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發改委舉行的新聞發布會顯示：當前中國經濟總體平穩、結構不斷優化，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諸多措施正在各個領域加緊發力，一批制約經濟轉型的體制機制障礙正在被打破。可以預見，改革的全面深入將帶來經濟環境的全面改善，未來中國經濟也將獲得更強的“新動力”。

　　

　　1　去產能有序推進

　　近來，中國去產能進度始終是各界關注的焦點。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透露，8月下旬起10個督查組陸續赴各省區市，重點督查化解鋼鐵煤炭過剩產能有關政策貫徹落實情況﹔任務分解和進度落實情況﹔產能實際退出情況﹔職工安置情況﹔開展淘汰落后、違法違規項目清理等8個方面內容。

　　從目前反饋的信息來看，8月份去產能工作可總結為“四個明顯”，一是各地對去產能的思想認識明顯提高﹔二是責任壓力傳導明顯增強﹔三是政策保障措施明顯加強﹔四是產能退出速度明顯加快。目前，有的省已完成全年任務，有的省已完成全年任務的大部分，不過仍有一些省份進展緩慢，需進一步努力。

　　與此同時，針對各界較為關心的鋼鐵、煤炭價格上漲是否影響去庫存這一問題，趙辰昕表示，去產能的趨勢並不會因此改變，未來相關部門將通過拉網式全面普查、嚴控新增產能、違法違規項目清理、加大責任追究力度等諸多手段來使去產能工作落到實處。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會長王顯政指出，目前煤炭市場出現價格小幅回升是在去產能背景下實現的，仍存在較大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從長遠角度看，煤炭消費需求持續下降與產能過剩的矛盾依然存在，控總量、穩煤價的任務依然艱巨。因此，去產能的決心不能動搖。

　　2　降成本廣受好評

　　從全面實施營改增，到階段性降低基本養老保險企業繳費率﹔從降低工商業電氣價格，再到降低銀行刷卡手續費……一系列降成本“組合拳”的打出，也讓企業獲得了更多活力。

　　對於當前降成本的效果，趙辰昕在發布會上透露：通過實施煤電聯動、推進電力直接交易等，每年可減少企業電費支出約1500億元﹔下調非居民用天然氣價格，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約430億元﹔清理規范涉企收費，每年則可為企業節約大致540億元。與此同時，數據亦顯示，今年1—7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83元，同比下降0.17元﹔主營業務收入利潤率為5.67%，同比則提高0.19個百分點。

　　降成本實惠多，企業界評價高。據國家信息中心對互聯網渠道中與降成本相關的30多萬條信息進行綜合分析顯示，降成本工作方案獲得近八成網民的肯定，被贊為“確定了清晰的思路、方法和路線圖”。其中，網民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政策滿意度較高﹔對廣東、浙江、重慶、山東、江蘇出台的政策評價較好。

　　趙辰昕說，未來發改委也將和有關部門、各地區一起，從加強降成本工作的組織協調、加強地方經驗做法總結和推廣、加強對重大政策問題的跟蹤研究等三大方面持續發力，針對公眾關注度較高、對企業成本影響較大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持續深入研究，豐富和完善政策儲備。

　　3　穩增長精准發力

　　供給側改革緊鑼密鼓進行，適度合理的穩增長措施也一直在保駕護航。據介紹，發改委8月份共審批核准固定資產投資項目25個，總投資1966億元。其中，水利項目6個，總投資623億元﹔交通基礎設施項目14個，總投資1038億元﹔能源項目2個，總投資265億元﹔社會事業項目3個，總投資40億元。

　　與此同時，自2014年9月發改委陸續推出11大類重大工程包至今年7月底，全國已累計完成投資63767億元，比6月底增加1850億元，投資范圍涵蓋信息電網、生態環保、清潔能源、糧食水利、交通運輸、健康養老服務、軌道交通等多個領域。

　　那麼，投資的資金來源如何解決呢？趙辰昕以軌道交通為例指出，當前城市軌道交通建設資金主要來源是政府財政資金和間接融資，運營主要靠財政補貼。未來要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堅持多元化籌資，積極引入社會資本，構建多贏協同的機制。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投資依然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交通、水利、能源等領域精准有效的投資不僅可以穩定國民經濟，而且能彌補國民經濟運行短板。“相比於投資的總量，如今投資的科學性和方向更為重要，因為好的投資既有助於‘補短板’，還能優化經濟結構。”他認為。

　　4　提高決策科學性

　　近期，有觀點認為產業政策是變相的“計劃經濟”，因此隻有取消才能有助於經濟發展。對此趙辰昕表示，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中國的產業政策確實在拉動經濟發展、促進結構調整、調節供求關系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更是中國產業發展取得輝煌成績的重要保障。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現有的產業政策確實存在與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地方，因此，要通過相關的調整來使其適應新形勢需要。

　　事實上，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個國家都在運用產業政策。盡管世界各國的產業政策的目標、內容、措施會有所不同，但是產業政策卻依然在不同領域、不同側面發揮著作用。趙辰昕舉例指出，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都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比如美國提出了“先進制造伙伴計劃”及“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日本實行了“產業重生戰略”，德國也發布了“關於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這些都是不同國家運用產業政策的具體體現。

　　“單純從學術角度看，‘取消產業政策’一說可能有其依據，但是在經濟發展實踐中，這樣的觀點則顯然較為偏激。”周清杰說，一方面，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產業政策都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產業政策自身也要不斷順應市場，進一步提高決策的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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