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美國次貸危機的國際金融危機，波及歐洲已經8年有余。8年來，歐洲經濟屢遭沖擊，財政、貨幣、債務、銀行輪番經受考驗。歐盟及其成員國出台了多項緊急應對方案，採取了一系列深度改革措施。在多管齊下的猛藥過后，歐洲經濟終於止住下滑，但是難以擺脫增長緩慢、復蘇乏力、就業低迷的困境。難民危機又使歐洲社會面臨考驗，很多民眾開始對歐洲發展前景喪失信心，一股反經濟全球化、反歐洲一體化的情緒逐漸彌漫開來，在各成員國社會形成了快速增強的疑歐甚至反歐政治勢力和社會思潮。今年6月，隨著英國脫歐公投落下帷幕，歐盟第一次遭受了減員打擊。英國脫歐給歐盟帶來的不確定性加劇了整個世界的疑歐情緒，來自各方面關於歐盟和歐元區將要壽終正寢的議論不絕於耳。歐洲和歐洲經濟怎麼了？認真分析，歐洲和歐洲經濟面臨的問題雖然是多方面的，但從根本上看均是其三大頑症——市場失靈、治理體制不完善、社會認同缺失在不同層面的反映。

面對日益加重的市場失靈束手無策

市場失靈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生俱來的頑疾。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上，民族國家和歐洲聯盟等多個層面的制度安排都曾設法治療這一頑疾，主要做法包括規范競爭秩序、整合行業標准、保護資源和環境、適當進行社會轉移支付等，但都治標不治本。隨著經濟全球化快速推進，世界市場不斷擴大，但規范市場的各種力量依然分散疲弱。逐利的全球資本使各種規范市場的政治力量黯然失色，層出不窮的丑聞揭示了市場規范的混亂和失靈。例如，一些金融大亨、經濟精英與政客合謀逃避納稅，南部歐洲國家存在佔經濟總量25%左右的黑市經濟等。這些問題表明，歐盟在應對市場失靈時又出現了治理失靈。近幾年，歐盟在公開文件中多次提及市場失靈問題，雖然不便公開譴責美國推動全球市場的無序發展，但它在與美國的“跨大西洋伙伴關系協定”談判中堅持市場規范的高要價。2014年，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在歐盟委員會工作計劃的“十點優先”工作目標中開宗明義地提出，歐盟的就業、增長和投資等領域出現的問題就是源於市場失靈。他提出，要投資於內部市場建設、投資於市場缺口、投資於市場缺失的領域，通過投資引導，聚集更多的政府和資本力量共同彌補市場失靈造成的投資鴻溝。但問題在於，在不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前提下，建設歐洲共同市場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市場失靈問題。

二戰結束后的歐洲曾深刻反省市場失靈和政治失衡，從制衡思維轉向了共同體思維。經濟共同體建設使歐洲一次又一次地躲過了市場失靈的沖擊。但是，自由市場力量的發展逐漸超出了歐盟制度的規范能力，全球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一次又一次地把歐盟推向危機邊緣。歐盟既缺乏針對市場失靈進行投資和分配的權力，也缺少能平衡競爭性勞工市場和民主制度並且能夠同時維護資本利潤、經濟發展潛力和勞動者尊嚴的有效治理體制，英國脫歐更是使本已進展緩慢的歐洲共同市場建設瀕臨困境。在日益加重的市場失靈面前，歐盟治理捉襟見肘。

決策過程緩慢，治理效率低下

歐盟是民族國家自願轉移主權、通過國際條約實現聯合的產物。歐盟成員國在轉移一部分權力給歐盟的同時，繼續保有一部分權力。國家治理權力的分割、民主授權的不足（或稱為“民主赤字”）是一種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勢必造成歐盟的決策過程緩慢、治理效率低下、治理功能缺失。例如，歐盟的雙層治理體制（歐盟層面+成員國層面）造成了立法的碎片化，多種法律體系同時運行，法律條文內容重復甚至相互抵觸，大大降低了決策效率和效果。再如，歐盟的“決策不透明”和“行政官僚化”飽受詬病﹔同時，由於歐盟各成員國差異巨大、決策程序復雜、信息不對稱，民主流於程序化、符號化、簡單化、絕對化。在信息不對稱、責權利不匹配的條件下，所謂的“民主投票”成了政客免責的工具。

英國脫歐公投的結果引起歐洲知識階層反思：民主的真諦到底是什麼，如何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歐洲現行體制的合法性何在，應該如何體現合法性？民主體制怎樣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人口流動和社會轉型，是回到極右勢力要求的社會封閉，還是實現更大范圍的民主？等等。歐洲對於民主的理論思考和實踐經驗都不足以應對其民主制度受到的巨大挑戰。因此，每當歐洲出現危機，極端民族主義就會抬頭。

同時，目前的歐洲社會非常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方面，歐盟力促機構改革和去官僚化，希望能使歐盟治理機制更加接近民眾、更加開放、更加負責任、更加有效率﹔另一方面，民族主義甚至是民粹主義的聽眾越來越多，民眾因為看不到歐盟發展的前景，隻能懷念過去的輝煌﹔還有一部分民眾認為歐盟是一種制約經濟全球化的力量，希望擺脫歐盟治理體制，更加自由地融入經濟全球化。所以，歐盟經濟越是不景氣，歐盟政治就越是沒有向心力﹔歐洲政治決策越是繁雜低效，歐洲經濟就越是難以恢復發展。政治和經濟的制度性錯位致使歐盟前行的道路十分坎坷。雖然所有的理性思維都指向歐洲一體化發展不可逆轉，但如果歐盟不能有效地補足民主參與和有效治理的制度短板，那麼，不斷重復的全民公投方式將會繼續給歐盟體制帶來致命打擊，促使歐洲滑向衰落。

民眾對社會政策缺乏認同

上世紀70年代，歐洲工業化國家內部的社會認同度較高，產生了不同模式的“福利國家”。一些西歐和北歐國家通過社會再分配制度，既提高勞動力素質，又提高企業競爭力。歐洲經濟共同體建設還為歐洲企業創造了更大更好的內部市場，在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之間形成過良性互動。但是好景不長，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歐洲競爭力的持續下滑，歐洲的社會和諧機制受到嚴峻考驗。歐洲共同體建立以后，一邊快速擴大內部市場，一邊延續歐盟一些發達成員國的“社會伙伴關系”，在歐盟范圍內鼓勵“最佳社會實踐”，帶動了南歐成員國社會福利水平的向上趨同，這成為其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降低的重要原因。龐大的福利開支也是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后，西部歐盟國家主動地、南部歐盟國家被動地削減社會福利、緊縮公共財政，試圖提高市場競爭力。然而，這種緊縮在歐盟內部並沒有達成社會共識，在發展並不均衡的歐盟國家之間出現了諸多矛盾，特別是面臨大幅削減社會福利的南歐國家民眾通過罷工、示威、游行和投票反對等方式表達強烈不滿，給政府造成了巨大壓力。

在越來越大的社會鴻溝面前，歐盟各成員國政府用於干預社會的能力和權力卻越來越小。而逐漸獲得了更多權力的歐盟由於沒有統一征稅的授權，無法在歐盟全境有效地干預市場和社會，無法提供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在歐盟內部，資本和社會之間固有的利益矛盾不僅沒有得到解決，而且繼續擴大。資本的趨利給勞動力市場帶來了結構性變化，而富人逃稅則大大削減了成員國社會再分配的財力。歐洲議會報告說，每年約有1萬億歐元原本是應當繳納給歐洲國家政府的稅款，卻借助稅收優惠或者異地納稅等方式逃脫了。這種情況使歐洲國家用於社會再分配和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資源逐漸枯竭，而歐洲民眾不斷採用各種方式抗拒社會福利水平的降低，使歐洲社會體制處於臨淵涉險的境地：一方面要通過降低勞動力成本提高競爭力，另一方面又不能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因而，隻能同時採取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措施，既要鼓勵企業參與全球競爭，又要保護歐盟內部市場﹔既要加大人力資源領域的社會投資，又要努力削減社會福利投入。

目前，歐洲民眾的不滿情緒不僅表現為反分配不公和反財富鴻溝，而且表現為反經濟全球化、反歐洲一體化甚至反對歐洲聯合的基本價值和基本原則，特別是反對貨物、人員、服務、資本“四大自由”中的人員自由流動。在很多沒有從經濟全球化中獲益的民眾看來，是其他國家工人的流動、是移民和難民、是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改變了他們優裕的生活和美好的預期，他們的未來可能要像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一樣，以辛苦勞作換取微薄收入，就連家門口的工作也會被移民搶走。他們對未來的社會安全和地區安全都感到擔憂。歐洲媒體的報道傾向加劇了這種擔憂，形成了一種反對現行制度的情緒，回歸小國寡民的呼聲和訴求甚囂塵上。在最近的歐盟峰會上，建立歐盟層面的“社會支柱”被重新提起。歐盟的決策者們明白，沒有社會的支持，歐盟將沒有前途，歐洲經濟也難以真正復蘇。但是，建設“社會支柱”不僅需要正確的政策，更需要合法的體制、可靠的財源以及民眾對社會政策的認同，而這一切都需要歐洲進行深入的制度性改革。在全球化、區域化和向民族國家回歸這幾股力量展開競跑的時代，在資本自由、社會離散、政治混沌的條件下，歐洲要想突破制度桎梏、走上發展坦途，實非易事。（周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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