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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隨著中央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想體系逐步完善，各部門、各地方陸續出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方案。地方政府已經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意義，能夠結合當地實際制定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進入推進階段。

探索：改革破題，重視培育新供給

根據中央的部署，各省市都高度重視“三去一降一補”，多數省份將其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提出了操作性較強的改革措施，不少省份還制定了專項改革方案，提出了“去降補”的目標、步驟和負責部門。例如廣東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方案》之外，針對五大任務分別制定了《行動計劃》，落實了相關的目標措施和責任單位﹔湖北省制定了詳細的《降低企業成本專項行動主要任務清單》，明確規定了“工作領域”、“目標任務”、“時限要求”和“責任單位”，使基層工作有目標、有抓手、有時限、有責任。

五大重點任務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入手之策”，完成這五大任務，不僅為供給側改革“破題”，而且為擴大有效供給、培育新供給創造了條件。在此基礎上，很多省份還提出了創造新供給、引領新需求的政策措施。

例如，上海市《關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見》提出了八個方面的重點任務：以制度創新為核心，著力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科技創新為引領，著力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加快政府管理制度創新，著力提高行政效率﹔加快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著力擴大有效供給﹔以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為重點，著力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推進金融開放創新，著力防范金融風險﹔多措並舉降成本，著力減輕企業生產經營負擔﹔聚焦城鄉發展一體化，著力補齊薄弱環節短板。可以看出，這個方案的思路緊緊圍繞創新、發展、增加有效供給，同時又注重降成本、補短板、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抓住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精神。

深圳市在幾乎無重化工業、房地產庫存相對較低、政府債務很低的情況下，更致力於“降成本”和“補短板”。如該市提出，“十三五”期間供應30萬套人才住房，針對高房價問題精准施策，降低其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同時深圳還大力加強基礎研究，由政府牽頭籌建包括數學在內的10個基礎研究所，提升當地經濟的長期創新潛力。培育新供給、新動能與去產能、去庫存，是相同方向並排而行的兩條河流，隻有它們匯聚成一條河流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從根本上提升經濟潛在增長率。

同時，各地在制定供給側改革方案時，都能夠尊重市場，避免直接使用行政手段，盡量通過貼息、稅收等市場化手段加以引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例如湖北省在處置“僵尸企業”方面就明確提出，主要採用改革、市場、法治辦法，不搞“一刀切”，嚴格執行信貸、質量、安全、能耗等法規和標准，政府停止不當干預，積極做好社會保障兜底。

破題：創新體制機制，形成推動改革的合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注重從體制機制創新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針對地方在供給側改革當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不少中央部門已積極行動起來，形成多方合力，支持地方供給側改革。

例如，在去年已適當降低失業、工傷和生育三項社保費率的基礎上，國務院決定從2016年5月1日起兩年內，階段性降低企業社保繳費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為市場主體減負、增加職工現金收入，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1000多億元。

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與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七部門發布了《關於在化解鋼鐵煤炭行業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過程中做好職工安置工作的意見》，支持企業內部分流、促進轉崗就業、內部退養、公益性崗位托底等多渠道解決人員分流安置﹔加強社保力度，符合領取失業保險金條件的人員，發放失業保險金﹔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條件的家庭，應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落實資金保障，中央財政設立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用於解決職工安置問題。

財政部則通過進一步實施減稅降費政策，堅決遏制各種亂收費，堅決不收“過頭稅”，給企業和市場主體留有更多可用資金支持供給側改革。

國土資源部聯合五部委下發《關於支持新產業新業態發展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用地的意見》，出台了多項有針對性的措施，如適度增加用地指標、以多種方式靈活供地、部分產業可保持用地性質不變、設立地役權，解決小面積土地需求，等等。同時，國土資源部一方面開展節約集約用地專項督察工作，通過地方自查、督察核查等方式，清理處置批而未供和閑置土地，促進土地消化和盤活利用﹔另一方面，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創新驅動，盤活現有存量建設用地及房產。

攻堅 ：積極引導，三個維度推動改革深入

雖然地方供給側改革已進入“躬行探索”、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但是調研也發現，在地方供給側改革方案制定和執行過程中，還存在一些應當注意的問題，具體而言：

各地市在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方面，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某些省份在涉及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具體產業政策中，規劃過細，有的具體到細分行業的發展目標，還有的甚至細化到具體的產品發展規劃。部分省份的供給側改革方案中，包含較多行政干預措施，有可能形成新的供給約束。比如東部某省的方案設定目標，九大產能過剩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力爭回升到80%以上（2016-2018年）、工業品產銷率達到99%左右（2016年）。這些指標做硬性規定，有違市場規律，會進一步扭曲企業經營行為。個別省市在制定本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案時，順便出台了一些帶有地方保護色彩的政策。例如某省的一項政策規定，要制定優質產品目錄，安排數億元財政資金鼓勵省內主要用戶擴大利用本省產品，對使用本省優質產品達到一定量的單位給予獎勵。“補短板”措施偏重硬件設施，對完善要素市場、社會保障、產權保護等軟性設施方面的短板則重視不足。

還有個別省市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領會仍然不夠深入，沒有脫離長期依賴需求側管理的慣性影響，缺乏對本地供給側矛盾的深入分析，提不出有針對性的改革措施，將大量的前期已經確定的改革措施甚至日常工作納入供給側改革方案，或者單純照抄照搬中央文件精神，用形式主義、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供給側改革。這樣的改革方案，經過地市各級層層照轉，中央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部署在這一地區將會落空。

以上這些現象，需要積極加以引導。如果能夠及時避免各種偏差，地方供給側改革將呈現因地制宜、百花齊放的良好局面。長期來看，供給側改革推進的深度，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衡量和比較：

轉型的力度。轉型需要依靠完善的要素市場和強大的社會保障，推動生產要素從供給過剩、供給老化的行業向新供給形成、新供給擴張的產業轉移。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應盡量避免直接行政干預或力挺“僵尸企業”。有些地方政府對“僵尸企業”難以割舍，主要還是擔心社會穩定，與其將寶貴的財政和信貸資金給“僵尸企業”輸血，還不如用這些資源建設要素市場，提供社會保障，從“授人以魚”到“授人以漁”。

放手的效果。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地方政府很容易將其理解為用行政或計劃手段“調結構”，而不是用改革的辦法促進結構調整。很多地方官員，內心還是不太相信市場的力量，習慣用計劃或規劃的手段進行行政干預。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而在具體執行中，應遵循“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方針，大力清理各種不必要的行政審批，努力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和稅收負擔，放手讓企業輕裝上陣，釋放有效供給和有效需求。

改革的深度。要看五大要素市場化的程度是否有實質性提高，醫療、教育、能源、交通、通信等關鍵產業和領域的改革是否有突破。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提高要素供給效率，全面降低要素供給成本，讓人口與勞動、土地與資源、金融與資本、技術與創新、制度與管理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涌流。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地方是推進改革的重要力量。因此，隻要地方政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案制定和實施中，全面准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和指導思想，大膽創新實踐，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必將煥發出新的動能。

（作者分別系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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