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風靡東南亞的茶飲品牌到馳騁歐洲的新能源汽車，從扎根拉美的AI硬件公司到在非洲買礦的能源企業，中國企業“出海”正從“產品出海”轉向“體系出海”。據海關總署統計，2025年前三季度，我國貨物貿易延續了穩中向好的發展勢頭，其中，出口總值19.95萬億元，同比增長7.1%。

企業“出海”遠航，需要耐力，更離不開導航。9月1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要著眼於為出海企業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提供有力支撐，進一步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

“隨著企業‘出海’步伐加快，不確定、難預料的因素也明顯增加，企業對高質量海外綜合服務的需求越來越迫切。”中國貿促會新聞發言人王冠男9月28日在回答《証券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

在此背景下，如何系統性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已成為下一階段支持企業全球化發展的關鍵命題。

暗礁重重：

系統性風險仍存

當前，在中國制造業企業中已形成“不出海就出局”的共識。不僅龍頭企業加速全球化，中小企業也正從“產品出口”升級為“企業出海”。

然而，開拓海外市場並非坦途。小至合同術語與口頭承諾，大至文化沖突與政策變化，各類不確定因素都可能導致企業鎩羽而歸。一家車企在德國因一個合同術語而面臨巨額罰款風險﹔一家半導體設備商在東南亞為尋找合規的稅務方案奔波數月﹔一家消費電子企業在巴西面臨許可、証件和注冊等多重困境﹔一家准備在沙特開展業務的企業，由於代理結構不嚴謹，面臨“代持”與“隱名股東”等法律風險，后期融資寸步難行……中國企業“出海”之路，暗礁遍布。

暗礁一，地緣政治與政策不確定性。全球關稅政策、投資審查等變量增多，數據合規等問題也曾使個別互聯網龍頭企業遭遇巨額罰款。數據跨境流動常與“國家安全”“數字主權”交織，構成復雜合規環境。

暗礁二，本地化運營“水土不服”。“出海”企業在法律、稅務、勞工等合規方面面臨挑戰，人才團隊建設與文化差異亦成管理難題。

“有些國家反對外來企業‘賺錢就走’，他們首先關心的不是價格，而是工廠在哪、配件與服務在哪。”山推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張民告訴《証券日報》記者，大部分海外金融機構隻願為那些能夠留在當地長期經營和發展的企業提供融資支持，企業“出海”必須設立子公司、建設海外工廠，布局服務網點和配件中心，証明堅持長期主義的決心。

暗礁三，知識產權競爭白熱化。僅2025年內，就有兩家主流車企在海外遭遇無線通信專利訴訟，盡管還未定論，但業內也將其視為行業風向標，或對其他車企的“出海”戰略造成影響。

“知識產權數量少但單體價值極高，必須構建‘專利叢林’，做好商標和商業秘密保護，防范‘出海’過程中的訴訟風險。”長期跟蹤中國藥企“出海”的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醫藥醫療板塊負責人黃建雯對此深有體會。

《2025年中國企業出海風險觀察報告》指出，中國走出去的企業既面臨不確定的關稅、投資政策等宏觀因素的影響，還面臨海外合作伙伴經營狀況不透明、付款節奏不確定等因素的影響。這也意味著，在海外投資、經營的中國企業面臨著宏觀環境動蕩、微觀風險加劇的雙重夾擊。

這些風險單靠企業一己之力難以應對。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新聞發言人高士旺表示：“企業‘出海’不是單打獨斗，而是應有配套的服務支持。”

“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推出了國際化戰略，國內各部門更應思考如何成體系地支持企業‘出海’。”中國服務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鄭偉在接受《証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我國企業的“出海”挑戰主要集中在法律合規、金融服務、物流及供應鏈管理、國際市場信息以及貿易風險防控等方面，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有利於優化我國對外投資合作布局，更好支持企業開拓貿易投資渠道，推動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國際合作走深走實。

破局之道：

建設海外綜合服務體系

應對系統性問題，需要系統性方案。“海外綜合服務體系”正從政策文件落地為地方實踐。

自9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研究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后，多部門相繼發力。9月18日，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門發布《輕工業穩增長工作方案（2025—2026年）》，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因地制宜打造出海綜合服務港、建設海外綜合服務站，為企業提供政策法規、市場信息、法律咨詢、知識產權等服務，引導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合理布局”。商務部等九部門於9月24日發布《關於促進服務出口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進一步發揮服務貿易中介組織作用，為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提供知識產權保護、法律咨詢、爭端解決、仲裁調解等法律支持”。

王冠男在接受《証券日報》記者採訪時，具體介紹了中國貿促會的四方面措施：一是加強有效機制保障﹔二是搭建更多“出海”平台﹔三是提供優質商法服務﹔四是優化公共服務。“下一步，中國貿促會將牢牢把握服務企業這個根本，豐富服務供給，做優服務平台，為企業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提供高效、便捷、優質的綜合服務。”王冠男進一步表示。

國務院常務會議還提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打造出海綜合服務港。

事實上，地方探索已形成清晰路徑，上海、廣東、浙江、四川、河北等地積極實踐。去年6月份，上海臨港新片區打造了全國首個實體化的“走出去”綜合服務平台﹔今年2月份，河北科技企業出海綜合服務平台在石家庄高新區正式成立﹔定位為“立足佛山、服務灣區、輻射全國、鏈接全球”的南商出海綜合服務基地今年9月9日在廣東佛山市南海區正式揭牌。

具體措施方面，上海北外灘國際法律服務港已集聚115家律所，提供全周期法律支持﹔深圳前海“出海e站通”集成70項政務及金融服務，為企業提供全鏈條“出海”服務﹔浙江推出“浙企出海綜合服務港”，推動“一証通用”，提升服務效率。

此外，多地著力構建覆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鏈條服務體系。比如，上海推動更多銀行接入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擴大其網絡覆蓋范圍﹔浙江8月18日起施行《加快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若干舉措》，搭建“一個平台、一窗受理、建強網絡、加強服務、強化監測”五大重點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

“寧波樣本”也展現了“集群出海”的智慧。今年，寧波市經信局組建了“勇出海”企業服務團，以跨境供應鏈整合服務商寧波華藝進出口有限公司為團長單位，聯合了十余家各類“出海”服務機構，為企業提供一站式全鏈路精准服務。

寧波華藝進出口有限公司跨綜項目負責人丁玲超對《証券日報》記者表示，單一企業“出海”可能面臨供應鏈斷裂、融資難等問題，亟須“集群化”解決方案。從成效來看，集群“出海”后，核心企業綜合成本下降22%，訂單交付周期縮短40%﹔配套企業平均獲得融資額度提升300%，有效推動其產能擴張。

“結合各地的實踐探索來看，有條件打造出海綜合服務港的地區主要有三類。”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呂越在接受《証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一是傳統外貿強省與自貿試驗區，具有海量的市場主體和密集的經貿往來，“出海”服務需求巨大，也具備先行先試的制度優勢和體系化布局能力﹔二是產業集聚區，這些地區可以圍繞優勢產業的產能“出海”需求，提供專業化、定制化的服務，推動產業集群向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攀升﹔三是中西部內陸開放高地，中西部城市可以依托共建“一帶一路”和中歐班列等紅利，從“內陸腹地”變為“開放前沿”，積極構建“出海”服務體系。

未來路徑：

提升全球化核心競爭力

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其意義遠不止於解決眼前麻煩，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對企業“出海”的精准滴灌。

未來，這一體系的建設應朝著精准化、協同化、制度化的方向演進。在全球化日益復雜的背景下，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有利於更多中企“出海”做到順勢而為、入鄉隨俗。

對於創新藥、機器人、人工智能企業等，海外綜合服務體系需更聚焦於知識產權布局、跨境數據流動、高端人才引進等專業化需求。對新能源、新基建、新消費企業而言，海外綜合服務體系需幫助企業解決當地的法律、監管、外匯風險等一系列問題。

破局需激發市場多方力量，形成協同生態。

物流企業可以在企業“出海”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圓通速遞股份有限公司戰略資本部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証券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一方面，圓通速遞建設“全球供應鏈協作服務中心”，集成招商、直採、物流、金融、法務、安保、簽証七大功能，為企業提供“一站式”服務﹔另一方面，圓通速遞推動政企協同機制建設，積極與上海、浙江等地政府部門對接，建立國別信息共享平台、集成化政務服務窗口等，降低企業“出海”門檻。

有“出海”經驗的企業主動建言。廣東微電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志勇建議，由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協調，整合各國市場動態、政策法規、行業標准等信息，定期發布市場分析報告，為企業提供免費或者低成本的咨詢服務。相關部門也可以積極為“出海”企業提供低成本的培訓，同時可以考慮設立專項援助資金，為企業“出海”申請國際認証提供補貼。

建立海外綜合服務體系的最終目標是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完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發展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意義重大。”呂越表示，一方面，通過建立標准化、規范化的海外服務體系，實現從稅收減免、“出海”專項補貼等傳統優惠政策，向規則調整、標准對接、管理協同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這種轉變為企業提供了更加透明和可預期的國際化營商環境，有助於形成具有持續競爭力的制度紅利﹔另一方面，構建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在降低企業“出海”成本的同時，助力我國企業更好地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統籌開展貿易活動與對外直接投資，充分釋放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潛力。

拓展海外市場，已成為消化國內產能、提升企業與居民收入的關鍵通道。能否走通這條路，取決於企業的“出海”戰略，更取決於各方能否為企業搭建起一個高效、安全、專業的海外綜合服務體系，這不僅關系到中國企業在全球市場能走多遠，更關乎中國在全球經濟新格局中的競爭地位。

航向既定，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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