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超/制图
今年以来,高管出现变动的城商行并不在少数。
这其中有部分城商行的高管调整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并筹划上市,但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也有至少7家城商行的高管变动,是受地方政府换届牵动,令城商行的公司治理蒙上了浓重的行政化色彩。
从城商行新任高管的产生途径来看,以内部提拔居多,由地方官员空降至城商行任高管的现象也并不少见,还有些高管则属于区域内银行之间的调动。
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影响力近年来有增无减,在高管任免方面的行政化色彩短时间内难以去除,但为了达到上市的目标,城商行普遍在搭建公司治理制度框架方面付诸努力。
高管频频调动
日照银行近日公告称,该公司董事会选举王森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闫鸣担任行长。这意味着日照银行原董事长费洪军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在升任董事长前,王森担任日照银行行长;闫鸣升任行长前的职务为日照银行监事长。
日照银行的高管团队变动只是一个缩影,就在上个月,日照银行的并列第一大股东南京银行已连续调整多位高管职位:包括原南京市金融办主任、党组书记胡昇荣空降南京银行担任行长,原副行长周小琪职位调整为南京银行监事长;另一位副行长陈敬民离开南京银行赴紫金农商行担任副行长,原南京证券副总裁童建则调至南京银行担任副行长。
日照银行上述公告也提到了南京银行原监事长禹志强的职务变动,其辞去监事长职务后仍保留了日照银行董事的职位。
江苏的另一家城商行——江苏银行的高管调整也牵动了南京银行高管职位的调整,江苏银行原董事长黄志伟因年龄原因辞职后,正是由原南京银行行长夏平接任了江苏银行董事长。
不光是已上市城商行今年高管变动增多,一些拟上市城商行甚至不惜牺牲高管团队的稳定性,频繁调整高管人选。
7月10日,徽商银行召开的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提名新任董事长李宏鸣担任董事的议案,据了解,李宏鸣已在徽商银行开展工作履行董事长职责。
另一家拟上市银行重庆银行的高管调整从去年底就开始了。去年底前,时任董事长马千真辞去董事长职位,今年年初原重庆银行行长甘为民升任董事长,原副行长冉海陵升任重庆银行行长。
董事、高管人员变动对拟上市银行来说显然并非明智选择,A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中明确要求,发行人最近3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H股对在主板上市的企业也有“至少前3个财政年度管理层大致维持不变”的要求。
行政色彩难褪
虽然近年来城商行已普遍建立“三会一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即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议事管理规则,并且近年来不断搭建公司治理制度框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但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影响力并未明显淡化。
城商行此轮高管变动中,南京银行新任行长胡昇荣、徽商银行新任董事长李宏鸣均来自地方政府系统,并且城商行高管也普遍有行政级别,李宏鸣在担任徽商银行董事长之前的身份为宿州市委书记。
“城商行的人事权大都握在地方政府手里,通常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判断、手中掌握人选来安排高管,因此地方官员空降城商行的现象就比较普遍,说到底是跟城商行大股东是地方政府有关。”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
除了受地方政府影响的高管变动外,还有部分城商行高管调整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为上市做准备。即使在排队等待A股上市的拟上市城商行中,也存在董事长、行长集于一身的现象,包括贵阳银行、锦州银行以及盛京银行等均存在董事长兼任行长的现象,辽阳银行也曾经存在这一现象。
为了去掉这一硬伤、满足上市要求,今年贵阳银行提拔副行长陈宗权担任行长,改变过去行长由董事长王大鸣兼任的局面。
锦州银行董事长张伟去年底也辞去了行长职务,目前新行长职位尚处于空缺的状态。辽阳银行与贵阳银行的做法类似,提拔原副行长徐雅清担任行长,此前董事长、行长、党委书记由王晓春一人担任。
“董事长、行长由一人担任不符合证监会的要求,拟上市城商行存在这个问题的话肯定要调整过来,调整过后公司治理结构才能更规范。”郭田勇称。(记者 唐曜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