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推动公共外交高校责无旁贷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将于4月6日至8日在中国海南博鳌召开，届时中国人民大学将承办“跨文化与公共外交”分论坛，这是博鳌论坛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高校来承办的分论坛活动。为此，记者采访了“跨文化与公共外交”分论坛策划者、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启正院长。

记者：您曾经提出，中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它的标志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

赵启正：其实中国公共外交开始得是很早的，不过那时我们不用“公共外交”这个词，我们用“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提出成立人民外交学会，他说外交有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这种民间外交克服了新中国刚成立时西方孤立中国的状态，典型案例是中日之间的大量民间行事的交往包括媒体交往、经济交往为1992年练过复交大仙了基础两国复交打下了基础，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至今为人所乐道。

但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程度不够，国际影响力也不够，20世纪60、70年代“公共外交”这个词在国际上就逐渐普及开了。实际上我们人民外交的含义比后来开始流行时的公共外交的定义还要广泛和厚重得多。

传统的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公众所开展，旨在提升本国形象或声誉的活动。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间相互影响和依赖的程度加深，加之某些不断发生的国际特殊事态，许多国家把公共外交进一步提升为全球战略布局之重要一环，使得公共外交的重要性骤然提高。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构成了国家的整体外交。

开展公共外交的目的是改善外国公众对本国的态度，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本国的政策。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

随着国际旅游费用的下降，各国民众间的直接交往日益频繁；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与公众的切身利益关联更为密切，现代公众对于国际事务和本国外交政策的关注度逐渐提高；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赋予公众参与外交事务广泛的发言权，公众的话语影响力空前增强，当代的公众不再只是公共外交的“受众”，也成为积极参与公共外交的“主体”。一国公众不仅可以和他国公众直接交流，而且也可能和他国的政府成员交流。这使得公共外交呈现出新的面貌，其内容和方式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

改革开放30余年来，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由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中心。较之以前，国际形势对中国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或有助力或有遏制作用；反之，中国的事情往往也为世界所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又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尚需时日。加之冷战残余意识形态的隔阂，影响了西方政治力量和媒体对中国的正确观察，以致在国际舆论中的中国的形象与中国的实际严重不符。这些背景赋予开拓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以强烈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中国进入公共外交时代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两个活动在全世界有巨大影响，不仅给全世界参与国家提供了共同的公共外交大舞台，让各国充分展示本国的文化、形象与实力。中国也因主办国的优势，从活动筹备期间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活动举办期间与世界公众广泛交流、互动，这种影响是深远的，一直会延续到下一届奥运会、世博会之前。

因为这两个活动都是在中国成功举办，也使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了公共外交的意义与发展。尤其是上海世博会，因举办时间较长，给了大家更多思考的余地，除了欢呼、喝彩，还有观察、分析、思考和吸收的过程，为我们普及、发展公共外交的理念提供了机会。

从2004年至今，中国教育部和国家汉办在10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58所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中国外交部在2010年5月成立了公共外交办公室；2011年以来，上海、天津、广东等国际往来密切的省市率先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2010年初，中国首个专门研究与讨论公共外交问题的杂志《公共外交季刊》创刊，受到了广泛欢迎；最近几年，以公共外交为主题的研讨会也非常活跃。虽然如此，中国的公共外交与欧美许多国家甚或有的亚洲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公共外交的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公共外交的内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却有所不同。在广泛的交流中，我发现大家几乎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从事公共外交需要学习基本的知识，但其理论并不具有艰深的学术性；而公共外交的实践需要高度的智慧。

记者：您认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外交？它的宗旨、目标与原则应是什么？

赵启正：中国公共外交的宗旨是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国情、内外政策、今天的成果和明天的道路、进步和不足，认真回答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怀疑。这种回答只靠政府的外宣语言是不够的。我们的外宣语言往往对象较广泛，不易针对他们头脑中的具体问题，应更多地用事实来回答。

公共外交按照行动的承担者不同，可再细分为政府(负责)的公共外交和公众(承担)的公共外交两大类型。这些交流中，有的是直接以促进外国公众对本国的了解、提升本国在其心目中的形象、促成外国政府对本国政策的改善为目的，有的交流则是围绕经济、文化等其他具体目标而展开，主观上并非为公共外交进行，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传播和提升本国国家形象的作用。

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多个层面，其中，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

中国公众在公共外交活动中，要善于讲中国故事——就是我们身边的故事。美国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说，政府的宣传或政府的表达往往可信度会被怀疑，但是民意不容易被怀疑。

政府公共外交的重点首先在于向外国公众表达本国的内外政策；而民间所承担的公共外交则较少使用政治和社会科学术语，他们表达的自己的故事更易于被外国公众甚或外国政府所理解。这样，各国政府的公共外交和民间的公共外交形成了互补之态。

通过公共外交，可以更直接、更广泛地面对外国公众和主流社会人士，能更有效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的利益。每个中国人都应有维护国家尊严、传播民族文化的自觉，主动克制自己的缺点，表达中国人的优秀。

公共外交的场合无处不在。公共外交也没有过多、过深的理论，更重要的是实践，而这种实践是极其丰富的，这个实践需要文化的自觉，需要智慧。公共外交是个跨国文化交流的大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公共外交实践的最高境界。

记者：您说：“公共外交是跨国文化交流的大工程”。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我们该如何做公共外交？难点在哪？如何克服？

赵启正：公共外交实际上属于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文明的不同表现在价值观、信仰、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的公共外交力求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共同繁荣。任何人都应当充分认识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和谐共处是人类的唯一出路。

政府负责的公共外交主要内容就是对外宣传，没有反馈，是广播，不是对话。但公共外交往往是面对具体对象的对话，因此效果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难点主要在跨文化的障碍，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跨语言的障碍；二是跨意识形态的障碍；三是跨生活方式的障碍；四是跨宗教信仰的障碍。

通过公共外交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是一项既急迫又长期的工程。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点是中国的发展和变化的方向。有效开展公共外交，需要从政府和公众两个层面做出努力，要增强自觉参与公共外交的意识，丰富跨文化知识，努力提高沟通能力，及时对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进行评估，不断地修正实施办法。现在我们对外交往的时候，常常有个毛病，就是太爱讲“哲学”，道理说得太多。其实讲中国的故事才能感动人。因为故事往往是哲学的载体，故事往往离真理最近。着重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特色其实就在故事里头。

我常讲一个比喻：你要给人一个大苹果，就是一个故事，不要费了很多劲把苹果做成果酱或维生素C药片请别人吃。维生素C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在其中了。

总而言之，公共外交是一种广泛的、长期的、基础性的国际工作。它是一种需要全民协力的表达，这种表达由于来源广泛而立体生动，往往是比较柔和的、直截了当和容易被理解的。

记者：中国民众是公共外交很重要的实践主体，对如何更好地塑造大国国民形象，您有何建议？如何使公共外交成为一种全民意识？

赵启正：公共外交最重要的内容是传播传播本民族的文化，民众文化是我们公共外交的基础。今日的公共外交和传统的公共外交的最大不同在于公众的主动参与，其交流的方向也是双向性的。中国每年到外国工作、学习、旅行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人（出境穿过8000万），凡是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的中国人都有可能给中国的国际声誉做出贡献，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公共外交的概念和目的，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外国人的《中国读本》中的一页，形成公共外交的结果。所以全民文化的提高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文化的自觉，主动表达中国人的优秀品质，克制自己的的缺点。提升中国人的形象人人有责，人人可为。

公众应该具备自觉的公共外交意识：第一，要有比较的眼光，内知国情，外知世界；第二，注重跨文化的交流；第三，不但会说，而且会听，会讨论；第四，善待媒体，具备一定的新闻素养。

记者：中国高校在推动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您能否介绍下中国人民大学您与您的团队在这方面的工作成果？

赵启正：高校是公共外交的重要主体之一，在推动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普及公共外交理念和实践上责无旁贷。同时，高校自身具有开展公共外交的优势，高校公共外交实践是非常丰富、有深度的。一是高校师生作为精英，作为主体参与公共外交实践，在和国外的交往中生动地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说明中国的效果往往更好；二是高校师生能够通过关于公共外交的课题研究，为更广泛的公共外交实践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支持。

在中国目前，公共外交还不是一门课程，但中国人民大学非常重视，在新闻学院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在校内外积极普及、推广公共外交。在人才培养方面，我院招收国际新闻专业硕士，重点培养跨文化传播的专业人才；在学术交流方面，新闻学院每年都与国外著名大学的学者、学生有大量的国际学术交流，我们的老师、同学用他们的语言和成果充分展现了今天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我院的老师与学生还常随我参加与一些国际名人，如普罗迪、小仓和夫等会谈等外事活动，参加各类国际国内关于公共外交的重要学术研讨，深入研究，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论文，用身边的中国故事向更多的外国公众说明、介绍真实的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陈雨露校长是公共外交、跨文化交流积极的实践者、推动者与支持者。早几年他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期间，就着力在北外推广、普及公共外交的概念。在北外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出版了推广知识公共外交的书籍，强调每个外语学院的学生都应学习公共外交。他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提出人民大学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责任意识、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培养具有全球领导力的栋梁人才。我非常佩服陈雨露校长在国际化战略尤其是跨文化人才培养方面的远见卓识。人民大学正在考虑，成立校级的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和与其他高校的协同创新中心，共同推动公共外交的发展。

此外，陈雨露校长还积极推动中国人民大学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以跨文化的角度在编译、出版100部京剧的英文版台词及解说，这件事非常有价值。现在“百部中国京剧经典剧目英译系列”一期成果已经发布。相信这个非常有震撼力的新动作，能为“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给出又一种路径。

记者：据了解在今年四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中，有个关于“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的”分论坛是由您和陈雨露校长策划，中国人民大学承办的。届时将会有哪些嘉宾参加此次活动？我们对此能有什么样的期待？

赵启正：博鳌亚洲论坛本身就是中国近几年来开辟的公共外交舞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要和社会活动家都会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近年来开始有文化方面的讨论。

这次“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分论坛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来承办的，也是论坛历史上首次由中国高校来承办的分论坛活动。分论坛上将有多位重量级嘉宾，一位是美国人罗伯特?库恩——《江泽民传》的作者，一位对公共外交很有研究的英国人阿里斯戴尔?麦启安——英国48家集团秘书长，还有一位我国公共外交的积极实践者——京剧表演艺术家孙萍，她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的主任。

我相信这场对话能够展现出大家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和碰撞。借此机会，中国人民大学也要表达我们作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镇对公共外交的重视。以中国人民大学高度的学术自信与文化自信，以及在人文、艺术、社会科学方面的深厚积淀，号召更多高校与民众加大对公共外交领域的关注与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