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0日，美國密蘇裡州聖路易斯縣，民眾持續舉行游行示威，抗議警察粗暴執法導致社會動蕩。多名示威民眾被警察拘捕或採取強制措施。 　　人民視覺

2016年4月14日，美國芝加哥，大批當地民眾組織游行，要求將美國全境的最低時薪提高至15美元，改善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條件。 　　人民視覺

2015年2月6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克拉拉主題公園舉行招聘會，吸引了大批失業民眾和低收入群體前來登記。 　　人民視覺

　　美國收入不平等問題愈益嚴重，佔總人口1%的富人與其余99%人口間的貧富差距達到上世紀20年代以來的最高點，“反華爾街”隨之成為新的“政治正確”

　　　　　　

　　“三座大山”壓在美國中產階層背上

　　50年前，美國最大雇主通用汽車公司的一名普通員工，時薪相當於現在的35美元。如今，美國最大雇主沃爾瑪的一名新入職員工，時薪隻有9美元。這是美國前勞工部長、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羅伯特·賴克在其新近出版的《拯救資本主義》一書中給出的數據，美國藍領待遇今昔對比可謂觸目驚心。

　　美國羅素·塞奇基金會的研究顯示，2014年，美國家庭的淨財富較10年前大幅縮水36%。與1983年相比，美國底層20%的家庭淨財富縮水了85.3%，中間20%的家庭財富萎縮了25.8%。

　　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從2000年到2014年，普通醫生、律師、教師、工程師、科學家的收入幾乎沒有增長，而公司高管等收入金字塔頂尖群體收入增加了3倍。1965年，最大350家公司首席執行官的收入是員工平均工資的20倍，1989年和2012年，收入差距分別擴大到58倍和273倍。

　　據《紐約時報》公布的統計數據，2015年，全美400家大企業首席執行官平均年收入1050萬美元。中產階層收入佔社會總收入的比例由1970年的62%下降至2014年的43%，高收入者的收入比重從29%上升至49%。

　　美國知名記者、歷史學家尼爾·蓋布勒目前在一所大學擔任教職，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讓很多人羨慕。可是他同47%的美國人一樣，由於貸款和日常消費，如果要拿出400美元現金“救急”，需要借款或者變賣資產。家庭燃油用光，蓋布勒需要向女兒借錢購買，美國中產階層的窘境可見一斑。

　　來自馬薩諸塞州中南部達德利小鎮的維克多·卡爾格倫，是一位瑞典裔農民。從他那腫脹的手指關節、皸裂的皮膚、蹣跚的步履，可以看出他這一輩子的辛勞。“我們夫婦經營農場49年，每天清晨起來擠奶，這樣的生活幾十年不曾變過。”維克多說。

　　卡爾格倫有一兒一女，並都有了下一代。兒子是修路工，工作並不穩定，沒活干的時候隻能歇著。女兒在一家商店工作，女婿在當地警察局工作。說起女婿的工作，卡爾格倫不無擔憂：“當警察並不比上戰場安全，因為這裡人人都可能帶槍，隨時會碰上危險。”

　　卡爾格倫盡管病痛纏身，仍不能安心退休。幾十年來，老兩口每月隻能拿到1400美元，不工作就無法維持日常生計。年紀大了，重體力活干不了，就養些肉牛、賣點干草。可就這點簡單的營生，每年稅單卻有一大摞。“我們辛辛苦苦一輩子，為什麼還是晚景淒涼？我們幾十年來老老實實上繳養老保險，為什麼養老金會大打折扣？”卡爾格倫發出這樣的慨嘆。

　　凱爾·劉易斯與妻子阿米娜都是美國知名法學院的畢業生。劉易斯在一家証券公司擔任分析師，阿米娜在直屬聯邦政府的社會保障局工作。目前他們有兩個孩子，大的不到兩歲，小的剛出生不久。按照美國的標准，他們屬於典型的中產階層。但劉易斯告訴本報記者，事實並非如此。除了養育孩子，夫妻二人租房、醫保、汽車等日常開銷也不是一筆小數目。兩人都要償還學貸，還要規劃買房，為孩子將來的教育做投資，生活壓力很大。

　　劉易斯告訴本報記者：“我們與父輩的就業環境已經大大不同，現在我們面臨更多困難和挑戰——實際收入徘徊不前，房產價格大漲，大學貸款負擔沉重，這可以稱得上美國典型中產階層的‘三座大山’。”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統計，2015年背負貸款的畢業生超過70%，人均貸款3.5萬美元。另有統計顯示美國約有4300萬人有學生貸款債務，債務總額達1.23萬億美元。

　　金錢政治令大眾訴求幾乎沒有影響力

　　蓋布勒感慨道，“美國社會由勝利者和失敗者組成”，而現在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甚至中上階層民眾滑向“失敗者”。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所做的“美國消費者金融和經濟狀況調查”顯示，美國中產階層中的專業人員、臨近退休的勞動者、剛踏入職場的年輕人都面臨實際收入萎縮的困境。美國收入較低的兼職工作人員中，有49%的人為了更高收入，寧願延長工作時間。

　　是什麼導致了貧富差距拉大？一個通常的解釋是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它們使得普通階層競爭力下降，而受教育程度高的更具競爭力。在賴克看來，這一解釋雖有一定道理，但有失偏頗，其中關鍵的政治現象被忽視了：更多的政治權力集中於企業和財經精英，使得他們能夠直接影響經濟運行規則，這是導致財富不均的一個關鍵原因。

　　賴克認為，知識產權的擴大與延長，為制藥企業等帶來意外之財﹔反壟斷法對佔據重要市場地位的企業網開一面，導致美國寬帶接入、航空票價、銀行服務支出的費用遠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破產法又讓一些汽車巨頭或航空公司置員工與社區利益於不顧。公司破產了，債務會被免除，但員工的住房貸款、上學貸款等不能被免除，壓力依然巨大。

　　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安東尼·阿特金森指出，美國人目前面臨的不平等遠比上一代嚴重，主要原因是特別富裕階層攫取了其中的大多數財富，但是這些財富是由包括中下層民眾在內的社會共同創造的。

　　密歇根大學教授羅納德·英格哈特總結道，經濟不平等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美國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實際上反映了美國精英與大眾階層權力平衡的轉換。目前，美國的整體財富仍然在增加，不過這些財富都跑到了富人手中，而中低收入者的實際收入一直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富人利用自己手中的財富影響公共政策，影響公共政策的后果是財富更加集中在富人手中，違背中低收入者的意願，收入差距加大、富人影響公共政策、財富更加集中形成惡性循環。

　　過度金融化，是貧富不均的另一重要誘因。《時代》周刊執行副主編拉娜·弗魯哈爾在《美國資本主義的大危機》一文中認為，美國經濟的病根就是“金融化”，金融產業在美國經濟中佔據統治地位，美國金融業佔美國經濟的比重從1980年的4%上升至目前的7%，這個行業創造的就業佔4%，卻攫取了25%的利潤。

　　金融不僅與美國工商業密切關聯，還滲透到普通民眾的生活中。但是，美國民眾往往不具備專業的金融知識，自然無法逃離金融行業的“盤剝”。美國高盛集團前高管華萊士·特布維爾評論稱：“美國經濟已經逐漸成為金融集團和其他人的零和游戲。”

　　弗魯哈爾認為，金融行業已經從服務工商業轉向了服務自身，銀行不斷進行金融創新，無底線地追求高倍金融杠杆和超額利潤，不僅帶來極大金融風險，還扭曲了國民經濟。

　　華盛頓與資本市場派駐的“大使”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今年10個最大的個人政治資金捐獻者中，有6人是對沖基金所有者。在奧巴馬總統任內最重要的金融監管法案《多德—弗蘭克法》出台前，奧巴馬政府不斷征求大銀行家的意見，卻對最廣大的股民和金融專家的意見聽取不夠。雖然奧巴馬稱，不斷加劇的收入不平等已經成為美國“這個時代的嚴峻挑戰”，但除了加強對金融業的監管，減少貧富差距的現實路徑並非不存在。

　　比如，提高最低工資標准。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這一措施有望推動企業創造更多高質量、高產出的就業機會。但是，這在一定程度上與特殊利益集團利益是相違背的，當前的美國政治也許“想得到”，卻很難“做得到”。

　　調查顯示，在美國，隻有42%的人宣稱支持資本主義。弗魯哈爾一語道破這種思潮背后的動因：“公眾情緒反映了日常經濟現實。目前，美國人對經濟制度的疑問比之前多得多。人們懷疑美國的經濟政策到底是為誰服務，對誰不利，為什麼經濟增長仍然乏力？”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馬丁·季倫思和西北大學教授本杰明·佩奇研究發現，美國政府對收入居前10%的富人的訴求回應最為“殷勤”，在大多數情況下，大眾的訴求對美國政府幾乎沒有影響力。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金錢政治。

　　自由不等於公平與平等

　　哈佛大學教授丹妮爾·艾倫指出，在美國文化中，對“自由”的強調很多，對“平等”則強調不足，美國人很少花時間考慮公平與平等，這是對社會發展思考的缺位。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勞倫斯·萊希格認為，過去20年，由於金錢政治的影響，“民主”“平等”等價值觀被嚴重腐化，富裕階層的權力更高他人一等。

　　美國政治長期遭受金錢腐蝕，導致今年總統大選民眾的強烈反彈。國際輿論普遍擔憂，美國出現了嚴重的“民粹主義”思潮。“反華盛頓”“反華爾街”成了新的“政治正確”和“流行話語”，美國民眾對華爾街的反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今年4月發生的“民主之春”抗議活動中，美國民眾明確提出反對以華爾街為代表的大企業、大財團斥巨資“購買”美國競選。

　　金錢政治大行其道，選舉成為“燒錢”競賽，競選公職的候選人把大量時間花在籌款上，對選區內普通選民的捐款和投票的關注度明顯降低。在美國當前的民主制度下，從經濟到教育、從醫保到司法，各個領域所通過的政策都是由美國普通民眾的納稅所支撐，但受益的往往隻有少數人。

　　政客依靠“金錢政治”勝選，當選后利用手中權力伺機回報“金主”便不意外。民主黨資深參議員羅伯特·梅嫩德斯多次被曝利用職權“關照”重要的政治捐款人的生意與私生活，並於去年4月被美國司法部以涉嫌受賄、欺詐等14項罪名正式起訴。

　　亞拉巴馬州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門的負責人都深陷丑聞之中，該州眾議院議長邁克·哈伯德涉嫌腐敗，被控利用職務之便為自己的公司和關聯企業謀私利，接受游說公司的禮品等，涉案人員幾乎囊括了該州知名政商界精英。這都是金錢政治和“政黨分贓制度”造成的惡果。

　　丹妮爾·艾倫認為，金錢政治與收入不平等互為因果，同時使得收入不平等更加固化。改變收入不均的狀況不容易，首先需要減少金錢和利益集團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尋求政治權利的平等，使他們在政治中有平等發言權，用公平的公共政策幫助解決收入不平等，然后用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平等保障政治權利平等，而競選制度改革僅僅是一個開始。

　　奧巴馬在入主白宮之前，曾信誓旦旦要改變華盛頓的“政治氣氛”。現在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臨近結束，最讓他感到無能為力的，依然是金錢政治對美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腐蝕和侵襲。政治極化、金錢政治、貧富差距，美國政治與社會問題摻雜在一起，民眾期待的“改變”遙遙無期。

　　賴克認為，未來幾十年最重要的政治競爭，並不發生在左派或右派之間，或是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而是發生在失去基礎的大多數美國人與拒絕承認貧困日益增長的經濟精英之間。

　　《 人民日報 》（ 2016年07月14日 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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