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收入12萬元以上被定為高收入群體，要加稅。”近日，這樣一則消息迅速引爆了朋友圈。由此引發的個稅改革問題，再度被推至風口浪尖，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

消息的背景，是國務院上周印發的《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意見提出：“健全包括個人所得稅在內的稅收體系，逐步建立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進一步減輕中等以下收入者稅收負擔，發揮收入調節功能，適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但在消息的傳播過程中，“高收入者”被替換為“年薪12萬以上”、“稅收調節”被替換為“加稅”。“年收12萬是高收入要加稅”的傳言便由此產生。

隨后，多位熟知個稅改革的財稅專家紛紛發聲，指出12萬元不是劃分高低收入人群的界限，年所得12萬元以上的納稅義務人自行申報早在2006年就已開始執行，既不是新鮮事，也沒有任何加稅的含義。因此，這一消息是誤讀，純屬謠言。

謠言雖然得到澄清，但需要深思的是，為什麼一則不實信息會引發如此大的社會反響？

任何謠言之所以能演變成熱點輿論，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反映出了公眾對某一社會焦點問題的關注和改革期待。這則“年收12萬是高收入要加稅”的謠言，之所以呈“星火燎原”之勢迅速漫延，背后映射出的，是當前社會公眾中普通存在的一種深層焦慮。

一方面，自1980年以來，我國政府三次上調了個稅起征點，2011年將免征額度調整至3500元。但之后的5年，個稅起征點再未進行過調整。在物價飛速上漲的今天，年所得12萬元已不再算高收入，特別是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在月入萬元的基礎上，扣除個人所得稅、保險和公積金、房租或房貸，所剩的生活費用已經寥寥無幾。近兩年，民眾對再次上調個稅起征點呼聲越來越高，對個稅改革相關消息的反應也越來越敏感。

另一方面，我國現行的個稅制度在調節社會財富分配、防止貧富差距方面發揮的作用，並不如想象中大。在我國，個稅只是對民眾普遍征收的一種稅，並不是專門針對高收入者征收的富人調節稅。據統計，目前我國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貢獻率達65%左右，其調節的功能沒有真正建立，這與民眾期待尚有一定差距。

此外，目前的個稅征收還沒有建立對家庭人口狀況（如贍養老人，子女教育，醫療保險，無工作的配偶等）、住房按揭情況、隱性財產收入等的彈性調節機制﹔缺乏統一的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收集和共享平台﹔納稅人自行申報制度也待進一步完善。

在此情況下，個稅改革已經牽涉到全社會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一舉一動”都備受民眾關注。一旦出現“風吹草動”，很容易就會“病毒式傳播”。

對此，相關職能部門從個稅改革的重要性入手，明確了個稅改革的方向，那就是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模式。

所謂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模式，是在對部分所得項目實行綜合計稅的同時，將納稅人家庭負擔，如贍養人口、按揭貸款等情況計入抵扣因素，更體現稅收公平。

具體來講，就是通過建立基本扣除+專項扣除機制，適當增加專項扣除，進一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稅收負擔。如在現行3500元和三險一金基礎上，今年起，我國已在31個城市試點商業健康保險扣除政策，下一步還將開展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根據社會配套條件和征管機制的完善程度，適當增加專項附加扣除，這些都是降低中低收入群體稅負的主要措施。

對於高收入者，則是在完善信息共享機制的基礎上，加強征管，提高征收率﹔同時，適當完善政策，包括適當平衡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稅負水平，調整稅率級距等。通過一系列改革設計，努力實現“增低、擴中、調高”目標，進一步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即以中產階層為主體，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比例較小、形如橄欖球的社會群體收入分配結構，以達到收入分配公平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增低、擴中、調高”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的建立，這將是個稅實現有效征管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據了解，目前我國正大力推動部門數據共享，逐步實現與財政、工商、銀行等相關部門的網絡連接，建設更為完善和符合征管需要的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2015年發布的《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明確到2018年實現征管數據向國家稅務總局集中，實現與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互聯互通﹔此外，正在修訂中的稅收征管法明確建立自然人納稅識別號，歸集個人工資、薪酬、証券、不動產、保險、銀行存款信息，使之成為個稅改革中推動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的重要一環。

值得關注的是，在個稅改革的過程中，要堅持低收入者減輕稅負、高收入者多承擔稅負的原則，說起來很簡單，但真正操作起來，將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比如在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劃分上，國際上及我國均沒有法律確定的標准，稅法上也從來沒有確定過高收入的標准。對於這類問題，還需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統籌研究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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