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可以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可以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新結構經濟學表明，中國應按比較優勢發展

　　二戰后，全世界總共有13個經濟體，平均每年增長速度達到7%或更高，且持續了25年乃至更長的時間。

　　世界銀行前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 林毅夫

　　中國改革開放32年間的年均經濟增速是9.9%，從一個低收入國家變成了上中等收入國家。2011年的人均收入達到5400美元。這段時間的貿易增長是史無前例的，年均增長17%，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6億人口擺脫了貧困，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拉動了全球的經濟增長，尤其是在亞洲金融危機和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成為幫助世界走出危機、恢復成長的主要動力。

　　但是，中國本身存在一些問題，如收入分配問題不斷惡化，已經超過基尼系數0.45的安全警戒線。環境也在不斷惡化，改革沒有完全到位，尤其是最近一年半以來，從去年年初到現在，每個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都不斷下滑，到了今年的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的速度跌破了8%，隻有7.9%。很多人擔心中國是否已經進入到中低速增長時期，過去的經濟發展的快速勢頭不能持續。如果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社會上存在的經濟問題可能會集中爆發。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宿命

　　中國現在是中等收入國家，世界上絕大多數低收入國家不能擺脫低收入陷阱，中國做到了，從改革開放初期的低收入變成現在的中等收入。不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最明顯的就是拉丁美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在上世紀初時有不少高收入國家，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變成中等收入國家。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絕大多數還在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上，大概隻佔美國收入的20%~30%。

　　在歐洲，像愛爾蘭、西班牙，二戰后已經從中等收入國家變成高收入國家。在東亞地區，像韓國、新加坡，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還可以繼續向高等收入國家水平發展。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並不是必然，並不是命運。

　　從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來看，怎樣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必須說明幾件事情：一是，為什麼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不成功，而僅有少數發展中經濟體可以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高收入？二是，中國從1979年開始轉型，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可絕大多數轉型國家卻失敗了。中國改革以后，經濟發展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但也出現了一系列問題——一個對未來有指導意義的理論，必須把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解釋清楚。

　　判斷一個國家能不能發展，必須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工業革命以前，即使是現在歐洲的現代發達國家，長期經濟增長也是非常緩慢的——根據經濟史學家的研究，西歐這些國家在18世紀工業革命以前，每年人均收入增長速度隻有0.05%，需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18世紀中葉以后，經濟發展速度加快了，原因是什麼？是工業革命以后，技術不斷地創新、產業不斷地升級，在原有產業上的基礎創新提高了生產力水平。同時，產業的升級代表各種生產要素可以從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部門向農業部門、制造業部門、現代服務業部門轉移。這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可以持續快速發展，並且與世界其他國家地區拉開收入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

　　而世界其他地區，由於不能進入現代的經濟增長，就陷入到低收入水平的陷阱。或者是達到中等收入以后，不能持續技術的創新和產業升級、進入新的產業結構，這是他們經濟發展失敗的主要原因。中等和低收入陷阱是不能進行持續的結構變遷造成的。

　　世界上還有一些國家在二戰后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根據研究，從二戰以后，全世界總共有13個經濟體，平均每年增長速度達到7%或更高，而且持續了25年乃至更長的時間。

　　要按比較優勢發展

　　根據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的研究報告，這13個成功的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的特點：第一，他們都是開放經濟，並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識進行產業和技術創新﹔第二，他們都達到了宏觀的穩定﹔第三，這些經濟體都是高儲蓄、高投資﹔第四，都是市場經濟體﹔第五，都有一個高效並積極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主席，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說“這是一個國家成功經濟發展的要素”。但是，他認為要取得成功並沒有大家可以跟隨的秘方。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講，我認為是有秘方的。一個國家的產業和技術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如果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這個國家的經濟要快速發展，必須改變要素稟賦結構，也就是要增加勞動力可用資本的擁有量。

　　資本來自於剩余和剩余的積累。如果一個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會具有競爭力，能夠創造最大剩余，可以積累的資源就越多。同時，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投資的回報率及儲蓄和投資的意願會最高。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的速度越快，產業結構、技術結構升級的速度也越快。按比較優勢發展是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的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的源泉。

　　根據上述五個特點，再具體分析：

　　如果一個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它當然是開放經濟——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去，進口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這當然是開放的自由的貿易體系。同時，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上就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利用國際上已經存在的技術和產業的知識作為創新的源泉。

　　如果一個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經濟是非常有競爭力的，產生的內部危機比較少。同時，在面臨國際危機沖擊的時候，由於內部經濟素質好，緩周期的能力強，宏觀經濟會比其他的更穩定。

　　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可以創造最大的剩余，有最大的儲蓄和積累來源，投資回報率會最高。因此，儲蓄和投資的積極性最高。

　　比較優勢對企業來講就是追求的利潤。怎樣讓企業在追求利潤時，技術和產業選擇會主動根據比較優勢進行？一個前提是必須有一個價格信號體系，能夠很准確地反映要素稟賦當中勞動和資本的相對豐富程度。這樣的價格信號隻有在完善競爭的市場體系當中才能夠獲得。

　　如果一個國家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當要素稟賦升級時，產業和技術就要升級，就會存在外部性和協調的問題。如果政府不因勢利導地發揮積極的作用，產業升級和技術升級就不見得會發生。如果發達國家沒有專利制度，很多企業就不會進行技術創新。這是國家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的一種方式。

　　從這個角度看，一國取得經濟快速增長的秘方就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

　　中國雙軌制的歷史貢獻與現實困境

　　從這個角度看，為什麼其他發展中國家在過去的經濟發展中不成功？因為二戰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取得政治和經濟的獨立，發展道路受到所謂結構主義模式的影響，如拉丁美洲國家、南亞國家。結構主義建議發展中國家優先發展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大型重工業，而他們當時的條件是資本相當短缺，是農業經濟。而在資本短缺的農業經濟的基礎之上建立現代化的產業當然是違背比較優勢的。在這種狀況下，優先發展的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投資靠政府動員，繼續生產經營靠政府的保護補貼。保護補貼創造了很多扭曲，創造了很多租金，就會有尋租、腐敗等一系列問題。資源錯配，再加上尋租活動，經濟發展績效當然非常不好。

　　改革開放前，中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都是追尋這種道路，也就是違反了比較優勢，所以是失敗的。

　　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以后，其他社會主義和發展中國家也在進行改革。他們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忽視了一點，這些轉型中國家原來優先發展的部門有大量缺乏能力的企業。如果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把補貼取消，企業就會破產、大量失業、政治不穩定、社會不穩定，在這種狀況下，經濟當然不能發展得很好。

　　同時，華盛頓共識強調政府失敗，按照市場來經營，也不能讓政府發揮因勢利導、幫助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活動。因此，華盛頓共識推行的結果，使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績效比六七十年代按照結構主義時的績效還低。

　　中國的改革為什麼成功？我們知道，中國走的是雙軌制道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外學界不少人認為，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最糟糕的就是雙軌制的經濟。實際上，中國的雙軌制曾經比較成功，因為它一方面是給原來優先發展的部門、缺乏實力的企業以必要的補貼，另一方面是對原來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開放，允許三資企業、外資企業、民營經濟進入。並且，各地在推行經濟發展的因勢利導作用，取得了快速發展。

　　但是，中國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實行雙軌制時保留了不少扭曲，保護原來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這些扭曲包括，第一是金融行業的大銀行，隻能給大企業和富人提供服務﹔第二是資源價格非常低﹔第三，很多部門是壟斷的，像電信、交通。這種情況就造成收入分配向大企業和富人集中。有錢人的消費傾向比較低，大企業的消費傾向更低。財務向這兩個方向集中，就會造成儲蓄或投資佔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消費佔經濟的比重越來越低的局面。

　　如果投資比較多，國內消費能力又比較低，當中的缺口就變成出口——這也是造成貿易問題的主要原因。現在經濟中存在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我們推行了雙軌制的改革不到位。

　　向單軌制過渡，政府要因勢利導

　　從這個角度來看，現在談中國進一步的經濟發展應該怎樣做？要從兩方面進行思考：

　　一方面，要深化改革，由雙軌制向市場單軌過渡。當初實行雙軌制，是因為我們當時是資金非常稀缺的國家，1979年人均收入不到非洲國家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中國現在的人均收入已達到5400美元，是上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已經符合比較優勢，現在大部分國有企業是可以盈利的。因此，沒有繼續保護補貼的需要。這種情況下，就要扭轉雙軌制遺留下來的扭曲，包括金融過度集中的問題——應該發展能夠給農戶和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地區中小銀行或地區中小金融機構。

　　同時，原來的資源基本是白給的，現在應該將資源的費率提高到國際的合理水平，讓山西煤老板的故事不再發生。

　　原來的壟斷領域現在都是有競爭力的營利行業，這種情況下應該允許民營經濟進入，進行競爭、深化改革。隻有這樣才能真正按照比較優勢發展。

　　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政府還要發揮因勢利導的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作為中等收入國家，因為發達國家退出了一些產業，我們已經處於或非常接近世界產業前沿。這些產業要進行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就要靠自己的研發。這種情況下，政府怎麼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第一，建立比較好的專利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鼓勵創新﹔第二，必須支持基礎科研，基礎科研對商業的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有支撐作用，政府必須在這方面發揮作用﹔第三，可以像發達國家一樣，對一些新產品使用政府採購的方式，讓這些新產品很快達到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第四，用行政命令。比如，美國為了支持生物能源，規定到2020年美國的生物能源比重必須達到一定比例。

　　我們國內在談政府作用的時候，有時講全部靠市場，政府不應該發揮作用。如果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不發揮積極作用，就等於自廢武功，永遠不可能趕超發達國家。比如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上世紀70年代改革以后，它是“華盛頓共識”的模范生，但智利從上世紀70年代到現在沒有出現新的產業，收入分配也越來越惡化。

　　如果中國要進一步改革，一方面要深化市場體制的改革﹔另一方面是發揮政府積極的因勢利導的作用。

　　(本文根據林毅夫在“中國開放新階段高峰論壇”上的演講整理。標題為編者所加。未經作者審核。林毅夫在著作《解讀中國經濟》、《新結構經濟學》中討論了相關內容。)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