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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唯GDP是从”的城镇化将是场灾难

2013年06月13日09:03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手机看新闻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国务院日前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城镇化被列为其中一项重点工作。

  城镇化被解读为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在“GDP主义”的主导下,城镇化常常被误读为城市投资、城市建设。

  如何避免城镇化变成新一轮“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不能只谈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镇化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红利,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实现。

  “有些城市只有现代化,没有传统;只有文明,没有文化。这就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过去粗放的,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扩张必须终结,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精细化改革的时候。”郑永年说。

  城镇化应关注“人”而不是“地”

  紧紧围绕GDP去做城镇化,会使城镇化变成一场“灾难”。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城镇化被认为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什么城镇化会被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要改变过去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建设内需社会,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内需社会主要是一种“urban phenomenon(城市现象)”,没有城市化,消费社会很难建立。传统农业社会很难成为一个消费社会。消费水平提高是城市化的一个结果。

  但是,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去实现?如何去收获城市化的好处,避免负面效应?大家不清楚。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城市化就是“GDP主义”的翻版。他们认为城市化,就是城市的扩张,从GDP的角度去理解城市化。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消费是人的消费,不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哪能建立起消费社会。

  《中国经济周刊》:“唯GDP是从”的城镇化,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只是为人的城市化服务的工具。消费社会是城市化的一个产物。而GDP根本不用去谈,城市化肯定会带来GDP。如果非要通过城市化达到GDP增长多少点,这会使城市化变成“disaster(灾难)”。

  现在,地方政府关注土地,银行关注土地,开发商关注土地,有人去关心“人”吗?这就是中国城市化的弊端。

  我到过中国很多城市,城市化造成多少浪费有目共睹。前面一个市长规划的项目,还没做完,下一任市长又要重新改、重新建设,公路、楼房、桥梁,拆了又建,一直在产生GDP,但这是巨大浪费之下的GDP。城市化如果没有很好的统筹规划,会变成“disaster(灾难)”。

  中国前30年的城市化,就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了。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速度也不慢,但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城乡二元的分割,至今还存在。庞大的农民工队伍身份没有转化,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元社会”:城市居民、农民、农民工。城市化产生了那么多的“城市贫民”。中国的农民工,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应该有3亿~4亿人。他们已经在城市生活,光是关注这几亿人口的城市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了。

  中国城镇化应有四种模式

  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支持城市扩容,另一种是支持多建小城镇,打造“小市大镇”?您更赞同哪一种观点?

  郑永年:我认为这两者都是假命题。中国这么大,有13亿人口,一个笼统的政策怎么推行得下去?政策越不细致,到地方政府那里,就越会变成“土地城镇化”,会变成对农民的新一拨掠夺。

  我认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大城市要升级。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要通过产业升级、服务升级、城市体制改革,来达到城市升级。亚洲很多城市,比如新加坡、韩国首尔,都在这样做。

  二三线城市,应该提“城市化”。

  小城市,提“城镇化”,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过渡。

  至于农村,我们在强调城市化的同时,也要明确提出“保护农村”的目标,而不是一味地消灭农村。要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的现代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70%城市化率是个顶峰。城市化率达到70%,农村的附加值就不一样了,城市人会特别向往农村。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左右,“保护农村”这个概念一定要提出来了,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之间要达成平衡。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大多被理解为“投资”、“城市建设”的时候,谁有动力去保护农村?

  郑永年:城市化,要跟社会建设,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农村社会,结合起来,才会获得平衡发展。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保护农村”,就要中央去考虑。要通盘考虑,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要关注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建设,一揽子的东西都要考虑进去。政府不仅要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社会建设的责任也要承担。

  土地问题不解决,

  户口问题也无法解决

  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需要很多的体制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您认为土地制度应当怎样改革?

  郑永年:大家都在讲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城镇化就会变成对农民的掠夺。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农民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但实际上,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土地制度怎样改,有两种观点:私有化和国有化。我认为,因为意识形态的因素,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比较困难。现实可行的,是先将土地所有权国有化,由中央政府来掌管,将地方政府与土地的权力分离开来。土地国有化,要给农民一定补偿。之后,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私有化,或者说家庭化。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地区有比较好的经验。

  土地使用权私有化之后,就可以流转,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在农村,土地可以集约化经营,形成规模经济;农民工可以选择放弃土地,成为城市居民;城市居民需要土地的,也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户籍制度应当怎样改革?

  郑永年:土地改革跟户籍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土地问题不解决,户口问题也没法得到真正解决。

  农民手里握着土地,不想转成城市居民,他在城市也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问题。第一代农民工,有农村生活经验,完全可以再回到乡下。第二代农民工,很大部分是生在城市,或者长在城市的,对农村、对农民生活没有一点认同。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出现了。对于这些回不去的人,有哪些考虑?这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社会稳定的问题,更不用说公民权了。

  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扁平化改革是大方向

  城市应当是城市人的城市,而不是官僚的城市。

  《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城市化、城市升级离不开城市体制改革,请问城市体制改革有哪些着力点?

  郑永年: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扁平化改革是个大方向。城市应当是城市人的城市,而不是官僚的城市。以新加坡为例,人口600万,只有一级政府。中国同样规模的城市,有四级政府。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有比较好的实践经验,只有区一级政府,下面设置派驻机构。

  同时,还要考虑取消城市内部的各种非行政组织的行政级别,主要包括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城市升级,还不仅是机构的改革,还应当提升城市的附加值。在欧洲,城市越古老,附加值越高。而中国有些城市,很自豪地说我有几千年历史了,可是谁也看不到几千年历史的痕迹。有些城市只有现代化,没有传统;只有文明,没有文化。这就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粗放的城市化,城市化要精细,从细节上入手。

  《中国经济周刊》:如您所说,我们有些城市是官僚的城市,政府对城镇化的过程大包大揽,过多地干预,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郑永年:一定要搞清楚,城市化的主体是谁?在中国,城市化的主体是官员,是政府。城市化是政府规定的城市化,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在有些官僚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为地现代化,不照顾传统,不仅没有创造城市文明,反而在消灭城市文明。

  在成功的城市化经验中,城市化的主体是市民,是民营部门。在城市建设中,总体规划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强社会”。而我们现在有些城市是小城市、大政府,社会能量很弱。当然,这跟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关。西方的城市,是指人居住的地方。而中国的城市,以前叫城池,是衙门,是官员居住的地方。现在这方面的痕迹还有。

  中国很多地方都是“有城没市”,没有人气,甚至是空城。“城”可以造,大楼可以造,但“市”造不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城市化的过程没有以人为本,“人”字写得太小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北京—新加坡连线报道)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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