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次歷史性的轉型再平衡，從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在“三期疊加”的特定階段，新舊增長動力交替尚未完成，短期內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財政金融風險面臨諸多挑戰。同時也要看到，積極因素正在積累發展，經濟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就業和物價水平基本穩定，微觀經濟活力繼續提升。隻要主動適應發展新常態，堅持改革創新，積極作為，我國經濟就能實現7%左右中高速增長，並穩步邁向中高端水平，為實現“兩個百年”戰略目標奠定堅實基礎。

　　一、增速放緩符合規律，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取得進展

　　從國際經驗來看，2011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屬於經濟發展到更高階段之后的自然調整，符合典型追趕型經濟體的發展規律。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結構調整持續推進，新的增長動力加快形成。

　　（一）增速放緩符合追趕型經濟體的發展規律。戰后成功邁入高收入門檻的經濟體僅13個。對比研究發現，上述經濟體在經歷一段時期的高速追趕型增長，而且人均GDP超過11000國際元（1990年G—K國際元）之后，經濟增速都出現了明顯回落。追趕歷程和產業演進路徑與我國更為接近的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經濟增速回落幅度更加突出，平均降幅在30%左右。按照購買力平價測算，我國人均GDP當前已經達到11000國際元，與日本上個世紀70年代初、韓國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相當，處於從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的時間窗口。這與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不同，他們的經濟增速回落通常發生在4500至6000國際元階段，而且工業化存在明顯的中斷現象。這也表明，我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短期經濟失速的可能性較小。

　　（二）增速放緩的同時經濟結構調整加快。農業比重降至10%以下，第三次產業比重超過二產，工業比重從階段性峰值逐步回落。內需結構繼續優化，消費比重連續下降局面得到扭轉，多年來投資、出口比重過高的情況明顯緩解。經濟結構逐步過渡到以服務和消費為主，經濟增長的動力發生轉換。值得一提的是，主流經濟學對追趕型經濟體增速回落階段的研究重視不夠。面對產業和需求結構快速的調整變化，如果簡單沿用追趕期的投資、出口等增長趨勢外推，或者用一些原來能夠較好擬合經濟運行的實物量指標分析轉型期經濟走勢，往往會出現偏差。這可能也是目前一些分析認為我國經濟運行各項指標相互不匹配的原因之一。

　　（三）新的增長動力加快形成。經濟調整分化中傳統力量繼續下行的同時，新興力量在逐步成長。從區域層面看，高度依賴資源和重化工業的地區，本輪調整中經濟增速降幅偏大。而轉型啟動較早，產業結構更合理的地區，經濟增長總體保持平穩，比如廣東、江蘇和浙江等地區。與其他省市相比，這些地區的人均GDP在2008年左右就達到了11000國際元，轉型已取得積極成效。從行業層面看，重化工業調整幅度偏大，對PPI降幅的貢獻超過75%，而其他工業行業和服務業等運行相對平穩。傳統零售行業下行，電子商務則快速增長。部分行業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和整合出現回升跡象，紡織、化纖、光伏、鐵路船舶運輸設備制造等行業有所向好。從企業層面看，即便同一行業中其他企業出現了較大虧損，但具有一定核心競爭力、產業鏈整合與重組步伐快、積極參與全球競爭、重視研發和創新供給的企業，運行總體平穩，對未來預期偏向樂觀。

　　（四）就業、物價、利潤等指標保持穩定。就業方面，2015年上半年調查失業率在5%附近，城鎮新增就業崗位718萬，全年目標完成過半。雖然還存在部分大學生就業困難和隱性失業等結構性問題，但總體就業形勢穩定，針對100余個城市的監測情況來看，崗位需求數量都超過了求職人數。物價方面，在PPI長期持續負增長，GDP平減指數連續兩個季度為負的同時，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總體保持平穩，尚沒有出現全面通縮問題。近期豬肉價格有所上升，但由此導致的通脹壓力尚不大。企業利潤方面，盡管企業利潤增長情況相對過去幾年的增速有所下降，但總體上基本穩定。工業方面的利潤下滑主要是因為煤炭、鋼鐵、石油和鐵礦石等上游產能過剩嚴重行業不景氣。如果剔除這些行業的利潤虧損，工業行業利潤總體還是相對平穩的。核心效益指標穩定，為今年實現7%的預期增長目標提供了支撐。

　　（五）微觀活力繼續增強。一是民營經濟活力繼續增強。2015年上半年非公經濟工業增加值增長8.1%，比全國規模以上企業平均增速高出1.8個百分點。另外，民間投資佔全部投資比重業已上升至65.1%。二是簡政放權改革取得成效。2015年上半年，全國新增市場主體685.1萬戶，比上年同期增長15.4%，新登記企業200.1萬戶，增長19.4%，平均每天新增企業1.1萬戶。三是創新驅動和“互聯網+”戰略取得進展。高技術產業增加值仍然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網上零售額增速業已連續數年超過40%，機器人、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產品增長迅速。全球十大互聯網企業中中國企業佔四席，此外在電子商務、信息技術和軟件服務涌現了一大批創新型企業，以深圳為代表的創新型城市在不斷崛起，並在世界創新版圖佔有重要地位。

　　二、保持7%左右中高速增長仍有諸多有利條件

　　當前，部分地區經濟增速下行壓力較大，原有的結構性矛盾和風險也有所暴露，但我國仍然具備保持中高速增長的諸多有利條件。從國際經驗看，當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后，還沒有經濟體增長出現嚴重反復的先例。背后的實質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工業化基本實現，市場經濟趨於成熟，各種資源和要素的配置更趨合理，而有這樣微觀基礎的經濟體也因此具備強大的韌性和抗沖擊、抗風險能力。經過近幾年的調整，我國經濟增速比高速增長期已經降低了30%左右，如果通過改革創新有效釋放發展潛力，中國經濟不僅在當前，還將在今后一個時期，具備保持7%左右增長的潛力。

　　（一）發展潛力巨大。一是我國有全球最為完備的工業體系和產業配套能力。根據IBM統計，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聯合國工業大類目錄中，擁有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而且不少類別都具有全球領先規模。二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尚未結束，地區發展差距巨大，2.6億農民工需要轉變為市民，2億貧困人口（按高標准）需要脫貧，1億城市棚戶區住戶需要新的家園，這些都蘊含著巨大的需求空間。三是我國深化改革潛力巨大，不少領域仍存在開放不足、准入不公平的問題，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效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四是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經濟體，在新一輪信息技術和互聯網帶動、改造傳統產業的進程中，中國經濟將具備不可比擬的優勢。五是我國國內廣闊的市場空間將為產業發展和創新提供最好的空間。六是在新一輪全球經濟調整中面臨不少機遇，我國可以在更高水平、更高層次開放中獲取新的機會。

　　（二）新的需求熱點加快孕育。一方面，消費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信息、健康、醫療、養老、文化、娛樂和旅游等新的消費熱點層出不窮，傳統消費也呈現個性化特點，尤其和電子商務的結合催生了更加多樣的需求。另一方面，民生、環保、水利和城市改造等方面尚有不少投資空間，城鄉一體化水平的提升釋放相當規模的消費和投資需求。隨著各種雙邊或多邊的自貿和投資協定的簽署落實，以及南亞、非洲國家漸次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國對外投資和貿易的增長空間將被進一步打開，中國制造和服務走出去還有不少潛力。

　　（三）創新要素不斷積累。盡管適齡勞動人口數量開始下降，人口數量紅利效應明顯減弱，但我國人口素質不斷提升，每年畢業大學生大約700萬，城市25—34歲年齡段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為34%，接近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這些高素質的人口，如果激勵得當，將為創新驅動注入新活力，為提升生產率提供了新支撐。通過創新技術、管理和商業模式，改善部門內和部門間要素配置，全要素生產率仍能保持平穩增長，並為有效的資本積累打開空間。

　　（四）產業升級空間廣闊。近年來互聯網、雲計算、新材料、機器人、節能環保等新興行業發展速度較快，並且與傳統產業的融合發展趨勢愈加明顯。互聯網對消費端的改造效果已經非常明顯，對供應鏈、生產端的改造才剛剛開始。服務業主導作用更加突出，生產性服務業和社會服務業規模和質量提升的空間廣闊。另外，通過實施“一帶一路”建設、加快國際產能合作和積極“走出去”，中國將更加深入融入全球分工，資金、技術、人才和信息等要素流動將更加充分，配置更加合理，有利於進一步提升中國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力。

　　（五）區域發展回旋大。根據國際經驗，通常在人均GDP超過一萬國際元以后，一個國家內部的地區差距將顯著縮小。中國地域廣闊，當前不同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還比較顯著。由於區域間要素成本相對水平變化以及中央區域性政策的支持，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在未來較長一段時期內保持較高增速的可能性比較大。尤其隨著高鐵、高速公路、信息基礎設施網絡化程度的快速提升，不同區域間要素流動將更加便捷，各個區域的比較優勢將得到進一步發揮，這為繼續釋放增長潛力提供了有力支撐。而在東部沿海地區，一批以城市帶或城市群為依托的高水平增長極正在不斷形成，目前已涌現了一批創新型和綠色發展型的城市，各種要素在區域內和區域間充分流動，知識外溢效應明顯，分工深化對生產率的促進效應也正不斷體現。

　　三、堅持改革創新，推動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

　　歷史經驗表明，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之后，並不必然自動轉入中高速穩定增長階段，而是需要積極作為和妥善應對。當前，中國經濟傳統增長動力弱化，各種風險和矛盾交織，新的增長格局形成尚需時日，“三期疊加”特征不會短期改變，各種力量分化重塑的特征比較突出。“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時期，需要堅持長期性、全局性的視角，找准經濟增速變化背后的主導性因素，以新常態這一大邏輯統攬全局，以深入推進“四個全面”為重點，釋放發展潛力，推動經濟轉型，切實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與效益。

　　（一）完善宏觀管理框架，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一部分成功實現追趕的經濟體，經濟增速在轉換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除了潛在增長空間收窄以外，很大程度上與宏觀經濟管理不當、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集中釋放有關系。應加快確立以質量和效益為導向的宏觀目標體系，更加重視就業、企業效益、財政收入和生態指標，並在此前提下確定合理的增長速度。完善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健全風險預警機制和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完善統計體系，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強市場預期管理。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穩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既要避免追求原來的高增長，也要防止短期經濟慣性下滑，引發系統性風險。

　　（二）通過改革釋放潛力，形成增長新動力。堅持效率提升導向的供給側改革，釋放低效率部門的增長潛力。一是在確權的基礎上，促進農村宅基地在更大范圍交易。可優先在京津冀地區試點，促進要素流動和資源優化配置。二是注重簡政放權的協調性、同步性和配套性，加強監督檢查和問責，將簡政放權真正落到實處。各級政府要放管結合，提升事中、事后監管能力。三是加快服務業開放步伐，積極推動自貿協定和投資協定談判，總結自貿區有益經驗，並逐步推廣至全國。四是在軍工產業滿負荷生產與制造業產能利用低下並存背景下，加快推進軍民產業結合，釋放增長和效率空間。五是順應居民消費快速升級趨勢，鼓勵和支持智能家居和住宅、節能環保產品、信息消費、旅游和大健康消費，培育形成多元消費熱點。六是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重大戰略，提升城際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城市群和城市帶的形成和發展，拓展增長新空間。

　　（三）激發創新活力，推動產業邁向中高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完善科研人員激勵機制，支持創新型中小企業，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全面落實《中國制造2025》，推動制造業向中高端發展，增強關鍵部件設計制造和大型裝備的系統集成能力，提升制造業附加值以及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推進服務業與制造業融合發展，提高制造業服務化水平。全面落實“互聯網+”戰略，完善信息基礎設施、加大互聯網、大數據和物聯網等技術的應用與創新力度，促進新產品、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打破壟斷，深化能源、交通、電信、公共事業等基礎產業投融資體制改革，提升基礎產業運行效率。健全綠色發展目標體系和激勵機制，鼓勵綠色生產和生活方式，推動環保、節能和低碳等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和投資。

　　（四）重建和完善激勵機制，調動地方干部積極性。原有的地方政府間行之有效的競爭機制，在新常態下作用明顯減弱，地方政府不能再像原來那樣，全力抓大項目、抓招商引資就能實現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如何抓創新發展，很多地方干部又普遍感到缺少抓手和思路。過去地方政府間行政性競爭正在逐步被市場性競爭所替代，但受體制障礙等因素影響，目前市場機制促進地方發展的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同時，由於地方財政壓力逐步增加，地方在配套支撐項目投資的能力也在減弱。需要重視地方干部中出現的“不會干”“不敢干”和“不想干”等問題，重建和完善激勵機制，讓真正想干和會干的干部脫穎而出。

　　（五）堅持改革創新，著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速度雖然下來了，但質量效益的提升空間十分巨大。過去中國經濟存在明顯的“速度效益型”特點，即企業盈利狀況對高速度比較依賴，速度一旦降下來就會有大面積的企業虧損。國際經驗表明，低速增長並不意味著企業就不能盈利。從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結構看，制造業快於農業和服務業，投資品制造業快於其他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快於其他服務業，可貿易部門高於不可貿易部門。部門間效率差距大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產業升級和提升生產率空間巨大。國際經驗表明，處於當前中國這樣的發展階段，改革對提升經濟質量和效益的作用至關重要。要用是否有利於提升質量效益、是否有利於讓大多數人民得到真正實惠，作為衡量改革開放的重要標准。新常態下仍要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但要的是質量效益更高、更有利於生產率提升、更有利於發展成果公平公正分享的發展。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堅定不移推進改革，清除傳統發展方式賴以存在的體制條件，使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真正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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