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

2020年07月31日18:03  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中国入世近20年来,中国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至关重要。但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产业格局的调整,中国制造业如何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制造业如何在疫后新格局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新的国际格局变化之中,实现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

  7月30日晚,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原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与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一起在直播间探讨了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的话题。

  疫情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

  从2017年底到2018年初开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原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认为,这样的产业转移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更早,也就是2012、2013年就已开始。他举了韩国三星的例子:三星的产能原本主要在天津、深圳、东莞,2019年,已在越南建立了8个生产基地。

  内资企业同样如此。顾强透露说,在2018年前,华夏幸福这些海外的产业园招商还是个难题,但在这之后,很多中国企业自主选择这些地区投资。

  新望博士认为,目前全球产业链进入到了一个剧烈动荡和剧烈变化的时期。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全球产业链出现了区域化和内链化,产业链的稳健性和安全性成为各国制造业布局首要考虑的因素。顾强同样认为,全球产业链重构进一步提速,或者会有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

  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特点

  过去全球化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产品的分工,全球化其实就是在产品分工基础上进行的。2000年之后,世界的分工呈现新趋势,产品内分工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产品分成很多环节、很多片段,以效率高低来决定生产地点。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认为,当前整个全球化的分工基础发生了一定变化。“用我的话说,产品分工协调机制受到了一定的动摇。”

  具体而言,刘志彪解释说,未来的全球分工,过去那种理论基础,实践基础都已经发生了动摇。未来的产业发展更多的不仅要考虑效率,可能还要考虑安全性。跨国公司可能要在产业安全跟经济效率之间进行决策,这个决策当中会达到一种平衡。  

  在他看来,这个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会朝两个方向进行变动:

  一是从纵向来看,全球产业链过去拉得比较长,现在在缩短。就原来分包给不同的国家和企业生产,以各种生产工序作为分工环节的全球分工,会逐步回归到跨国公司内部或者跨国公司控制范围之内的区域当中去。

  二是从横向来看,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变化趋势会落实在一个区域当中。就是说原先被分出去的产业分布在全球各地,现在又要回归即落实在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自主可控,落实在他临近的国家边界或者国家内部的环节。

  关于全球产业链的未来,刘志彪总结说,全球分布产业链可能变成全球产业集群,就是全球产业链集群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因为过去的全球化形式也在发生变化,最早就是出口导向,未来中国的全球化形式可能要利用内需,利用内需来进行全球化。

  应对:从防风险到补短板

  根据刘志彪的判断,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对中国的影响在于,一是绝大部分产业不可能移走,中国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二是只要能够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中国仍然是吸收外资、吸收跨国公司重要的热土,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面对这样一个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中国应该怎么办?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刘志彪认为,要实行对内开放。只有对内开放才能形成国内大市场,中国过去发展都是利用全球化市场,利用发达国家市场,现在逆全球化下无法利用的情况下,应该高度重视国内市场。既然要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就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在顾强看来,以国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的新格局,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是全新的发展环境。在这个新的环境之下有很多新的变革,要求中国制造业来加速转型升级,包括五个方面的变革要求——

  第一个是技术变革,所谓的智能化。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进入到了一个万物互联,万物智慧,万物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技术变革背景下,新的要素是数据,新的基建是算力,新的内燃机是算法。

  第二是产业结构的变革,服务化。服务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的方向,全球一些著名的制造业公司,主要是靠全球化生产,更多是靠他的定制化、服务化,提供运维服务、提供金融服务、提供咨询服务、提供解决方案这样的方向。

  第三是中国产业特别制造业的空间的重构。最重要的趋势,就是都市圈化和地方化。以上海都市圈为例,可以看到制造体系之间的协同以及空间的重构,也可以看到在一个都市圈内部有内循环体系,还可以看到一部分是周围中心外循环的产业体系。

  第四是地方化都市圈化之下的产业生态变革。生产要素可以集聚到某一个地方,它能不能实现在一个地方的沉淀,在沉淀之后能不能实现升级,能不能形成更完善的产业生态,在这个生态之下实现这个产业在价值链上的跃迁和提升。答案是肯定的。

  第五是规则的变革。对中国的制造业而言,无论内循环还是内外双循环还是外循环,这三种循环都会长期存在,只是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内循环为主,在某一个阶段外循环可能会提速,会有新的契机。无论如何,这些变革都要求中国的产业去实现转型升级。

(责编:毕磊、夏晓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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