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米危机”敲响土壤污染警钟

　　新华社长沙6月12日电 大湖之南，鱼肥粮丰；湘水之滨，稻浪飘香……提及湖南，人们脑中首先浮现出的是“鱼米之乡”美景。然而，近段时间以来，湖南大米不时被检出镉超标，“鱼米之乡”光环被罩上一层阴影。

　　事实上，不仅是湖南，国内多个省份出产的稻米被查出镉超标，土壤污染已成我国众多地方的“公害”。“镉米危机”的出现，再次敲响土壤污染警钟。

　　我国1/5耕地受重金属污染

　　相对于“镉米风波”给农民和米厂老板带来的难以言喻之痛，更多业内专家却认为这是一场迟早要来的危机。

　　刘湘骥是攸县大同桥镇大板米厂老板。自从今年3月厂里的大米被检测出镉超标以来，刘湘骥几乎每晚都辗转难眠。双眼布满血丝的他2个月内体重骤减了20多斤。“镉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刘湘骥说，他的大米厂从收谷、脱壳、碾米、抛光到包装，所有程序都是物理性操作，不存在添加或产生镉等重金属污染的可能，污染只能来自于生产大米的农田。

　　相对于“镉米风波”给农民和米厂老板带来的难以言喻之痛，更多业内专家却认为这是一场迟早要来的危机。

　　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专家童潜明认为，我国土壤污染形势已十分严峻。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10年发布的《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1/5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25个地区。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带，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南方省份土壤中重金属本来底值就偏高，加之多年来经济结构偏重于重化工业，大量工业“三废”排放加剧了土壤重金属污染形成。

　　工业“三废”和施用化肥加剧土壤污染

　　目前全球每年进入土壤的镉总量为66万公斤左右，其中经施用化肥进入的比例高达55％左右。

　　童潜明认为，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成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工业造成的点源污染，也有农业投入品滥用造成的面源污染。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首先来自于工业“三废”。

　　以湖南为例，作为全国闻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湖南有色金属采选开发已有数百年历史，重金属污染历史包袱也同样沉重。在衡阳常宁水口山、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等涉重金属企业密集地区，许多耕地早已不适合继续耕种。来自农业的污染也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要来源。一些地方周边没有涉重金属的工业企业，但生产出来的农作物仍会出现重金属超标，原因就在于农业投入品被滥用。童潜明说，目前全球每年进入土壤的镉总量为66万公斤左右，其中经施用化肥进入的比例高达55％左右。对土地的“掠夺式”开发更加快了重金属进入土壤的步伐。

　　专家介绍，与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土壤普查时比较，目前湖南省耕地土壤pH值已由6.5下降到6.0，30年土壤酸化程度相当于自然状态下300年的酸化程度。“研究表明，土壤pH值每下降一个单位值，土壤中重金属流活性值就会增加10倍。”

　　湖南省一位农业专家说，湖南是目前全国土壤酸化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全省耕地中有三分之二存在不同程度的酸化现象。土壤酸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增加重金属在土壤中的活性使其更容易被作物吸收，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重金属污染的危害。

　　治理土壤污染，“危”中有“机”

　　“完全不可逆的污染耕地毕竟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面积来说，我国的土壤污染还是能够得到修复的。”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厚积突发”，暴露出我国工业污染的严峻形势以及农业生产领域过分追求速度和数量，忽视对耕地质量保护的严峻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壤污染已“不可逆”。

　　童潜明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土壤面临“严重透支”。以湖南为例，资料显示目前湖南省稻田平均耕层厚度只有13厘米左右，比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土壤普查时减少3.5厘米，湘阴、汨罗、沅江等地的个别稻田耕层已不足8厘米。

　　“土壤污染的治理与恢复是一个长期过程。”湖南省一位土肥专家说，通过相关农艺手段如增加土壤有机质、施用含硅土壤调理剂、采用生物吸收法等能够钝化、减轻甚至修复大多数的超标土壤。

　　湖南泰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土壤修复业务的企业，公司董事长曹典军认为，当前我国土壤污染形势虽然严峻，但业界的普遍认识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完全不可逆的污染耕地毕竟只占很少一部分，大面积来说，我国的土壤污染还是能够得到修复的。”曹典军说，目前我国并不缺乏治理土壤污染的技术和人才，缺的是政策、资金的支持和社会的进一步关注。

　　我国土壤污染已进入多发期

　　全球连线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沸沸扬扬的“镉大米”牵出了土壤污染这个沉重的话题。新华社记者在美、日等国采访时，一些环境领域的专家纷纷建言，对土壤污染必须高度重视，务必以预防为主，不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同时尽快建立并严格执行保护土壤的法律法规。

　　情况惊人 我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粮食达1200万吨

　　“镉大米”事件让公众担忧，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遭污染农田？美国佛蒙特法学院中美环境法合作项目副主任林燕梅说，目前公开信息中较权威的是中国政府2006年启动全国土壤污染普查时的介绍，当时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

　　管中窥豹，仅以镉大米这样的重金属污染为例，国土部门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专家认为，中国的土壤重金属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

　　重在预防 土壤污染多年累积而成

　　类似“镉大米”这样的事件，关键在于要从源头上制止污染土壤的活动。林燕梅说，首先必须确立预防为主原则并落实，严格控制污水灌溉，污染源达标排放，确保河流水质量达标。

　　预防为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壤污染问题往往是多年甚至数十年累积而成，因此相比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可能是最难治理的。例如，日本痛痛病（因镉米污染造成的疾病）发生地神通川流域，土壤治理耗时33年，花费407亿日元，直到2012年3月才告完成。

　　在美国，根据《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规定，无论何时，只要有危险物质排放到环境中，该法案就授权总统启动清除紧急响应和制定补救计划或采取任何其他必要相应措施。法案明确了四类责任主体（业主、运营方、承运方和废物产生方）负有清理修复责任，两种反应行动（紧急反应和长期清理）和三条融资途径。

　　依法治污 必须制定和实施相应法律法规

　　从日本和美国一些土壤污染案例来看，有效防治土壤污染，必须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法律法规。1970年，受痛痛病事件的影响，日本在《公害对策基本法》（现《环境基本法》）中增加了有关土壤污染的内容，并在当年12月25日公布了《农用地污染防治法》，1971年6月5日开始实施。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环境科学系教授迈克尔·霍夫曼介绍说，提到土壤污染，美国人会想起“拉夫运河事件”。20世纪40年代拉夫运河干涸后被一家化学公司购买，当作垃圾仓库倾倒工业废弃物。后来，该公司将充满有毒废弃物的河道填埋覆盖后转赠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住宅和一所学校，随后的多年间，这里的居民不断患上各种怪病。

　　霍夫曼说，“拉夫运河事件”令全美震惊。更让美国人心惊的是，当时全美境内有成千上万个类似拉夫运河地块的危险废弃物简易填埋场，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

　　在中国，目前已有多部关于环境污染的法规，但还缺乏土壤质量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专家认为，这个“空缺”应尽快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