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手撐家

　　這100雙手與日常所見沒有什麼不同。

　　有的手剛剛包完餃子，沾著面粉﹔有的手攥著一塊抹布，擦拭著一個花瓶。有的大手輕輕托著一隻粉嫩的嬰兒的手﹔有的皮膚細膩的手被蒼老的手緊緊握著。有的手骨節粗大，那是一雙飽經冷水和清潔液的手。

　　這些手屬於中國3000多萬家政工從業者的一部分。這些手也隱沒在城市的千家萬戶裡，承擔著人類社會最古朴的工作——照料家庭。

　　不久前，它們被定格成影像，“百手撐家——2017年家政工藝術節與影像計劃”在北京798映畫廊展映。

　　這項影像計劃由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牽頭，主任梅若和攝影師黃喜悅共同發起。她們進入北京、天津、西安、濟南和上海，拍攝下幾千張家政工生活和工作的照片。

　　該中心主任梅若認為，這些手的背后是一群人的故事。這個群體不被人看見，“她們是一個不斷被別人書寫和塑造的女性形象”。

　　她希望通過這些照片，讓大眾看到，“她們不只是勞動力，而是帶著情感進入你的家庭，帶著那麼豐富的生命走到你的面前，她們對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期待和想象。”

　　3500萬雙手

　　在百手撐家影像計劃的宣傳海報上，一雙交握的手佔據了整個畫面。一隻手是老人的手，皮膚鬆弛，褶皺密布，突起的筋絡像糾纏的枯藤﹔另一只是年輕的手，被老邁的手緊緊握住。兩隻手交疊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心形。

　　這是攝影師莫力在山東濟南拍攝時捕捉到的一幕畫面。

　　蒼老的手屬於一位80歲的老太太，年輕時是電台播音員，她愛美，隻許別人叫她“於小姐”。她的兒子和孫子都在日本定居，老伴也去世好幾年了，她一人孤零零在家。

　　年輕些的手屬於照顧她的胡志玉，50多歲，燙著卷發。她每天都准時出現在“於小姐”家，為她梳頭、做飯，陪她說話。

　　這樣的陪伴持續了8年。每天和胡志玉見面，成了老太太強烈的寄托。

　　令攝影師黃喜悅印象深刻的一幕場景，是在她跟隨家政工王金枝去照顧的老人家裡拍攝時。

　　老人住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修建起來的筒子樓裡，樓梯黑洞洞的，家裡也堆滿了東西，側了身才能走動。在這裡居住著80多歲的老倆口，老太太耳聾，老爺爺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

　　王金枝除了打掃衛生和做飯，還要給老人洗臉洗腳，喂飯喂藥。老人的腳杵在白面盆裡，像兩枝老樹干，顏色重到看不清紋路。王金枝不厭其煩地一遍遍為他搓泥、清洗，直到腳上黑色慢慢變淺，她才結束工作。

　　“家庭照料服務，其實是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很多家庭面臨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中國的家政工缺口非常大。”梅若說。

　　根據中國商務部2015年家政服務行業發展報告，2013年家政服務從業人數是1800萬，2014年攀升到2034萬。

　　“改革開放后，公私領域的進一步分化，把再生產相關的全部職能推給了家庭。於是，在傳統父權制的性別分工未能得到徹底清洗的前提下，再生產活動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就呈現為家務勞動的女性化。”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佟新在論文中寫道。

　　佟新在研究報告中估算，除了服務於家庭的家政工，再加上在醫院服務的護工和以親屬關系或老鄉關系從事有酬家庭服務的勞動者，其從業者應在3500萬左右，創造產值上萬億。

　　“家政工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工種之一。”梅若告訴記者，“她們行業進入門檻很低，幾乎不需要生產資料。雙手就是她們的生產資料。來到這個城市時，也許帶個包，幾件換洗衣服，兜裡揣幾百塊錢就來了。”

　　但在過去，這樣一群人還沒有被賦予“家政工”這麼一個正式的稱謂，更多的是用“女佣”“保姆”這樣的詞來稱呼。

　　20年前，苗彩麗28歲，把兩歲的孩子放在家裡，就離開山西潞城的家，來北京找工作。苗彩麗做的第一份工作是醫院裡“抱小孩的”。

　　“抱小孩的”這個稱呼在當時並不意味著尊重。在醫院中，她隻能站在走廊上任人召喚。但她腦子靈活，跟著護士學習催奶、按摩等技術，一學就會。

　　她記得，那時候城市裡還不興請月嫂在家看護嬰兒，都是在醫院請3天工，她勤快，最忙碌時一年下來可以照看200多個孩子。

　　最艱難時，沒有地方住，她就睡在醫院路邊的躺椅。想孩子時，她夜裡偷偷地哭，隻有寒暑假的時候，女兒才能來北京和她相聚。但她認為自己無法避免這樣的命運，因為“不出來，就賺不到錢”。

　　陳恩華來得更早些。1995年春節后，一位親戚介紹她到北京做“保姆”。為了“抓住機會”，她買了一張40多個小時的硬座票，從四川閬中背著包就來到北京。

　　在此之前，她曾和丈夫去東莞打工。她進了一家鞋廠，但“耐不得熱”，干了一年就辭職回了老家。

　　剛來北京時，陳恩華發現，有一條街上全是等活兒的人。她們拿著紙板，上面寫著自己的年齡、籍貫、優點和習慣，站在寒風中瑟瑟發抖。她慶幸自己被熟人介紹，不用“遭這樣的罪”。

　　千萬人的公共空間在哪裡？

　　觸動梅若的還有很多雙手。她說，每一個家政女工都有一部辛酸史。

　　2008年，房紀英來北京的第一份工，就是在一個老人家裡清掃和做飯。

　　在房紀英的家鄉山西臨汾，人們的傳統觀念裡，出去打工的都是“實在過不下去了”。即使如此，也應男人在外賺錢養家，女人在家干活。房紀英出門，也是“迫不得已”。

　　她出身於一個中醫世家，從小在從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的藥格子間穿梭。她長大后，父親身體不好，繼承了藥鋪。可好景不長，她40多歲時，上頭規定“隻有通過執業藥師考試的人方能上崗”，她尋思自己年齡已大，“學不進去了”，就關了鋪子不做了。

　　重擊接二連三到來。先是丈夫生了重病，接著大女兒得了抑郁症，她帶著女兒來北京求醫問藥，自己也找了家政工的活兒做。

　　在老家，一個月工資最多也隻有2000多元。當她告訴老家親戚自己在北京一個月工資有“5000元”時，大家不敢相信。

　　漸漸地，當她回到老家和高中同學聚會時，不再提自己在北京的工作。

　　梅若說：“因為歷史文化的偏見，家政工在整個社會裡是比較低下的、不被尊重的職業。”

　　在家政行業做了20多年，陳恩華從“小陳”變成了“陳姐”“陳阿姨”，也帶來了二姐陳述瓊、侄女陳會蓉。三人都屬猴，相差12歲。

　　當莫力去拍攝時，她吃了一驚。她們合租的東北五環東辛店村一間平房，由廁所改造，在一所廢棄的幼兒園裡，樓上樓下塞進了20多戶人家，晒起衣服都是互相遮擋。

　　陳恩華對這處房子頗為滿意，除了“曾經是廁所，聽起來不好”外，一個月隻需1500元的房租。

　　在展映時，莫力把這個信息寫進了圖片說明中，讓陳會蓉有些難為情。她不喜歡“幼兒園廁所改造的房子”這個描述，覺得會給別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她剛來北京時，不敢和老家的同學說自己的工作，只是泛泛地說“在北京打工”。她感覺“家政工”這個職業，沒有“在工廠打工”來得體面。

　　梅若在走訪中發現，有的大姐租住在地下室，一年四季濕氣重，中午晒過的被子，到晚上回家時已經濕答答，潮得很。

　　有的大姐暫時沒找到下一戶工作時，隻好住在家政公司，簡單的一個鋪蓋湊合著，每晚10元錢，人多的時候，下腳都困難。

　　有人向她訴苦，即使找到活，每逢放假，也無地可去。那時梅若負責和這些大姐組織劇目創作，活動場地隻有在周六日舉辦活動時才開放。要進行創作討論時，梅若隻能帶著大家去咖啡館，點一壺茶，吃點心。省吃儉用的大姐們對這些錢心疼得緊。

　　“公共空間基本上是提供給有消費能力的人，那些邊緣的人是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活動場所之外的。她們需要一個更好的社會環境，讓她們從文化上、生活上被尊重、平等對待。”梅若意識到。

　　2014年，她和幾個同事合作成立了“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租了個辦公室和一間小車庫，專門為這個群體提供一個可以休息、相互陪伴和交流的空間。

　　許多大姐在這裡學會了用手機導航，參加攝影、計算機和英語課。盡管英語“教材”裡標注都是用漢字發音，但梅若發現她們都學得很起勁。

　　　“家政工的家庭勞動不只是一種勞資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情感投入”

　　在百手撐家影像計劃的活動現場，44歲的范雨素被邀請上台發言。2017年4月，她寫的自述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網絡上迅速走紅后，她仍強調自己的身份是育兒嫂。

　　“我們每天忍受著思念孩子撕心裂肺的苦，就是要掙錢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好，我們做的也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我們推動嬰兒搖籃的手，是推動文明的手。”范雨素在台上，對同行說道。

　　作為長期關注婦女權利的社會工作者，梅若發現，“女性的話語權比較多掌握在中產女性，因為她們懂得怎麼樣去論述自己在社會結構中的困難。但基層的勞動婦女幾乎沒有話語權，也比較邊緣。”

　　梅若想用一種方式去為這群人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和攝影師朋友黃喜悅發起了“百手撐家”的影像計劃。

　　她們認為，“百手撐家”也是“白手起家”。從事這一職業的大多為女性，她們來到城市的理由很簡單，為了小孩上學，老人看病，養家糊口，身上肩負著沉重的家庭責任。

　　“‘撐’代表著一種力量，當她們進入雇主最私密的家庭生活中去，撐起的不止是一個家庭。”梅若說。

　　在濟南拍攝時，當梅若向家政工大姐解釋這個概念，一位大姐笑著說，“我們哪裡是撐起一個家，是撐起好幾個家。自己的家得養，還要照顧兒子的家，母親的家，還有雇主的家。”這位大姐住在濟南郊縣的農村，每天從早上5點到晚上12點，要打好幾份工，時間安排得滿滿當當。

　　雖然沒有讀過范雨素的文章，但是陳恩華的心情和范雨素是一樣的。

　　剛來北京時，陳恩華的一雙兒女仍在老家讀書。女兒初中升高中，她辭掉了一家做了多年的老雇主，回家陪女兒半年，每天給她做飯，自己在女兒的學校旁盤了一家小賣鋪，日子過得也清閑，就是沒錢賺。女兒中考結束，她為了家裡的生計，還是回北京了。

　　兒子要高考，她督促讓丈夫回家陪兒子，自己一個人做著三份工。丈夫粗心，不管學習。兒子貪玩游戲，最終沒考上大學。她心裡覺得對不住兒子。

　　每到一個家庭，她都認為應該堅持“平等和尊重”。她遇到過苛刻的老人要求她跪著擦地板，協商無果后果斷辭退了這份工作。也遇到過脾氣暴躁的孩子，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她耐心地開導。

　　來自哈爾濱的盧紅也曾經遇到過相似的情形。一次，她去幼兒園接照顧的孩子。手工課剛結束，其他都是家長為自己孩子拍照。盧紅也覺得欣喜，掏出手機要拍一張，不小心碰掉一小塊積木。4歲的孩子立即氣紅了臉，重重地推了她一把。

　　當時盧紅特別委屈，眼淚在眼眶裡打轉，但她別過臉，平復了一下情緒，回過頭，用溫和的語氣對孩子說：“雖然我不是你媽媽，但阿姨和你媽媽一起照顧你。如果阿姨是你媽媽，你會這樣打媽媽嗎？”

　　4歲的孩子仍賭著氣，但她明顯感覺到這些話對孩子起到作用，孩子之后再也沒有對她凶巴巴過。

　　“家政工和雇主之間是在一個私人的家庭空間裡互動的。家政工的家庭勞動不只是一種勞資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情感投入。”梅若認為。

　　在苗彩麗的手背靠近虎口的地方，有一個紅色的疤，那是她在一戶人家做月嫂時被燙傷的。

　　當年，她把孩子放到床上，去做飯。回房間時，看見孩子的母親正用手掐著孩子的脖子，面目扭曲。

　　才20歲出頭的她“被嚇到了”。她第一反應是沖上去把孩子搶下來，接著去廚房查看灶火。孩子母親的情緒仍然無法控制，又到廚房跟她搶孩子。在爭奪過程中，她的手被滾燙的鍋蓋燙了，當場就起了血泡。

　　她救下了孩子。從那以后，她再做月嫂，也不敢離孩子太遠。

　　如今做了20年月嫂，苗彩麗感覺如果沒有做過母親，很難成為一名合格的月嫂。她知道做母親的痛苦后，才能更加理解和體諒。“當一個女人生產后，她們往往從身體到心理經歷一個從女孩到女人的身份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家裡人沒有足夠重視，就很容易引發矛盾”。

　　在醫院工作時，苗彩麗曾遇到一位正在啜泣的產婦，因為婆婆高高興興來探望，見生了女兒又嫌棄地走了。

　　苗彩麗有點恨鐵不成鋼地說：“你必須先愛惜你自己，如果連你都不愛惜你自己，誰愛惜你？”

　　　勞動法怎樣保護她們？

　　當57歲的何明英看到自己的照片展出時，開玩笑說：“年輕時候有兩條大辮子都沒留下一張照片，現在竟然還有攝影師專門為我拍照哩”。盡管照片裡的她皺紋橫生，雙眼透露著愁苦。

　　10年前，47歲的何明英為了幫丈夫還債，從內蒙古赤峰來北京時，大街小巷唱著“北京歡迎你”。10年后，她這個年齡在家政服務行業越來越不吃香，趕不上快速發展的時代潮流。

　　為了省錢，她和丈夫在南六環外的一戶農民家租了一間平房。但隻能做鐘點工的她，每次分到的工作不是在東北四環外，就是在北五環外的天通苑，跨越大半個北京是她的生活常態。

　　為了趕上地鐵首班車，她每天5點天不亮就出門，坐20分鐘公交車到4號線最南端的起點站，換乘兩趟地鐵。早年落下的風濕，讓她爬樓梯時總覺得腿腳疼痛。

　　最讓她焦慮的是自己的一雙手，五個手指骨節腫大，彎曲困難。手背的皮膚裂紋密布，看起來如紙般易碎，皮下暗黑色的血管清晰可見。用她自己的話說，“就像干旱的泥巴地”。

　　最早的傷痕是在2013年前后留下的。她被家政公司安排去照顧老人，老人有糖尿病，晚上會尿床，味道沖鼻。

　　第一天進門，老人的女兒領著她到一個浸泡著被子的浴缸前，缸裡散發出一股刺鼻的84消毒液味。打扮入時的女主人告訴她，“你把這些都洗了”。

　　何明英不想光著手洗，對方平靜地說“沒關系的，以前的阿姨都這樣洗的。”

　　她把手浸到水裡，頓時一雙手“燒得慌”。拿出來一搓，一層皮都差不多蛻下來。

　　她覺得委屈，想告訴家政公司“不做了”，但又擔心，“如果這戶不做了，得另外再交幾百元中介費，而且他們也不會優先選擇你了”。她左思右想，還是在這戶人家做了3個月。

　　手實在痛痒難耐的時候，她才去看醫生。醫生建議她做小針刀，她算了算，前前后后花的錢，要比她在那戶人家3個月賺的錢都多，還是沒舍得，就買些簡單的藥膏抹抹。醫生勸她休息，她開著玩笑對醫生說：“那得抹脖子了”。

　　她沒有和雇主簽過合同，也沒有在家政公司交過保險，無法獲得相應的賠償。

　　“家政工因其勞動的家庭屬性而無法應用《勞動合同法》。如《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合同的適用范圍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建立的合同關系，家庭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用人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佟新的憂慮也同樣是梅若的煩惱。

　　“在中國私人雇佣之間的困境，不僅是家政工的困境，雇主的困境都是很大的問題。”梅若說，“家政公司更多地會去扮演居中的角色，考慮市場、消費者的需求，對家政工的保護就會相對比較弱。”

　　去年10月左右，一名大姐因為摔斷了腿離開北京。她本來在一戶人家做育兒嫂，當經過一塊剛拖過的瓷磚地時，不小心滑了一跤，手上托著的嬰兒沒事，但自己當場大腿骨折。

　　大姐受了傷后，不僅工作丟了，醫藥費也沒法報銷。調解下，雇主家最后承擔了一部分，但大姐要支付的醫藥費佔了大頭。這讓她感到無奈，但也慶幸“要是傷到孩子，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最后，這位大姐在冬天離開了北京，回老家養傷。

　　更多的傷口是隱形的。直到現在，陳會蓉回想起自己差點被騷擾的經歷，還是感到憤怒。那是2008年，她剛來北京，接了一份鐘點工的活，照顧一對老夫妻。70多歲的女主人剛剛出車禍，腿骨折，需要人照顧。

　　她在這戶人家彎腰收拾家具時，感覺老頭靠近她，開始動手動腳。陳會蓉心裡一陣發怵，急忙推開老頭，沖進離自己最近的屋子，反鎖了門。在門內，她緊張得發抖，還是強作鎮定，打開了手機的錄音軟件。

　　老頭在門外守著。她鼓足了勇氣，用力拉開了房門，迅速沖到大門口准備離開。老頭緊張地直擺手，勸她別走，說著“我保証下次不再碰你了”，硬塞給她50元。

　　等出了門，她飛奔到家政公司，上交了50元，把自己的遭遇告訴管理人員。對方表示“不負責這件事”，讓她自己和雇主家協商。第二天，陳會蓉的姨嬸帶著她找這戶人家，老頭的女兒希望她們談個價格，讓這事“就這麼算了”。

　　陳會蓉從小性子倔，作為80后，又是家裡的獨生女，她更看重工作中的平等和自由，一旦受了委屈，一定要為自己討個說法。她要求對方帶著父親到家政公司向自己“賠禮道歉”，還是被拒絕了。

　　　微笑，微笑著面對鏡頭

　　在百手撐家影像計劃的尾聲，陳會蓉在播放的紀錄片中，對著攝像機講出了自己的這段經歷。

　　她覺得自己比以前更勇敢。那件事發生后幾年，陳會蓉一直憋在心裡，隻有最親近的人才知道。在參加一次由鴻雁之家組織的聚會上，她第一次說出來。

　　她心中有隱隱的擔心，因為“許多上了年紀的人，都不太認同我的想法，連我姑媽也勸我，如果發生在她們身上，也許忍一下就過去了。”但是她又希望通過講述能讓更多人提高警惕，“我沒干幾年，就遇到了這麼多事，總不可能就我一個人遇到過。”

　　在不大的展廳，有一面牆專門展出這些家政女工的正面的免冠照片。她們打扮得整整齊齊，端坐著，面對鏡頭。梅若最初的想法是，“我們的歷史是沒有底層人歷史的，我們要用正面的形象拍攝她們。”

　　陳恩華的照片是在夏天拍的。照片裡她穿著一件白色的旗袍，上面潑洒著大朵大朵的紅花。她有些拘謹地坐在自家的凳子上，背后是貼著粉紅色壁紙的牆。

　　她愛美，冬天別人都買黑色的羽絨服，她知道白色易臟，也固執地買了白色款。

　　在展映前，梅若向每個被拍攝對象確認她們被展出的意願。照片送去印廠前，還有兩個大姐打電話，要求撤下她們的照片。

　　其中一位大姐在拍攝時沒讓梅若和攝影師進家門，覺得自己的家“像個貧民窟”，隻讓她們在門口給她和丈夫照了張照片，因為“結婚20年了都沒有拍過一張合照”。

　　梅若覺得有些遺憾，她坦言，在甄選展映照片時，已經放棄許多煽情的畫面。

　　在天津河東區十經路一個露天勞務市場走訪時，她遇見一位姓劉的大姐，60歲，每天拖著一車行李來到這條街上討生活。1978年，劉大姐的丈夫偷偷把家產轉移，離婚了，把8歲的孩子推給她。

　　白天劉大姐在街上等活兒，晚上就睡在天津火車站地下的肯德基廁所裡。她對梅若說，這裡“冬暖夏涼”。把紙箱子鋪開，就是晚上的床鋪。

　　梅若注意到，盡管生活困窘，劉大姐依然隨身攜帶兩塊香皂、兩條毛巾，每天晚上在廁所的水池裡洗手洗面，保持著整潔的面容。“一個人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還能活出這樣的生活態度。”她覺得動容，但最后還是沒有把那張在廁所睡覺的照片打印出來。

　　“她們有自己的自尊。我們在生活中有許多不希望別人看見的，她們也有。” 梅若說。

　　陳恩華在常年不見陽光的屋子窗台上擺了一個花瓶，裡面插了3支塑料紅玫瑰，日子盡管苦，但也有浪漫。

　　攝影師周娜記錄下一位來自江西的大姐每天7點准時下樓去跳廣場舞。因為在那戶人家做了多年工，雇主尊重她的這個愛好。在其他家政工眼中，這樣的“待遇”顯得罕見。

　　家住濟南大澗溝村的谷瑞軍帶著10歲兒子，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看望一手帶大的8歲小女孩小高興。盡管在十幾年前，前任丈夫在兒子出生十多天意外離世，她來濟南打工，因為種種原因無法繼續從事會計行業，隻能被介紹去做家政工。但是一大兩小的笑容也被攝影師莫力記錄在了照片裡。

　　未來

　　所有展出的照片，梅若都印了兩份，一份鑲上相框，送到這些大姐手上留作紀念。

　　如今，剛滿50歲的陳恩華每天要打3份工。清晨騎一輛電瓶車，駛過早晨漸漸繁忙起來的進京通道，一直到晚上7點她才能結束一天的工作。

　　早晨初升的太陽不暖和，戴著兩層手套，她依然能感到寒風從縫隙，噬咬著指尖。

　　后來，陳恩華的丈夫也來到北京，在一個公司當保安，和她住在一起。兩個人辛辛苦苦攢錢，想在老家縣城買套房，錢都快攢夠了，2015年，丈夫突然檢查出肺癌晚期。

　　30顆藥就要15000元，一塊膏藥80元，丈夫舍不得花太多錢治病，陳恩華毫不猶豫地把所有的錢都用在給丈夫治病上，但丈夫還是幾個月后走了。

　　要還丈夫生病欠下的外債，還要養兒女。陳恩華一度覺得“天塌下來了”，但“日子還要過”。唯一令她欣慰的是一雙兒女來北京陪她，她還打算把兒子再送去“學本事”。

　　前年，陳恩華在老家為自己交了一筆養老保險金，10萬元，靠的全是自己的積蓄。

　　二姐陳述瓊不理解：“這10萬元什麼時候能要回本來？”

　　陳恩華認為這筆錢花得值。“過去我是為兒女打工，現在我為自己打工。” 她不想拖兒女后腿。

　　陳會蓉如今工作的雇主，房子有300平方米，安裝了5個監控攝像頭。她覺得“一舉一動都不自由”，幾度“做不下去”。但為了供兩個女兒讀書，她隻能在這戶人家繼續工作。

　　苗彩麗已經有20年沒在春節回過家了。她把更多的家鄉人帶到了北京。

　　2016年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一號線最東端的土橋站附近小區租了一套房子，用來培訓月嫂，也為老鄉提供一個落腳之地。一年下來能省出不少租金。

　　她覺得自己越來越回不到家鄉，“農村生活太慢了”。房紀英盤算著再做幾年，到60歲就回家，開個“農家樂”。

　　何明英在為自己下一份工作發愁。她正打算去自己挂靠的家政公司打聽有沒有新活。

　　她覺得這幾年自己的運氣“越來越背”。上一份工作是在一戶有小孩的家庭做鐘點工，對方說“要回家過年”，沒讓她再來。但在何明英看來，“這是借口”。那幾天感了冒，對方怕她傳染給孩子。她清楚自己被辭退了。

　　她的上上一份工作，也隻干了1個多月。去那戶人家要坐十幾站地鐵，出了站還要走一段長路。原本女兒為她下載了共享單車App，讓她騎過去，有幾次賬號沒錢了，她自己不會充值，等公交車遲到了幾次，雇主就不再和她續約了。

　　眼下，她隻想自己攢一筆錢，開個面食店，做點饅頭、包子，又擔心“北京的租金太貴”，也焦慮“不知道這雙手還能不能揉得動面”。

　　梅若計劃拍攝更多的手，讓這些照片帶去更多的城市展出，被更多的人看見。“看見她們在疏離的城市裡孤獨苦悶、互相取暖的強烈渴望，也看見她們在爭取體面勞動、擺脫性別困境、反抗生計壓力的奮力掙扎，而這正是整個中國社會城鄉流動變遷的歷史縮影，連接著城市與鄉村跨度20年的勞動婦女的生命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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