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最高检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扶贫办主任 杜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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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记者夏晓伦 许维娜）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面对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社会各阶层积极探索且因地制宜地推进扶贫事业。

日前，“人民会客厅·脱贫奔小康”系列访谈栏目采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扶贫办主任杜爱平。采访中，杜爱平介绍了近年来最高检的定点帮扶情况、经验以及成效，并对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百姓奔小康发表了看法和意见。

记者：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战决胜之年，作为最高检扶贫办主任，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最高检近年来定点扶贫的工作情况。

杜爱平：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安排，1995年最高检定点帮扶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2015年，又承接了定点帮扶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的任务。近年来，最高检举全院之力，动真情、真扶贫、扶真贫，把深情厚谊倾注在彩云之南，助推云南省西畴富宁两县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任务，促进国家扶贫开发战略顺利实施。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是高位推动，确保定点扶贫政治责任落实到位。首先是强化组织领导。最高检不断强化定点帮扶工作的组织领导，注重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构建了党组负总责、“一把手”亲自抓、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厅级单位支持配合、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的组织领导体系。院领导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亲力亲为，赴文山实地调研指导帮扶工作，亲自出面到有关部委协调项目。

我们还清晰地记得，张军检察长到最高检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于2018年5月6日至7日赴文山州调研检查脱贫攻坚工作，最高检领导无一例外都到定点扶贫县调研指导工作，2018年以来，最高检领导及各级干部赴定点扶贫点开展调研70余人次。

同时，我们还不断创新工作机制，规范定点扶贫工作。坚持把完善工作机制作为提升定点扶贫工作水平的重要保障，出台系列制度办法，持续完善和畅通扶贫工作运行机制。此外，最高检按照尽锐出战总要求，将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的优秀干部充实到脱贫攻坚第一线。2018年以来，共有8名优秀干部分别挂任定点扶贫县的县委副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同时，不断完善和优化扶贫干部的服务管理，努力做到“三个好”：服务好扶贫干部、培养好扶贫干部、管理好扶贫干部。

第二是多方协调，努力帮助解决脱贫攻坚重大事项。最高检克服检察机关一无资金、二无项目的“先天不足”，不断创新扶贫方式，在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的前提下，不断加大协调力度，提高协调层次，增强协调实效，扩大协调效果，主动协调事关西畴富宁两县乃至文山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项目，极大地改善了边疆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我举几个例子：张军检察长亲自到国家开发银行为定点扶贫县协调贷款，原分管副检察长李如林同志亲自带队到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协调交通运输项目。2018年以来，最高检共向定点扶贫两县直接投入资金912万元，协调资金1.24亿元，协调贷款超过8.85亿元，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涉及资金72亿元。主要围绕以下七个方面开展协调工作：

一是项目扶贫。紧盯西畴、富宁两县及文山州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教育文化、生态环保等领域重大项目，积极协调有关职能部门，推进文天高速公路、蒙文铁路、百色水利枢纽过船设施等多个国家建设项目落地生效。

二是产业扶贫。帮助引进重大产业项目。联系促成河南省神火集团年产90万吨绿色水电铝项目落地富宁县，为富宁县乃至文山州做大以绿色水电铝材为支撑的矿电主导产业奠定基础；帮助西畴县、富宁县瓦厂村引进文创产品和电引进电子线圈扶贫车间，协调富宁县归朝镇甘蔗产业纳入2020内全国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获得国家补助791万元；协调争取云南省财政厅支持建设富宁县“菜篮子”工程产品直供消费扶贫示范项目并获补助资金400万元等。

三是教育扶贫。最高检协调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为文山州8个县（市）开通中小学教育联盟网，为全州师生提供免费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山村幼儿园”援建项目在西畴、富宁两县落地，2018年以来，共在两县设立“山村幼儿园”145所，共有幼儿班240个，共吸纳幼儿4365人，西畴、富宁两县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分别从2018年的63.01%、66.82%增加到80.48%、80.13%；推动文山州人民政府分别与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市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搭建师资交流、专家研讨等平台，建立教育实践培训基地等。

四是消费扶贫。一是机关直接购买。2018年以来最高检购买定点扶贫县农特产品近300万元。二是帮助销售农产品。2018年以来共计帮助西畴、富宁两县销售农产品256.81万元。三是帮助扩大农产品宣传面。协调农业农村部帮助支持两个定点扶贫县参与农业农村部举办的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农业产业化交易会、新农民新技术创意创新博览会；协调联系人民网·人民优选平台撰文推荐西畴县产品“七彩花米饭”并在人民优选网络平台销售，针对疫情期间西畴县滞销的紫皮洋葱，专门刊发求助信息《紧急！来自西畴的求助！》，浏览量高达8000余次。

五是就业扶贫。推动文山州与广东汕尾市签署《劳务协作脱贫工作协议》，促成上海豪格玛劳务派遣公司在文山州挂牌“定点人才技能培训基地”，进一步扩宽文山州贫困群众就业渠道和就业面。

六是素能培训。最高检围绕党建理论、经济发展、农村实用技能、电子商务等，通过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党政干部视野，提高干事创业综合素能，提升贫困群众就业技能。2018年以来，共牵头和协调党政干部专题培训与技术人员技能培训10余次，培训3000余人次，其中，培训党政干部2467人次，培训技术人员549人次。

七是公益扶贫。一是整合检察资源，协调上海、 广东、江苏等省级检察院为定点扶贫县易地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捐赠360万元购买生活用品。协调电影频道促成电影明星刘昊然、杨颖为西畴县、富宁县代言销售农产品。协调中华慈善总会等社会各界捐赠物资。

第三方面是持续地推进帮扶工作，脱贫攻坚成效明显。西畴、富宁两县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属于集“老、少、边、山、穷、战”为一体的国家扶贫开发县、滇黔桂石漠化片区扶贫开发重点县和云南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自然禀赋极其恶劣。通过坚持不懈的帮扶，西畴、富宁两县均已按期脱贫摘帽。通过25年的定点帮扶工作，西畴县2019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0.24亿元，是1995年的20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565元，是1995年的29倍。通过5年的帮扶，富宁县2019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16.25亿元，是2015年的1.6倍；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42元，是2015年的1.45倍。

最高人民检察院多年来的帮扶工作也得到了文山州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认可。2018年、2019年连续两年最高检定点扶贫工作成效评价等次为“好”。2019年被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推荐参评“全国脱贫攻坚奖”。2018年，荣获人民日报社颁发的“精准扶贫综合治理模式推荐案例”；2019年，荣获人民网和《中国扶贫》杂志社联合颁发的第二届中国优秀扶贫案例“东西协作与定点扶贫优秀案例”。 

记者：根据最高检网站的相关报道，您曾表示，“扶贫应尊重贫困地区群众在脱贫致富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其通过自身努力增加收入，改变落后样貌”。您是否在工作中遇到过贫困群众“等、靠、要”的情况？您认为扶贫干部应该通过哪些方式来破解这个现象？

杜爱平：贫困地区的绝大多数干部群众都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特别是最高检和西畴人民在摆脱贫困的长期奋斗中一道孕育形成了以“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为核心内容的西畴精神，进入新时代以来，西畴精神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脱贫攻坚的生动内涵。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还有极少数的贫困群众不同程度存在“等、靠、要”的情况。比如，我们在调研中走进易地扶贫搬迁点的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户主有做木匠的手艺，而且身体没有大碍，但一直没有务工劳动，家中连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没有，直言不讳地希望县里的领导帮助解决。

作为扶贫干部，我们要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杜绝“等、靠、要”的思想，发挥聪明才智，依靠辛勤劳动，建设更加美好幸福生活。

首先，要切实把贫困群众作为脱贫致富的主体，而不是客体和对象，增强贫困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其次，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用西畴精神武装头脑，引导贫困群众牢固树牢勤劳致富光荣、“等、靠、要”可耻的是非荣辱观念，要选树勤劳致富典型，强化引领示范；再次，加强技能培训，不断增强其“自我造血”的能力，否则只有脱贫致富的愿望，没有脱贫致富的能力也不能走出“等、靠、要”的误区；最后，要完善制度设计，制定激发内生动力的政策措施。 

记者：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脱贫攻坚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是否也给最高检的扶贫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请问，如何发挥最高检的自身优势来推进定点扶贫工作？

杜爱平：疫情使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受阻，影响务工收入；使贫困户生产经营受阻，生产和消费下降，影响产业扶贫增收；使贫困地区的党政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培训不能按期举行。

最高检着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助力定点扶贫县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大战役：一是扶贫挂职干部坚守岗位。疫情发生后，扶贫挂职干部第一时间返回挂职岗位，与当地干部群众一道，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二是积极协调解决疫情防控物资。积极协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为定点扶贫县捐献了价值近30万元的防疫物资。三是大力开展消费扶贫。最高检机关直接购买西畴富宁两县滞销农产品近60万元，协调四川省监狱系统帮助销售西畴县滞销紫皮洋葱、黑木耳等农产品137万元。

记者：虽然基础设施建设是扶贫的重要内容，但是建设过程往往也会遇到一定的困难。最高检在帮扶过程中是否遇到过类似的困难？具体是如何克服的？

杜爱平：贫困地区往往基础设施比较薄弱，要拔掉穷根，改变贫穷的面貌，基础设施建设尤为重要。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大，仅依靠贫困地区的财力难以完成。因此，如何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国家建设规划，争取配套资金支持，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开展工作的难点。

最高检在帮助申请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国家建设规划工作中，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夯实项目申报基础。指导做好项目申报的准备工作，选择具备条件，有可行性的项目进行申报，完备各项申报资料。二是规范申报程序。打消部分干部走“捷径”的想法，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逐级申报，凡需要到国家部委协调的项目，必须由省级部门报到国家部门。三是加大协调力度。紧盯项目申报的进展情况，主动到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协调，视具体情况，需要提高协调层次的，及时报告院领导，由院领导出面协调。

记者：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年，许多贫困县已经完成了脱贫摘帽。根据多年的扶贫经验，您认为最终导致脱贫成功的关键因素有哪些？您认为脱贫地区该采取哪些措施、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来避免返贫？

杜爱平：我认为脱贫成功的关键因素有：

一是党的坚强领导。党的领导是脱贫成功的根本保障，是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严格执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形成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是脱贫成功的根本保障。

二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体系完整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思想武器。

三是完善的制度体系。脱贫攻坚四梁八柱顶层设计基本完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了体制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主要是：建立脱贫攻坚责任体系，中央出台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管理体制，构建起责任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建立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并出台配套文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出台100多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各地也相继出台和完善了“1+N”的脱贫攻坚系列文件；建立脱贫攻坚投入体系，中央明确，扶贫投入力度要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相匹配，财政投入、东西扶贫协作投入、定点扶贫投入；建立脱贫攻坚监督体系，中央出台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工作办法，对各地各部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开展督查巡查；建立脱贫攻坚考核评估体系，中央出台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开展一次考核，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进行。

四是全国人民的拼搏奋斗。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合力攻坚，奋力拼搏，众志成城汇聚脱贫攻坚的磅礴力量。

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要特别关注并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建立返贫的预警机制。其一要特别关注已经脱贫但返贫风险大的群众；其二要关注现在虽然不是贫困人口，但容易致贫的人群，要对这些人群建立预警机制，实施预防性的帮扶。

二是发展产业。只有产业的支撑，才能保证脱贫攻坚成果得到持续的巩固，也才能保证乡村振兴得以健康发展。贫困群众在走上正轨以后，最关键的就是有没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让农民持续地获得稳定收入。我认为，以产业为支撑是防止返贫的关键因素。

三是加强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尤为重要，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要健强两委班子，健强致富带头人。

四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的素质，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才能真正巩固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也才能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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