義，致使很多求職者未能受益。

不確定中求“穩定”

“我的朋友、老師和我熟悉的一切都在這裡。”林霖並不想離開所在的超一線城市，這裡有國內最好的運動康復類資源，且她離成功落戶已經近在咫尺，可她最終得到了一份南方某省會城市三甲醫院的工作機會。在“人生地不熟”的挑戰面前，招聘方的負責人給了她最中肯的建議，“你先落戶，再來入職，建議你過渡幾年帶著學術成果再回去，別把時間白白浪費了。”林霖表示，對方站在她的立場想問題，成為打動她的最重要原因。

編制、戶口，在林霖最初擇業時並沒有考慮“穩定”的因素，但幾次求職受挫，加上不少私立醫院或康復機構的生存困境，老師和家長“求個安穩”的建議空前變得“有道理”起來。“至少不能過於自信，一定要做多手准備，沒有簽合同都不算數，指不定就卡在哪個流程了，所謂‘穩定’，也是得懂得給自己留后路。”

“春季戰線拉得太長，會導致就業有很大的搖擺性和不確定性。”就讀於上海體育學院播音主持專業的戴銘，同樣因就業單位招聘政策的變化，失去了心儀的工作機會，但他很早就懂得“不能讓自己毫無退路”，當其他同學孤注一擲地等待春招時，他在秋招就已經確立了幾個工作意向。“當時還簽了雙方協議，我比較保守，想給自己留個底。”未雨綢繆的舉動，幫助戴銘在當前招聘的困難模式中成功“上岸”，盡管入職的單位和體育關系不大，但運營的工作內容依然能發揮他的特長，“就是從台前轉到幕后了。”

“離開”體育行業，既是無奈之舉也是戴銘認真思考后的決定。戴銘在校時嘗試過創業，為一些會議或活動提供直轉播，“當時為了增加落戶的可能性。”雖然場地、業務、各種手續都得自己一個人跑，但在老師和同學的幫襯下，也漸漸有了起色，可疫情突至，線下的賽事、活動及會議全面停滯，業務慢慢變成了線上的配音和視頻剪輯，大環境的壓力加速了戴銘找份穩定工作的想法，即便主業和他熱愛的體育無直接關聯。“疫情放大了體育產業本身的問題，大運會、亞運會延期，亞洲杯易地，對一幫圍繞著賽事的媒體人來說，賽事沒了，我們干嗎？”

對於張浩（化名）而言，留在體育圈是他“安全感”的來源。他在中西部地區一所體育類院校中讀武術與民族傳統體育專業，同學們大部分職業選擇的終點都是“教練”，“除了公檢法系統來選人，其他的要麼進運動隊、要麼考教師資格証進中小學，要麼進市場上的培訓機構。”但疫情出現后，很多培訓機構正在經歷陣痛，這使得不少同學都採取了觀望態度，“不管是考研還是考公務員的人數，今年明顯增加了。”但總體來說，得益於在體育專業領域打小積累的人脈，“最不濟師兄或教練也能幫上忙。”

張浩也選擇了繼續讀研，盡管就業上他也不乏優勢。“我已達標健將級，要考一個事業編的話，條件基本都符合”，但他擔心本科學歷在今后的晉升路徑上“卡脖子”，因此，他決定為自己繼續積累資本。

疫情只是放大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后，賽事被影響漸成常態，可這對於體育產業的傳遞效應是到了2022年才凸顯出來的。”在王雪莉看來，從當前的就業情況看，本來應用面較廣的非術科專業學生受到影響較大，反而相對垂直的術科專業，在外部環境變化時，其自身穩定性較強，可無論哪種情況，如果因多項國際體育賽事推遲或易地就對在體育領域就業失去信心，“有些過度解讀消息了”。

王雪莉表示，大賽推遲或易地是無奈之舉，但其中不乏“機遇”。一方面，給本土賽事留出了空間和機會，使資源可能對本土賽事進行更多投放，另一方面，校園體育、全民健身領域將會獲得更多機會，包括基層社區體育建設等，這些領域都會釋放出更多和體育相關的崗位。

在杜友君看來，不執著於超一線城市，回到基層確實是當前畢業生可以嘗試轉變的就業思路。以體育消費試點城市為例，不難看出，准一線或二三線城市或許更具有體育消費的活力和空間，此外，當線下就業遇到困難，也可以考慮線上挖掘工作機會，“無論是學生還是家長，得先面對現實，更要動起來。”

然而，“是否一定要守著體育口就業？”王雪莉表示，當前我國體育產業本身吸引力不足，體育類人才流向其他領域已是常態，疫情只是加速和放大了這種現象。但去到其他領域，未必不能學以致用，例如，公眾對健康的需求提升，讓不少經歷過赤裸裸市場競爭的其他行業公司看到了體育的魅力，即便當下沒有實質性的業務拓展，企業內部也已經把體育作為凝聚團隊、打造企業文化的方法，“怎麼理解其他類型的企業或組織對於體育方面人才的需求，這是求職者應該認真考慮的問題，用你的特長你能做什麼”。此外，為了給自己爭取更多就業機會，“不設限”應當從在校期間的個人能力培養就開始，“現在企業招聘的容錯率越來越低，如果你同時具有多項能力，便多了一些回旋的余地。”

一家主營體育內容制作的創業公司負責人表示，疫情之后，招聘市場可供選擇面更廣了，一方面，招聘市場涌入了一批經歷市場洗淘后再回到職場的體育產業創業者，另一方面，同一崗位的競爭者除了初入職場的應屆生、待業的往屆生，還包括在職場浸潤多年二次就業的“熟練打工人”，“疫情下，老職場人的性價比會有所提升，但對於一些創業公司而言，學習能力強且具有一定體育知識背景的應屆生更受歡迎，畢竟薪資空間更友好。”

但該負責人也表示，選用應屆生也有相應的風險，畢竟疫情期間，能給新人適應崗位的時間明顯縮短，試錯成本明顯提高，因此，是否招人，招什麼人確實需要慎之又慎，“企業面臨壓力，如果你真的足夠優秀，有取代他人的資本，我們也願意承擔調整人事的各種成本。一個人能抵三個人用，肯定不愁找不著工作。”

“打鐵還需自身硬，每一份實習、每一次參賽、每一項技能培養都會為你將來的職業規劃提供更多種可能。”戴銘表示，缺乏職業規劃是當前大學生面臨的一個問題，不少同學沒有明確方向，也缺乏主動成長的意識，相信車到山前必有路，“疫情不過是一個放大鏡，如果自己無法和就業崗位匹配，沒有疫情，也很難找到工作”。

大學期間，戴銘嘗試過各種崗位的實習，也通過參賽獲得過在不同媒體參與冬奧會、CUBA等賽事內容的制作，他依然熱愛體育解說的工作，也強調所學專業中夢想的力量。“當你所做的內容獲得點贊，你就會感覺自己在為中國體育出一分力。”但他也看得清腳下的現實，“得先有工作經驗，不要好高騖遠”。目前，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工作之余兼職體育解說是他的生活狀態，“要在上海生活，肯定不能隻靠一份工作”。

就業能在熱愛和現實間尋找平衡，但畢業卻給戴銘留下了遺憾。封控期間，他沒能和老師、同學拍張畢業照，離開上海的車是早上6點，他沒有吵醒同學，只是掀開帘子對著熟睡的朋友說了句再見，用視頻記錄下分別。“原本我們想合唱譚校長的《講不出再見》，這一別，不知道什麼時候相見，隻能留待以后同學聚會再合唱了吧。”（記者 梁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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