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出口企業損失逾5000億 貿易壁壘玩“新規則”

　　發展中國家競扎國際貿易“技術籬笆”

　　去年我出口企業損失逾5000億，應對力量分散等短板暴露

　　在“逆全球化”思潮抬頭的國際貿易舞台上，以技術法規、標准和檢驗檢疫要求為主要內容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已取代關稅、匯率等傳統貿易壁壘，成為最新的“游戲規則”。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已成為我國出口面臨的主要障礙，並出現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蔓延，從單一產品向全產業鏈蔓延，執行主體多元化等新動向、新趨勢。國家質檢總局數據顯示，2016年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給我國出口企業造成的損失共計5300多億元，較2013年增加近30%。

　　面對日益升級的國外技術貿易措施，我國在應對方面已取得長足進步，多地實施建設研究評議基地等創新探索，應對能力正在穩步提升。與此同時，我國在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方面，也存在應對力量分散、行業組織應對乏力等諸多短板。

　　“技術籬笆”蔓延

　　當前，技術性貿易措施不再是發達國家的“專利”，正在迅速向發展中國家蔓延。同時，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也正從單一產品向全產業鏈，從傳統產業向高新技術產業蔓延。

　　我國曾是世界摩托車出口第一大國。然而，曾經如日中天的我國摩托車行業，如今正在迎來迅速蔓延的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嚴峻挑戰。

　　今年以來，重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牽頭對我國七個主要省市的摩托車企業調查發現，作為世界摩托車主要消費市場以及我國摩托車出口主要目標市場，東盟國家此前沒有摩托車技術標准，但近幾年已參照歐美國家陸續出台了技術法規、標准等嚴苛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導致我國摩托車企業在東盟的市場份額大幅萎縮。

　　實際上，東盟國家“從無到有”的技術性貿易措施並非個例。

　　“曾主要存在於個別發達國家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如今正在向發展中國家蔓延。”重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副局長蔡文彪說，曾經技術門檻較低甚至“零門檻”的發展中國家，正在參照發達國家標准，扎起嚴密的“技術籬笆”。

　　例如，《歐盟化學品注冊、評估、授權和限制法規》(REACH法規)生效后，韓國等國家也效仿歐盟出台了嚴格的REACH法規，土耳其等國家的REACH法規正在醞釀中，原本接受我國技術標准的埃及等非洲國家也宣布將根據歐盟標准制定技術法規，我國與其簽訂的相關技術協議也被迫廢除。

　　國家質檢總局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技術性貿易措施通報數量前三位的國家和地區是美國、巴西和以色列，發展中國家已佔據兩席，東盟、俄羅斯、非洲等國家和地區緊隨其后。

　　“近幾年發展中國家新出台的技術性貿易措施數量已超過發達國家。”國家質檢總局國際檢驗檢疫標准與法規研究中心技術性貿易措施(TBT)咨詢部主任焦陽說，隨著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技術性貿易措施作為貿易保護的工具。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日益廣泛化還表現為，正在從個別限量指標發展為名目繁多的限制或禁止性指標體系，其影響也從單一產品向整條產業鏈蔓延。

　　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呂小斌說，以《歐盟能源相關產品生態設計指令》為例，該技術法規不隻注重對能源相關產品本身的技術要求，而是涵蓋產品的設計、生產加工、包裝、運輸、進口、使用、報廢、回收的全產業鏈的技術管理要求，其影響已波及上下游產業，導致我國輸歐辦公設備、冰箱、空調、機電、音響等相關產品出口成本增加20%以上。

　　不僅如此，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覆蓋領域，也正在從傳統出口行業，向信息技術、生物醫藥等高新技術產業蔓延。

　　去年4月至6月，江蘇雙雙高新科技有限公司的電動平衡車產品連續遭到美國六次退運，理由是產品表面存在劃痕影響銷售，貨值共計412萬美元。該企業負責人說，與美方溝通后才得知，美國消費品委員會此前剛剛出台電動平衡車的UL2272標准認証，未經過認証的平衡車均以存在劃痕等理由被拒絕進入美國市場。

　　“此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多存在於傳統出口行業，近幾年，歐美發達國家針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呈不斷增長趨勢。”該企業負責人說。

　　新壁壘愈發隱蔽

　　不僅越來越廣泛化，國外的技術性貿易措施也愈發隱蔽化，往往由政府制定規則，實施者卻是非政府機構，已超出現行WTO規則的監管范疇。與此同時，道德壁壘、綠色壁壘等新型技術性貿易壁壘，打著“道德”“環保”等旗號極具隱蔽性。

　　今年初，馬來西亞進口商突然要求我國非清真肉類及加工企業必須申報公司位置和布局、人力資源狀況、屠宰場址、獸醫監督情況等10余項技術信息，否則將取消其出口馬來西亞資格，與此前新加坡和菲律賓實施的肉類罐頭進口注冊制類似，可能將演變為馬來西亞新的注冊制度。

　　“該要求名為進口商提出，實際是馬來西亞農業部獸醫局委托進口商實施的管制措施。”蔡文彪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執行主體的多元化，讓技術性貿易措施隱蔽性越來越強。

　　重慶昌元化工副總經理謝坤義說，歐盟REACH法規的執行企業是昌元化工的直接競爭對手，這家企業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該企業共收取昌元化工100多萬元注冊費用，並將每年收取約10萬歐元的實驗費用，總費用已佔其歐盟市場總利潤的近50%。

　　與此同時，道德壁壘、綠色壁壘等新型技術性貿易壁壘也層出不窮，打著道德、環保的旗號，隱蔽性極強，已成為較難突破的技術性貿易壁壘。

　　“表面看來，道德壁壘、綠色壁壘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容易被國際社會所接受。”呂小斌說，道德壁壘包括動物福利標准、社會責任標准等，往往將貿易保護的實現轉移到保護人類健康、維護人權甚至動物權益等方面﹔綠色壁壘則是進口國為了保護本國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以及居民健康，而制定出的一系列繁雜苛刻的技術標准。

　　例如，我國羽絨制品曾在歐美市場佔據較大份額，但近幾年遭到歐美國家的普遍抵制，原因是歐美國家認為安徽等地的白鵝採用“活拔絨”方式取絨，違反了動物福利標准。事實上，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調查發現，我國鴨絨產量佔羽絨總產量約90%，鴨絨不存在“活拔絨”，鵝絨的“活拔絨”需要大量人工，且影響肉鵝的正常發育，近年來國內人工費用大幅提高，我國 “活拔絨”現象已比較少見。盡管如此，歐美發達國家仍將中國視為“活拔絨”等違反動物福利標准的“重災區”。

　　暴露“破壁”短板

　　面對日益廣泛化、隱蔽化的國外技術貿易措施，我國在應對方面已取得長足進步，應對能力正在穩步提升。但同時，也暴露出應對力量分散等短板。

　　《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了解到，我國在相關領域已實施一系列創新探索，質檢部門已在多省市結合當地產業發展實際建立“WTO�TBT－SPS研究評議基地”，將技術性貿易措施應對工作從抽象引向具體、從理論引向實際，正在加強對海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信息搜集和系統應對。

　　例如，安徽省亳州市中藥材技術性貿易措施研究評議基地，旨在通過提升信息搜集、分析評議、研究應對水平，運用世界貿易規則，促進中藥材產品順利進入國外市場﹔山東省東營市輪胎研究評議基地成立研究咨詢中心，以實體化平台運作各項工作，市場化手段整合各種資源﹔廣東佛山陶瓷研究評議基地攜手企業，成功打破了沙特阿拉伯等國家的陶瓷技術性貿易壁壘……

　　然而，我國在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方面仍存在短板，從國際經驗來看，我國應對力量仍較為分散，行業組織的防火牆功能仍比較薄弱。

　　謝坤義等業內人士說，在地方層面，除質監局和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應對力量分散於商務部門、科研院所、大專院校，以及農業、林業等各職能部門。由於缺少統籌組織，應對效果往往因此打了折扣。

　　據重慶思維特寵物用品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萬艷濤等企業負責人介紹，從國際經驗來看，行業協會是應對技術性貿易措施的主體，其職能包括在出口國設立辦事處，向本國企業通報信息，代表企業與出口國協調等。如今，越來越多的國外行業協會到中國設立辦事處，專門為本國企業提供服務。而我國的行業協會仍多以研究國內市場為主，“走出去”的行業協會寥寥無幾，在應對技術性貿易措施方面未能充分發揮作用。

　　“另外，我國多類產品的技術標准仍未能對標發達國家，不利於我國產品進入國際市場。”蔡文彪說，例如，不少發達國家僅大米的技術標准就多達300多項，而我國隻有數十項，可能造成符合我國標准的大米無法進入目標市場。

　　上述現象的存在，導致部分出口企業信息渠道不夠通暢。重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調查發現，我國摩托車企業通過國家和地方技術性貿易措施咨詢機構獲取信息的不足一成，近九成企業的信息渠道為海外代理商和客戶。

　　企業往往因此在突發事件面前陷入被動局面。長安汽車海外法規研究室專家趙鴻說，去年11月，俄羅斯突然宣布汽車進口法規升級，法規從發布到執行隻有半年時間，企業對每個出口車型投入300萬元費用予以緊急應對，但由於時間過於緊張，仍導致其俄羅斯市場份額大幅下降。此次俄羅斯的法規升級，代理商未能提前通報信息，是企業陷入被動的主要原因。

　　亟待整合應對力量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技術性貿易措施是一把“雙刃劍”。日益廣泛化、隱蔽化的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我國出口造成的影響與日俱增，同時也有利於倒逼國內出口企業乃至整個產業的技術改造和水平提升。

　　專家建議，宜對涉及技術貿易措施的多部門資源予以統籌整合，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綜合服務平台，激發行業組織等民間力量的應對主體作用，有效應對日益升級的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將其對我國出口的影響降至最低﹔同時，構建和完善與國際接軌的、高標准的技術性貿易措施體系，引領全球經貿新格局。

　　一是有效整合資源，形成優勢互補。重慶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副局長蔡文彪等建議，宜對質監、檢驗檢疫、商務等多部門資源予以統籌整合，進一步明確牽頭部門，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技術性貿易措施綜合服務中心，集中力量加強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收集、跟蹤、研究和發布，搭建集標准、檢測、認証、研發、培訓和服務於一體的公共服務平台，形成政府、行業協會、企業和科研機構“四體聯動”的工作機制。

　　二是完善評議基地，完成系統布局。安徽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呂小斌說，當前全國已建立將近30家評議基地，但與涉及外貿的數以千計的產業相比，缺口仍然巨大。建立系統化布局的評議基地，不僅僅是開展通報評議，更重要的是在相關特色產業領域內，從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動向關注、內容解析、風險預警、應對措施研發、消化吸收再創新，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提質增效，從而全鏈條地開展技術性貿易措施工作。

　　三是激發行業協會等民間力量的作用。謝坤義、萬艷濤等企業負責人建議，宜對標國際標准，激發行業組織等民間力量在應對技術貿易措施中的主體作用。相關部門可加強與重點行業協會和企業的溝通交流，通過重點幫扶、開展針對性培訓、完善激勵機制等方式，引導行業協會或企業將應對工作融入日常管理服務中。

　　此外，呂小斌等受訪者表示，要實現我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從跟隨者到引領者的轉變，必須加強技術性貿易措施研究與應用的科技創新能力，構建和完善與國際接軌的、高標准的技術性貿易措施體系，引領構筑全球經貿新格局。

　　專家表示，技術性貿易措施歸根結底是質量的競爭，是標准的較量，是技術高下的角逐。突破層出不窮的技術性貿易措施重圍，必須抓牢質量建設這根生命線，樹立質量標杆，優化質量供給，實現產品質量真正與國際接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