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金融危機爆發20周年——
東亞構筑金融海嘯“防波堤”(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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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的貨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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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金融危機重創國家GDP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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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金融危機重創國家外匯儲備變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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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於泰國首都曼谷鬧市區的“沙吞獨特大樓”(圖右側高樓)是一棟未完工的建筑,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來襲而被迫叫停,成為世界最高的爛尾樓之一。 |
1997年7月,金融危機席卷泰國,隨后橫掃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等亞洲經濟體。此后,東亞地區經濟體通過加強財政與金融合作,加強了自身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還促進了東亞地區經濟的整體穩定
反思:
為什麼會爆發亞洲金融危機?
第一,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產業政策運用失當導致產品、企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1994年,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發表的《東亞奇跡的神話》中就質疑了亞洲四小龍的增長模式,東南亞其他國家也面臨類似問題,即經濟主要依賴資本的積累和密集的勞動力投入,缺乏真正的知識進步和技術創新,也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客觀來說,過去20年裡,東亞地區這一增長模式雖然沒有根本性改變,但各國吸取了教訓,實施了更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再冒進追求經濟高速增長,因而沒有再次爆發危機。這也意味著,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速沒有回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
第二,東亞各經濟體過度依賴出口。東亞各經濟體普遍採取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容易受到外部需求的影響。過去20年裡,東亞經濟體降低了對歐美國家外部需求的依賴程度,中國作為亞洲國家重要需求來源方的作用在上升。一方面,增加了東亞經濟體的外需來源,使它們的經濟基本面更加穩固﹔另一方面,當其他外需引擎出現問題時,中國的外需能夠發揮“緩沖器”作用,這一點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及隨后的歐債危機爆發后得到充分體現。
第三,“三元悖論”的沖突。“三元悖論”,即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資本的自由進出這三個目標不能同時實現,最多隻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而放棄另外一個目標來實現調控的目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數東亞經濟體採取與美元挂鉤的固定匯率制,同時,在未經任何測試和防范的前提下貿然開放本國資本項目,導致國際資本大幅流動,帶來巨大的風險隱患。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東亞經濟體普遍加強了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理,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國際資本流動對本地區的負面沖擊。
第四,經濟協調與危機救援機制缺乏。實行單一的釘住美元匯率而缺乏區內匯率的有效協調,加劇了危機對區內國家的沖擊。危機發生后,區內國家競相實行貨幣貶值,形成惡性循環,則加速了金融危機的擴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危機救助中的不佳表現也廣受詬病。因此,危機發生后,國際社會出現了新一輪改革IMF的聲音,東亞地區也啟動了本地區的財金合作進程。
變化:
強化地區金融安全網
第一,區域財金合作機制日臻完備。1999年4月,在中方倡導、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共識基礎上,首次“10+3”財長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舉行,標志著“10+3”財金合作機制初步形成。2012年“10+3”財長會議正式擴展為“10+3”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10+3”財金合作的重點領域為建立區域多邊資金救助機制、增強區域經濟監督能力、促進亞洲債券市場發展等。
第二,區域金融安全網逐步強化。2000年5月,在泰國清邁舉行的“10+3”財長會議通過以雙邊貨幣互換網絡為主要內容的清邁倡議(CMI),使本地區有了危機救助機制,亞洲逐步構筑起自己的金融安全網。2009年12月,“10+3”財長與央行行長簽署清邁協議多邊化(CMIM)協議,資金規模從800億美元擴大至1200億美元,進一步增強了區域危機自救能力。2010年3月,CMIM正式生效。2012年5月,CMIM儲備庫規模由1200億美元擴大至2400億美元,同時在危機解決機制基礎上增設風險防范機制,標志著亞洲地區金融安全網的進一步強化。
2010年3月,“10+3”財長決定建立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作為CMIM的地區宏觀經濟監督機構。2011年4月,AMRO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在新加坡成立。2016年2月,AMRO升級為國際組織。東亞自身監督力量的不斷增強有利於降低對全球監督機制的依賴,也有利於更好地分析和監督本區域經濟狀況,為區域金融安全網發揮作用提供有力支撐。
第三,亞洲債券市場旨在解決東亞經濟體面臨的貨幣錯配和期限錯配問題,獲得長足發展。2003年8月,“10+3”財長會議發起亞洲債券市場發展倡議(ABMI),該倡議致力於在亞洲地區發展有效率和富有流動性的債券市場,從而更好地利用亞洲儲蓄為亞洲投資服務。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組織於2003年和2005年分別推出第一期亞洲債券基金(ABF1)和第二期亞洲債券基金(ABF2),標志著亞洲債券市場的發展步入實際操作階段。2008年5月,“10+3”財長會議決定建立一個區域內的信用擔保與投資機構。2010年11月,“10+3”聯合亞洲開發銀行創建了信用擔保與投資基金,其主要功能是為“10+3”國家的投資級公司以本幣貨幣計價發行的債券提供信用擔保。截至2016年12月,東亞新興經濟體本幣債券市場的規模達到10.2萬億美元,佔區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為68.5%。
第四,加強亞洲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與合作,是發展和完善亞洲金融市場的重要一環。東亞各國通過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中央銀行行長會議組織旗下的支付結算體系工作組,定期就各成員在支付結算領域積累的經驗進行分享,加強彼此之間的支付結算基礎設施的合作,探討支付結算體系改革和發展的熱點問題。1997年11月,旨在推動亞太地區中央托管機構交流與合作的非官方組織“亞太中央托管組織”成立。目前,該組織成員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多家中央托管機構,對推動各機構間建立增長聯動、利益融合的伙伴關系,促進亞太地區金融基礎設施的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瓶頸:
東亞財金合作面臨哪些障礙和挑戰?
第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仍然有限。亞洲開發銀行的亞洲區域一體化指數顯示,1995年,“10+3”國家的區內貿易佔比為45.01%,2015年為47.16%,可見在20年裡,東亞地區內的貿易佔比僅提高了2.15個百分點。此外,東亞地區內的加工貿易、中間產品貿易佔比較高,如果剔除這方面因素、隻考慮最終需求,則東亞地區內貿易佔比還會下降。目前,東亞經濟還遠遠談不上與其他區外經濟脫鉤。
第二,區域金融安全網尚未發揮實質作用。自2000年建立以來,清邁倡議資金規模不斷擴大,並從雙邊機制擴展為多邊機制,但是,CMIM目前仍未啟動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韓國、新加坡貨幣當局都與美聯儲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印度尼西亞央行也試圖與美聯儲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安排,他們都未尋求CMIM的幫助。AMRO的監督職能也有待完善。
第三,欠缺合理的統一債券計價貨幣是亞洲債券市場發展的障礙之一。2008年5月,“10+3”財長會議通過了ABMI新路線圖。該路線圖致力於促進本幣債券發行、擴大本幣債券需求、完善債券市場監管架構以及改善債券市場相關基礎設施等,重點是推動各經濟體加快發展各自的本幣債券市場。然而,以各種不同貨幣計價的債券,提高了各國之間債券交易的成本,阻礙了各國本幣債券和外國債券的發行和流通,這在無形中限制了債券市場規模的發展。此外,東亞經濟體債券市場的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規則、方法、標准等存在差異,也增加了推進亞洲債券市場合作的難度。
第四,東亞國家的政治互信是加強財金合作的基礎。但是,政治互信問題的復雜性既植根於歷史,又受到現實中實力格局巨變的沖擊,還牽涉到區外的干預和影響。如果東亞國家能在財金合作方面取得進展,也能反過來改善東亞地區的政治互信。
未來:
亟待深化區域金融市場
第一,進一步提升東亞財金合作的機制化水平,並最終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目前,CMIM已擁有較大規模的金融資源,也設有危機解決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AMRO升級為國際組織,將為CMIM運行提供更多支持。建立亞洲貨幣基金,將CMIM的貸款與AMRO的監督機制進行融合,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第二,完善CMIM貸款工具,促進各成員積極使用。CMIM應進一步明確其貸款工具的使用程序。例如,AMRO以及“10+3”財長和央行行長副手會議應盡早完善經濟評估與政策對話模型,並對外公布,以便利CMIM預防性工具的使用。此外,可考慮在CMIM下建立短期融資工具,在成員經濟體受到全球或區域沖擊出現短期或臨時流動性短缺時,為其提供快速流動性支持。
第三,明確AMRO的監督目標,從3個方面繼續完善AMRO的監督職能。其一,維護區域穩定。其二,維護國內穩定。建議AMRO從貨幣政策框架、財政政策框架、金融穩定政策框架三個層面界定國內穩定,同時加強與IMF每年舉行一次的“第四條款磋商”的合作。其三,維護部門穩定。AMRO應根據東亞地區的經濟特點,設計出符合本地區的部門監督產品,並形成與IMF不同的監督重點和特色。
第四,進一步深化區域金融市場。一是繼續發展亞洲本幣債券市場。鼓勵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機構在東亞發行本幣債券,同時鼓勵東亞經濟體政府和私人部門在東亞經濟體發行區域貨幣債券。二是加強開發性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可考慮在現有中國—東盟銀聯體的基礎上,設立“10+3”銀聯體,將“10+3”國別開發性金融機構納入其中。在此基礎上,逐步推動銀聯體成員進行實質性的融資合作,通過銀行授信、項目融資、聯合融資、擔保、轉貸、本幣貸款等方式,為東亞經濟體政府關注的重點項目提供融資支持。
(作者:熊愛宗、肖立晟、陸婷、楊盼盼、張馳,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制圖:劉慧
《 人民日報 》( 2017年07月27日 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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