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收入分配，破解高储蓄率困境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储蓄率从2000年的37.6%提高到2011年的51.8%，明显高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更高于发达国家；同期消费(尤其是国内消费)一路下滑，其在GDP占比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了2011年的49.1%。

　　近年来，中国储蓄率持续走高，消费增长却相形见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究其原因，无非一是居民收入总体偏低，因此不愿多花钱；二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长期不足，居民不得不对未来进行“预防性储蓄”，因此不敢多花钱。专家开出的“药方”，也是一要提高居民收入，增强消费意愿；二要增加公共财政对民生的支出，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帮助居民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降低“预防性储蓄”意愿，等等。

　　上述原因及“药方”，已算不上特别专业的高论，一般人多少都能明白个中道理。不过，有关报道揭示的另一层关系，却似乎不大为人所知——近十年来，中国居民储蓄占国民总储蓄比重呈下降趋势，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占国民储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的高储蓄率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和企业储蓄高导致的。原来，重储蓄、轻消费不但是多数居民的普遍倾向，也是政府和企业的普遍倾向，并且这一倾向在政府身上体现得更明显。而政府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公共财政对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的支出不足，居民因此不能享有充分的社会保障，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这就与居民“不敢多花钱”的原因对应起来，表明居民储蓄率高与政府储蓄率高有着内在的关联。

　　简单地说，国民收入主要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进行分配，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特别是政府储蓄)较高，足以反证政府和企业(特别是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较大优势。这种收入分配“强政府弱居民”、“强资本弱劳动”的失衡态势，反映了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偏低的问题，这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内在地需要普通居民提升自身素质，以提高自己作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但是，我国劳动力供应相对充裕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单靠市场机制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难度较大。在市场作用之外，政府应把向居民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支持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帮助居民通过提高素质和技能来增加劳动报酬；同时要履行指导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职能，推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通过严格劳动执法，协调劳资双方的公平博弈，帮助劳动者提高劳动报酬。

　　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要在再分配中改变“强政府弱居民”态势，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要求政府合理运用累进税率、提高个税起征点、结构性减税等税收手段，将高收入阶层的部分收入转化为普通居民的“收入”。更关键的是，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在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消费支出，人大和社会公众要加强对政府预算的监督，严格落实预算对政府支出的法律约束，大幅度压缩包括“三公”经费等行政经费，将更多政府收入转化为普通居民的“收入”。

　　为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与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多方面改革紧密结合，强化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建立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效破解“中国式高储蓄率困境”。（潘洪其）

(来源:新民晚报)