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建民:中国可以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中学到什么?

2018年06月14日10:05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原标题:缪建民:中国可以从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中学到什么?

导  读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不容低估,成为当前影响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如何有效应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缪建民认为,上世纪日美贸易摩擦可以为中国应对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一些镜鉴。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贸易地位提升,日美贸易摩擦从1960年代初起始,1970-1980年代升级,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进入白热化阶段,最终于1990年代中期,以日本经济步入衰退而逐渐缓和,持续时间长达三十余年。

他认为,中国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时,需要借鉴日本在汇率政策、经济发展战略、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人口因素五个方面的政策经验和教训。第一,对“广场协议”后日元短期内大幅升值估计不足,日元升值并未有效缓解贸易摩擦升级;第二,贸易摩擦下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倒逼日本加快产业升级和海外投资,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导致了产业空心化;第三,日本采取了长时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日元升值的经济冲击,为日本“泡沫经济”埋下了隐患;第四,金融监管缺失助推资金“脱实向虚”,进一步推高宏观杠杆率,在助长泡沫风险的同时,加大了泡沫破灭后的通缩压力;第五,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社会总需求萎缩,进一步增加了“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复苏的难度。

以下内容来自缪建民撰写的《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一文,转载请注明出处。 

日本政府对日元大幅升值估计不足

从汇率政策看,日本政府对“广场协议”后日元短期内大幅升值估计不足,导致“日元升值恐惧症”,且日元升值也未能有效缓解贸易摩擦升级。尽管目前普遍认为,“广场协议”并非导致1990年代后日本长期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场协议”后日元短时间内的剧烈升值明显超出了日本政府的预期,也没有实现削减贸易顺差缓解贸易摩擦升级的预期目标。

“广场协议”前,日本政府对日元升值压力估计不足,协议生效后日元升值很快失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强势美元使得美国出口特别是制造业出口受到沉重打击,到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已经从1980年的194亿美元上升至1091亿元美元,其中对日贸易逆差462亿美元,接近总额的50%,强势美元与经济基本面出现背离,美元已处于强势周期尾声。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主动接受“广场协议”干预汇率极大强化了市场对日元升值的预期,导致随后日元升值很快失控。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日元兑美元达到了日本政府认为的20%的升值上限,此后虽然日本调整了对汇率干预的方向,但为时已晚。1988年初,日元汇率达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的水平,比“广场协议”前升值一倍。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日元最高达到了1美元兑换80日元左右,是“广场协议”前日元汇率的三倍。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没有达到削减贸易顺差的预期效果,日本在汇率上的妥协让步并没有改变美国贸易保护的立场。由于“J曲线效应”的存在,在“广场协议”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少,反而继续恶化。在汇率调整未能奏效后,美国将视线移向市场准入,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比如,1985年,双方达成“市场导向型个别领域协议”,要求日本放松对电器通信、林业产品、医药医疗器械及电子计算机等领域市场准入标准,扩大日本对上述美国优势产品进口。1988年,为迫使日本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美国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祭出“超级301”条款,使日本所有出口商品都处于美国贸易制裁风险之中。与此同时,美国还要求日本修改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在美国的压力下,1986年和1987年,日本先后发表两份“前川报告”,指出日本经常收支顺差根源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经济增长方式应转为内需主导。1989年,美国与日本就消除两国间的结构性贸易障碍达成协议,以推动日本在反垄断法、专利法、定价机制等方面改革。从“广场协议”后日美贸易摩擦的演变来看,日本在汇率问题上的主动妥协退让并不能阻止贸易摩擦升级。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低迷,日美贸易摩擦逐渐平息。

“广场协议”的重要启示是,日元被动升值,不仅无法达到削减贸易顺差缓解贸易摩擦升级的预期目标,反而给日本国内宏观政策调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国际贸易协调中汇率政策的调整应审慎而为,避免引发剧烈变化的“休克疗法”。在这一过程中,面对美国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日本主要是根据本国主导产业国际竞争力状况分阶段逐步开放国内市场,通过企业联合改组和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有效防止了外资对本国产业的冲击。目前,日本国内市场尤其是主要工业品市场,基本被本国产业部门所占据。

产业升级和海外投资导致产业空心化

从经济发展战略看,贸易摩擦下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倒逼日本加快产业升级和海外投资,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导致了产业空心化。19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改变,创造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日本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逐步由“贸易立国”转向“海外投资立国”和“科技立国”并重。

在“海外投资立国”方面,日元持续升值加快了日本制造企业海外转移的步伐,在打造一个强大“海外日本”的同时也带来了盲目投资和产业空心化等问题。随着发展战略向“海外投资立国”转变,在日元升值的推动下,日本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1990年跃居世界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大国,2005年对外直接投资所得收支盈余首次超过贸易盈余,成为日本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最大顺差来源。截至2017年,日本海外净资产已达428.45万亿日元,连续第27年保持全球最大海外净资产国地位,成功打造了一个强大的“海外日本”。但是,日本这一时期的对外投资过程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泡沫经济时期的海外投资中不乏盲目冲动。19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的财富效应极大刺激了日本海外投资的热情。当时的日本将海外并购作为“走出去”的重要战略手段,大量购进企业和不动产,其中标志性的是事件是1989年日本三菱财团买下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大厦和索尼公司斥巨资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之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大量海外投资变为不良资产,并迫使日本企业转而低价贱卖,造成巨额损失。另一方面,大规模海外投资导致产业空心化。在纺织品、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部门全面转移的同时,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未能弥补国内产业转移形成的空缺,加剧了日本产业空心化,成为长期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目前,汽车、电子、机械等日本支柱产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在40%至60%之间,有的企业甚至高达70%。

在“科技立国”方面,日本大力推进科技研发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成功转型为先进的创新型国家。战后初期,日本比较成功的工业产品大都是在美国完成基础研究,再通过技术引进等方式在日本进行应用研究和商品化。进入1980年代,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让日本意识到,单纯依靠“技术引进”的模式不能促进日本经济的持久发展,必须培育自身的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居于不败地位。基于此,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开始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日本在技术研发方面有4个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分别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二、专利授权率高达80%。在汤森·路透评选出的《2017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日本以39家企业入榜,力压美国的36家高居第一,这是日本在近三年中第二次名列第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发布的各国工业竞争力报告也充分证实了新世纪以来,日本在全球制造业领域始终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全球产业链上游的材料、零部件、装备制造等核心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制造方面,日本无可争议地处在领先地位。

(责编:朱江、仝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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