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元年”打开经济增长空间（权威访谈）

2014年APEC会议的成功举办，让中国再一次成为世界舞台聚光的焦点。中国缘何受到世界关注？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启示？就这些问题，本报独家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

　　2014年成为三个“元年”

　　问：刚刚结束的APEC会议让中国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其实“中国”平时也是世界的“热词”，为什么中国会受到如此高的关注呢？

　　张燕生：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前不久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到，如果按购买力评价指标计算，中国的GDP在2014年会超过美国，这比之前的预期还要早两年。尽管这只是某种计算方式下的某个指标，但对世界是具有震撼意义的。

　　不少人称去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让2014年成为“改革元年”。就2014年本身来说，中国不仅举办了APEC会议，还召开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而四中全会则让2014年成为“法治元年”。最近有中外学者预测中国今年对外直接投资（ODI）将超过外国直接投资（FDI），所以今年又被视为“走出去元年”。总的来说，我认为世界更关注中国，不仅是因为已取得的成就，更是因为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

　　问：您刚刚提到，巨大的经济成就与良好的发展势头是中国备受关注的重要因素，我们取得这样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张燕生：应该说中国能有现在的局面具有很多原因，概括地讲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较为连贯，“路径依赖”特征明显。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曾经统计过，1820年中国GDP占当时世界的32.9%，而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数字则跌到可怜的5%左右。近代中国错失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机会。1949年以后，中国从一穷二白的战乱废墟上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工业体系，那个时候，无论多么偏远的山村，都有学校、供销社和赤脚医生。尽管当时的水平仅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解决不了生产力大发展的问题，但却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起飞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企业面临“谁不创新谁死”

　　问：看来激发人的创造力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我国在创造活力、自主创新方面是怎样的具体情况？

　　张燕生：事实上，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还是改革开放后的35年，中国都非常重视自主创新。在前30年，我们的创新与创造更多地是在饱受封锁的基础上倾举国之力在某些领域重点突破，如“第一辆汽车”、“第一台万吨水压机”、“两弹一星”等等。改革开放之后，创造力更多体现在市场，企业成了创新主体。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收入水平还不高，有句话叫“谁创新谁死”，那时的企业更愿意采取“低成本”、“大规模”、“薄利多销”等低端仿制模式。而现在，收入明显提高，有学者预计2020年中国将出现一个3至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企业面临的形势就是“谁不创新谁死”了。

　　宏观来看，我国很多地方创新社会研究与实验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已经超过2%，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进一步拉近。具体而言，近年来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取得了巨大成果。比如，华为、中兴，就是凭借创新打造了过硬的产品性能，取得了长足发展。再比如，百度、腾讯、阿里这三巨头，在互联网领域创造了连发达国家都惊讶的商业奇迹。在制造业上，我们的高铁、航空航天、核电等领域也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深化改革是持久发展驱动力

　　问：中国经验给其他国家带来哪些启示？

　　张燕生：总体上中国经验带给世界的启示是很多的，首先一条就是中国尊重发展规律。我们提出“发展是第一要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尊重经济规律；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倡导可持续发展，是尊重自然规律；提出“包容性发展”，让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尊重社会规律。第二点，就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因地制宜地找办法，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全盘照收，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中国道路”，这一点对于那些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极具借鉴意义的。

　　再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先试点、后推广”模式。比如外高桥的保税区试点、深圳的特区试点、中关村的科技园区试点以及最近的自贸区试点等等。很多试点同时进行，彼此既有差异又有竞争，谁的经验好就拿来推广，这样既积累了经验，又降低了风险。此外，对外开放，虚心学习世界先进经验，鼓励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有一定竞争也是较为重要的启示。

　　问：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在什么地方？

　　张燕生：前不久，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表示，中国至少还有20年8%的潜在增速，这一点我是十分赞同的。回顾中国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的很多政策措施都是“到什么时间说什么话”，是顺势而为的。比如，现在的全面深化改革、简政放权、依法治国等等，是最新的举动。

　　通常，经济增长动力是两个，一是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大家都知道前者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未来随着改革红利的释放与创新活动的增强，后者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持久驱动力，这就是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潜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