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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实验小学,少先队的“几道杠”被统一的志愿者标识代替。
98名学生当上了志愿者,按照学校的设想,志愿者将覆盖更多学生。
下午,武昌实验小学门口挤满了接学生的家长,少先队“几道杠”取消后,学生将佩戴统一的志愿者标识。
在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一项旨在淡化小学生官本位思想的革新正在展开,学校少先队里98个大队长、中队长和队委被要求取下肩膀上代表身份的“二道杠”、“三道杠”,代之以统一的志愿者标识,没有差别。
有人开始叫好,有人开始怀疑,当成人的世界已经在向幼儿园渗透时,一所小学又如何能够幸免?
面对突如其来的争议,校长张基广选择了沉默,大人世界远比小学生们的心理复杂,他一直致力于让自己的学生回归童真快乐,但“当官”的思想到底能在他这里去除多少,似乎并不取决于他,而是最终决定于成人世界向这里渗透了多少。
志愿者也要竞争
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五年级C班的吴宇昊放弃了这次少先队志愿者的竞选,在班干部的职位争取上,他屡有失败的记忆,唯一一次当上班里的条长,还因为工作失误被老师撤换了。
即便有父母背地里给他出谋划策,连竞选中队委的演讲稿都由在单位做宣传工作的爸爸给他写好了,但练习了若干遍后,他还是在讲台上面对全班同学背砸了。
好在他现在是高年级了,相对于各种头衔,父母觉得成绩更为重要,也就放过了他。而对于无论是班干部还是志愿者,父母和他一样,只能是又爱又恨。
但更多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还是对志愿者很憧憬。
“分到每个班的志愿者名额很有限,同学们都在积极争取,因为这也算是一种荣誉。”六年级D班的王思妮刚从一名大队委转成98名“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少先队志愿者”之一。
竞选一名少先队志愿者并不容易,要经过四道程序:本学期至少在社区或学校做过一件好事的同学可以自荐；班级对自荐的同学进行海选；各班选出的学生在全校进行公示,要求有简要的事迹材料；全校学生进行投票。除一年级新生外,全校同学都可以参与竞选,当选者由校长一一给他们佩戴徽章。
四年级学生王宇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他是中队委,班里的学习委员,一直以来,妈妈都鼓励他参加班里的竞选,“因为当班干部除了能帮老师分担,还能给同学服务。”
“如果以后初中的老师知道我在小学就是班干部,就会在选班干部时多考虑我,妈妈说,以后上高中读大学工作了也一样。”
换上志愿者标识,王宇还领到了一项新任务:做讲解员,以后但凡有领导来视察,他就可能会被派去解说校园文化。但他并没有忘记要在职务上继续升级,即使是志愿者,明年他也要“像大队长一样服务”,这是妈妈给他定的目标。
在两个多星期前的少先队志愿者选举中,许多家长一如既往地充当着孩子背后的帮手,就像以前帮孩子竞选班干部一样。
一位三年级学生的家长作为家委会一员,执意要让孩子进入志愿者的行列,“今年没选上,明年再去选,志愿者也是种荣誉呀。”
少先队是个“出干部”的地方。去年武汉曾出过“五道杠”,“五道杠”少年黄艺博的父亲忙前忙后,带儿子上敬老院,亲自操刀儿子的各种宣传照,联系报社给儿子发表文章,终于将其塑造成“五道杠”政治神童。
一年过去，“五道杠”的影响还在。
武昌实验小学一位三年级学生的家长刘欣对此有过反思,但更觉得自己是迫于无奈,她也很希望儿子在学校能谋得一个班干部职位,即便是志愿者,但“人数有限”,也是提升孩子的重要机会。
儿子是去年转学来到武昌实验小学的,在之前的小学,刘欣最头痛的莫过于恶劣的班干部竞选风气。“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当上班干部,有些家长给我发短信打电话,让我儿子给他孩子投票,有的则教自己的孩子给班里同学买礼物。”
武昌实验小学的情况要好一些,但她有时仍会不自觉地陷入苦恼:“我不去教孩子学会来事儿、机灵点儿,谁知道别的家长会不会那样教自己孩子,那我孩子岂不要吃亏了,你说帮孩子写个竞选稿应该是人之常情吧?”
服务与权力区别在哪里
孩子们有时并没有揣摩到大人的心思。解下“三道杠”的别针,换上志愿者标识,六年级D班的王思妮还不太明白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她只是觉得这个标识也“挺好看”。但走在校园里,她发现,“低年级的学生不再向她投来曾让她印象深刻的敬畏目光。”这让她有些微微的失落。
但无论在少先队还是班级里,王思妮的工作还和以前一样,作为班长,她上课喊起立,维护班级秩序,行使班里最重要的权力。
想起刚戴上“三道杠”的那一刻,这个比同龄孩子思维更缜密的小姑娘还是激动得有些飘飘然。走出校门口,有学生家长看到她说:“哇,三道杠!”她瞬间就有了一副“小大人”的神情,美滋滋地甩起马尾辫。在她印象里,“三道杠”比班长要“厉害”得多。
优越感就像病毒一样滋生,校长张基广描述了这样的情景,“老师不在教室了,一个学生像模像样地拿根教鞭在巡视教室,还时不时用教鞭在这个同学桌上敲敲、在那个同学头上晃晃,而被敲、被晃的同学都拿一种异样的眼光瞅着他；有时,他站在讲台上,一双眼睛像老鹰一样盯着全班同学,巴不得哪个地方有个风吹草动,他就会马上做出反应,在黑板上得意洋洋地记上一个不守纪律的同学名字,或者大声地喊着‘某某某,你不要讲话’……”
张基广很反感班级和少先队干部的“官化”,让学校里等级分明的“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变成志愿者,而且在外部标识上不加以区分,在他看来,无疑能直接遏制这种风气,并让孩子们从小培养志愿服务精神。
武昌实验小学少先队志愿者的产生要经过自荐、海选、投票等程序,这无疑是一项创新,虽然同样渗透了成人世界的风格。
武昌实验小学政教处主任徐仲读称,以前少先队干部都是以学习成绩为标准,现在志愿者的评选由学生投票产生,看重的是孩子的特长、责任心、主动服务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等。
统一的志愿者标识似乎让这些班干部加队长、队委“泯然众人矣”,但志愿者仍然是学校里的稀缺品,也是孩子们争先创优的目标。
王思妮说:“我们有58个班、98个志愿者,实际上每个班才分配了两个左右的名额,最多的也不超过四个,我们班有三个。我也是经过班级推荐,还做了演讲,最后同学投票才好不容易当上的。”
98个志愿者绝大多数都是班干部和少先队干部,志愿服务的内容还不清晰,戴上志愿者标识,他们仍然脱离不了班队干部的身份。
在孩子们的心中,他们还不能区分“服务”和“权力”有什么根本性区别,很多人仍然向往“稀缺”的志愿者,并乐于听从父母的分析和指导。
徐仲读一再强调,“我们在做些改变,(通过当志愿者)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树立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校园‘小主人’的新观念。”
但改变才刚刚开始。
是全民学生还是全民“学生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并不看好武昌实验小学取消“几道杠”的做法,“倡导小学生的志愿服务精神很好,但不能取代少先队的标识,这是两码事。”
孙云晓说,少先队“几道杠”的本意是“多一道杠是多一道责任,这是服务的岗位,而不是当官的岗位,要反对少先队中官本位的误导,只有强化其服务导向,执行严格的民主程序。”这被他看作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遗憾的是,他调查发现,全国只有59%的少先队干部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另一个数据则是全国90%以上的小学生有当班队干部的愿望。
班干部总是少数,于是有学校尝试操作性更强的解决办法。
长沙市一所小学的班主任想出一招,她给班上的61个学生每人都安排了一个岗位,相互有不同的分工,有管理多媒体的、有管理饮水机的、有管理图书的……61个学生61个班干部,一时形成“全民班干”的局面。
虽然班主任一再强调这些职务都是为班集体服务,但在家长眼里,61个干部仍然有大小之别。有家长对图书管理员的职位瞅不上眼,转而让孩子去角逐听起来更有权力的班主任助理,这让班主任不得不考虑给这个“强势”职位限定更加平民化的职责范围。
虽然不像这个班级那样“全民班干”,但武昌实验小学大多数班级的班干部覆盖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班里有这么多班干部,那些负责搞卫生的、做解说的、放音乐的,并没有被他们算作班干部。
胡女士说儿子做过值日班长,可这太普通了,她不觉得和班干部有半毛钱联系,“最少得是个班级委员,才能拿得出手吧。”
“‘全民班干’是个好的尝试,但也会有问题。”孙云晓说,“在设班干部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服务的导向,淡化级别,强调服务和责任,孩子们觉得体育委员好、劳动委员好,而大人却觉得不好,认为只有学习委员、班长、大队委员才好,那是成人的官本位在误导孩子,是成年人的社会问题折射进了儿童世界。”
在这些试图取消校园“官本位”的尝试中,大家都在努力取消成人世界对孩子世界的影响,但也都或多或少保留着成人世界的影子。
按照校长张基广的想法,学校所有的少先队干部都应该由志愿者替代,而且志愿者还要吸纳更多的普通学生,而不是集中在一小撮班干部身上,最好是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能成为志愿者,“最好是校园处处都能见到志愿者的身影”。
“即使在校园里,去官本位、去功利化也将是个漫长的过程。”校长张基广说,他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让教育回家”。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