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 | 北京報道

責編：趙澤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7年第29期）

日前，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發表演講時提出了一個觀點：“中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個觀點被媒體以《許小年：中國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為名經網絡傳播，旋即成為熱議話題。

“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什麼？中國能避免嗎？如何避免？

中國真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嗎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自世界銀行2006年發布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該報告提出：在20世紀后期的工業化浪潮中，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很多國家往往在經歷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之后便陷入到經濟增長的停滯期。他們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和現代服務業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在國內理論界，關於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大概有如下三種。

第一種觀點比較悲觀，認為中國正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中。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就是許小年。他認為中國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停留在1萬美元左右的魔障中。

他的依據是，中國這幾十年的增長方式一直是數量型增長，而不是效率型增長。通過資本積累來驅動的經濟發展已經無法持續，必然導致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現在中國各領域的投資回報率是多少呢？是零，甚至是零以下。一旦資本收益等於零，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正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間區域。持此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院長馬曉河。他得出這個觀點是基於2010年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出現的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一是2010年以后，我國經濟增長放緩，從2010年一季度的12.2%，下降到去年三季度的6.7%、四季度的6.8%，今年一季度則是6.9%。二是我國同低收入國家相比，中低端產業成本優勢在喪失，比較優勢在下降。三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中高端比較優勢仍然不足。“因此，我的結論是，中國正處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間區域。”

還有一種觀點比較樂觀，認為中國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

日前，在一個公開場合，厲以寧對許小年認為中國已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在他看來，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也沒有普遍性，中等收入陷阱跟中國沒什麼關系。

厲以寧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實際包含三個陷阱：第一個是發展的制度陷阱。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及時進行改革，沒有進行土地的重分，到現在變成制度性的問題。第二個是社會危機陷阱。既然土地制度沒改，傳統的統治方式也沒改，內戰就發生了，形成了長期的社會不和。第三個是技術陷阱。大部分出國留學的人畢業后不願意回去，非洲、拉美那些落后地方的技術怎麼能有突破？必須有技術上的創新才能走向成功。

“但是中國不會發生這種情況。”厲以寧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提出了改革開放，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后來的這種局面。

三種觀點哪一個更接近現實？中國社會科學院工經所研究員張世賢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採訪時表示，“我比較贊成厲以寧先生的觀點。當前，我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很強，當技術創新能夠達到一定階段之后，應該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樣的階段。從目前中國人的創造力、創造精神，以及不甘寂寞、不甘屈服的國民精神，我對悲觀論調持不屑的態度。”

中國已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談論中國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弄清楚中國處在中等收入標准的什麼位置。

2014年，世界銀行以人均GDP為標准對各國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分組：人均GDP低於1045美元為低收入國家﹔1045至4125美元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4126至12735美元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於1273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6年，我國人均GDP為53980元人民幣，換算成美元標准，我國人均GDP處於8000美元的中等偏上水平。

“處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這是現實，至於是不是陷阱歸根結底還是看經濟增長方式是否發生了轉變？未來的經濟增長靠的是什麼？如果說我國體現科技進步貢獻率的‘全要素生產率’能夠有效地提高，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不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張世賢說。

當今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 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統計顯示，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000美元以后，許多國家便陷入經濟增長停滯期。

2012年世界銀行發表的《中國2030》展望指出，在過去50年間，隻有13個國家或地區成功地從中等收入經濟體晉級為高收入經濟體。這也就意味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命中率事實上相當高。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我們目前正處於經濟增速的調整期，雖然已經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但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還沒有遠去，縮小貧富差距、邁過中等收入陷阱，任務依然艱巨。”

既然很多國家在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或者進入中等水平以后，都出現了經濟停滯，中國該如何規避？

張世賢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當前，我國正處於 “三期疊加”（編者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中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這個階段，“確實需要我們形成共識，狠下決心，馬不停蹄向前走，要千方百計抓落實，真正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到位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了，潛在的生產力得以有效發揮，人均勞動生產率有很大提升，就能夠規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中國2027年或步入高收入行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需要方法論，亦需要時間表。

2014年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說，“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麼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我們有信心在改革發展穩定之間，以及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點，使中國經濟行穩致遠。”

李克強總理曾經預測了中國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的時間。2015年11月24日，李克強總理在第五屆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上說，“未來5年，經濟年均增速需要保持在6.5%以上，這意味著到2020年人均GDP將達到1.2萬美元左右，按照世界銀行的標准，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將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又一個裡程碑。”

國際市場研究機構對於中國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何時能跨入高收入國家也給予了關注和調研。

今年年初，摩根士丹利研究部門發布《我們為何看好中國》的報告，該報告看多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認為中國有能力回避金融沖擊，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該報告保守預測，中國人均GDP將在未來10年內從8100美元增長到12900美元，於2027年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4省份已跨入高收入水平，還有5省份接近高收入水平

全國性數據向我們展示了國家整體步入高收入國家的節拍，而區域性數據則會彰顯出我國東、中、西局部的結構性特征。《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通過分析2016年我國各地的經濟數據后發現，其實我國部分沿海省份已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達到了世界銀行公布的“高收入國家”水平。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根據公開數據統計發現，人均GDP超過世界銀行公布的高收入門檻的省份有：天津、北京、上海和江蘇﹔接近高收入水平的有浙江、福建、內蒙古、廣東、山東等5個省份﹔其余的22個省份均達到了中等偏上收入水平。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近幾年天津、北京、上海3個直轄市人均GDP位次的變化。

人均GDP上萬美元是一個重要的標志。按照世界銀行2010年的衡量標准，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是公認的從發展中狀態進入發達狀態的標線。

上海是我國第一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大關的省份。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上海全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13698.15億元，人均GDP達到10529美元，首次突破1萬美元大關。

北京突破上述標准的時間比上海晚了一年。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北京GDP達到11865.9億元，全市人均GDP達到68788元，折合10070美元，突破1萬美元大關，成為第二個人均GDP過萬美元省份。

天津比北京又晚了一年。2010年，天津人均GDP達到70402元，折合美元過萬，成為第三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的省份。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天津在時間節點上落后於上海和北京，但是天津人均GDP“后來居上”。先是在2014年迅速超越北京和上海，以106795.02元（折合17439.338美元）位居各省份之首，接著2016年依然表現出色，盡管比第二名的北京僅多1000美元，但依然繼續穩坐第一把交椅，而且人均GDP達到了115613元的歷史新高。

張世賢預測：“我國目前的創新活力很強，無論是高鐵、互聯網還是中國制造2025等諸多領域，其發展速度之快令全世界為之震撼。由於中國區域的輻射和傳導效應比較強，東部一定會輻射到中、西部，繼續帶動其他地區進入高收入階段，帶動全社會人均GDP往高處走。因此，中國整體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已為時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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