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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行業追求流量的動機是自然而然的，劃定邊界才是對抗流量至上的關鍵手段。網絡直播亂象的出現，主要問題還是缺乏明確的法律邊界和道德邊界。

盤和林

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

據媒體日前報道，山東省日照市東港區衛生健康局因日照市中心醫院醫生厲某在網絡上直播婦科手術，對該院作出警告、罰款人民幣5萬元的處罰決定。涉事醫生厲某已被刑事拘留，11名相關人員被嚴肅追責問責。

廣受輿論關注的直播婦科手術事件，暴露出了數字經濟發展中的流量至上現象，而背后的監管困境和生態建設，更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直播婦科手術暴露行業監管困境

女患者到醫院做婦科手術，當她躺在手術床上的時候，卻沒想到，隔著一道屏幕，成千上萬雙眼睛正在窺探她的隱私，原本最應該具有私密性、保護性的手術室，竟然成了直播現場。而罪魁禍首，就是這間手術室的一名男性麻醉師。

“想流量想瘋了吧？婦科手術也能直播？”“缺了八輩子德！”“沒有人性的醫生！”“侵犯個人隱私，必須嚴懲！”……事件一經曝出，引發全網憤怒。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各種直播平台應運而生，網絡主播這個行業也愈發火爆。由於直播行業的准入門檻低，導致從業人員素質良莠不齊，行業亂象時有發生。僅在醫學領域，就有護士直播配藥、直播給患者插胃管等事件，多次引發爭議。直播中無底線蹭流量的問題日益嚴重。

“直播行業之所以一再出現侵犯隱私的亂象，從經濟學邏輯上來說還是利益驅使，特別是在成本低、收益高的情況下，這種侵犯隱私的直播行為廣泛存在。”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創始院長、新經濟智庫首席研究員朱克力說，這裡的成本低，是指為了博眼球而實施的違法成本、侵權成本低，收益高則是這些涉嫌違法侵權的行為在直播中受到的關注、帶來的流量和轉化的收益高。相比之下，要去防范和消除這類行為帶來的不良后果和惡性影響，相關的維權成本、治理成本比較高。

“作為新業態新事物的直播行業近年來發展迅猛，監管治理和政策法規盡管緊跟其后，但還面臨不少考驗與挑戰。”朱克力說。

中鋼經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數字經濟智庫高級研究員胡麒牧認為，新技術的進步，讓直播的門檻大大降低，人人都可以進行直播，使得出現侵犯隱私事件的幾率大幅提升，再加上行業監管長效機制還不夠完善，客觀上讓一些不法分子有機可乘。“一些播主法治觀念淡薄，價值觀扭曲，為了博取流量，以他人隱私作為賣點獲取商業利益。”胡麒牧說。

直播平台須告別流量至上的潛規則

根據山東省日照市公安局東港分局的通報，警方是在接到群眾舉報后，對涉事醫院相關人員進行調查，才將涉事醫生厲某抓獲的。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查中。等待厲某的，將是法律的制裁。

但讓人不解的是，像直播婦科手術這麼惡劣的事情，為什麼能通過平台的審核？這是不是說明，平台的審核機制已不適應當前的發展？

對此，直播平台公開回應稱，直播過程中被多次警告及切斷，隨后被永久封禁。言下之意，似乎平台的干預已經算及時到位。但這樣的態度顯然不被網友認可：這種尺度的行為，還要“多次警告”，不該干脆點手起刀落嗎？

實際上，作為一個以年輕人為主要用戶的平台，直播平台對內容的把關尺度一直被認為相對寬鬆。盡管其審核有AI和人工兩道篩選，但面對海量的內容，很難保証不出問題。

“一些平台沒有盡到監管責任，片面地為了平台的活躍度而縱容一些不法行為。”胡麒牧直言，數字經濟中很多商業模式的特點，就是通過流量變現來獲取商業利益，因此流量在企業估值、投融資等活動中是一個佔有很大權重的考量因素，難免有平台或企業的發展觀出現扭曲，使得流量至上，導致一些反常現象出現。

朱克力認為，科技向善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個想象的願景，更不是要求平台拋棄對商業利益的正當追求，而是要通過理念的更新和規則的重建，讓科技力量背后的平台運營者、使用者和相關方都能更有同理心和邊界感，從而在商業價值和公共價值之間，作出真正向善向上的權衡，找到發展與秩序的平衡點。“對直播平台而言，由於其本身就是科技與文化的結合體，更要將公共價值置於商業價值之上，以自律自治為原點，告別流量至上的理念和相應的‘潛規則’，擁抱公共價值優先的理念和相應的‘明規則’。這才是科技向善、商業向上的真諦所在，也是直播乃至一切平台經濟構筑未來競爭力的重要源泉。”

“直播行業追求流量的動機是自然而然的，劃定邊界才是對抗流量至上的關鍵手段。”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表示，網絡直播亂象的出現，主要問題還是缺乏明確的法律邊界和道德邊界。

協同治理方能營造健康的直播生態

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絡直播用戶規模達5.60億，佔網民整體的62.0%。

當前，青少年已逐漸成為網絡文化重要的消費主體和網絡文化的生產者、傳播者。《2020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未成年網民達1.83億、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達94.9%，我國未成年網民日益呈現低齡化的趨勢。青少年使用網絡獲取信息、拓寬視野、豐富生活，同時，一些低俗、庸俗、媚俗的不良信息也可能進入他們的視線，影響身心健康。

為此，中央網信辦多次啟動專項行動，著重整治網上歷史虛無主義、涉黃涉非、涉低俗等有害信息，深度清理有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網絡內容，查辦了一批典型案件，網絡空間明顯淨化。

近年來，除《網絡安全法》《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等基礎層面的相關規定外，為了規范網絡直播行業，相關部門還出台了《關於加強網絡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等一系列更有針對性的規定，對網絡直播平台的行為規范和責任都進行了明確。

朱克力表示，不管什麼樣的平台，無論直播還是短視頻，好的內容都是王道。而要構建起健康的生態，就得圍繞和服務健康向上的優質內容，以此為基本內核來展開。“對平台而言，需要制定嚴苛的自律公約並不斷加以健全，持續夯實平台責任，畢竟開放的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對政府而言，需要輔以包容審慎、合理有效的治理手段，讓機器識別和人工審核相結合，加強內容監管和市場格局引導，進一步促進直播和短視頻行業健康發展。除此之外，也離不開行業組織及社會監督，通過多方生態共治，使之導入良性循環的新軌道。”朱克力說。

胡麒牧也強調，一是政府監管，提供制度供給和執法保障﹔二是平台監控，從技術上實現內容管理和生態優化﹔三是直播人自律，樹立健康的直播理念，三者缺一不可。

胡麒牧認為，除了形成一種協同治理的模式之外，對嚴重違反法律法規的主播，有關部門應依法開展聯合懲戒，及時有效清除“害群之馬”，守護風清氣正的網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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